自由貿易理論

在實踐中，自由貿易也成為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在全球竭力推崇的政策目標。然而，縱觀國際貿易歷史，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選擇卻長期背離自由貿易原理，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才不斷傾向開放和自由化，而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又促使人們對自由貿易理論特別是比較利益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進行重新思考。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在國際分工和貿易中所處地位及條件不同，自由貿易的利益在這兩類國家間的分配存在著巨大差異。

自由貿易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表明，它既能增進貿易利益，又帶來不可避免的代價。但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在貿易自由化中的獲利及付出的代價大小是不一的，有的國家經濟地位提升了，有的卻被邊緣化了。—個重要原因是自由貿易理論所描述的自由貿易利益的實現有著或明或暗的一系列前提條件，而不同的國家這些貿易條件的具備程度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對自由貿易政策不能一概照搬。

亞當·斯密是自由貿易理論的創始者，首創性地提出了分工學說。他的絕對利益論認為，不同國家生產同樣的商品成本不同，一國應放棄成本絕對高的，而選擇成本絕對低的進行專業化生產，並彼此進行交換，這樣兩國的勞動生產率都會提高，成本會降低，勞動和資本能得到正確的分配和運用。而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需要自由貿易的國際市場。因此，他認為自由貿易是增加國民財富的最佳選擇。但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論無法解釋當一國在所有產品的生產成本上較之另一國均處於絕對優勢或絕對劣勢時，仍能進行相互貿易的原因。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則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該國應根據“兩優相較擇其重，兩劣相較取其輕”的比較利益法則，選擇優勢較大或劣勢較小，即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行專業化生產，而放棄優勢較小或劣勢較大產品的生產，並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說成為以後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基石，為自由貿易政策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根據。此後，國際貿易理論的主流學派就—直倡導自由貿易，並將其作為貿易政策追求的理想目標。而在貿易實踐上，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19世紀中期以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英國為主的各主要西方國家都實行了自由貿易政策。二戰後迅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以及GATT和WTO所建立的多邊貿易體制都深受此理論的影響。

《國富論》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自由貿易利益在不同類型國家間的實現是不均衡的。而且，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和李嘉圖的自由貿易理論是在理想經濟分析模型中建立的，這也是自由貿易理論的前提。這一模型主要包括三個基本假定，一是“簡單化”的假定，即假定貨幣是“中性化”的參加貿易的國家只有兩個、商品只有兩種、生產商品的要素只有兩類，不考 慮商品的運輸費用；二是“靜態化”的假定，即假定一國的生產要素總量、生產技術水平、國民收入分配形態、居民消費偏好是既定的、不變的，生產要素在國際間不能自由流動；三是“完美化”的假定，即假定參與貿易的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市場完全自由競爭，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前提及按自由貿易理論所論述的國際分工格局自由地參與國際貿易外，自由貿易理論所描述的自由貿易利益的實現還有著其暗含和內在的其他前提。主要是：

1．國際分工可按各國的絕對或比較優勢無條件進行。

可以說，分工是兩國進行貿易和獲得貿易利益的前提條件，只有實現分工，自由貿易理論的貿易利益才能實現。在現實經濟中，在自由貿易理論所論述的市場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兩國各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能夠進入對方國家市場，分工是能夠實現的。而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於劣勢的國家，其有比較優勢而沒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要在市場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進入對方國家市場是很難的。畢竟，劣勢產品佔領強勢產品的市場是不符合成本和價格競爭法則的。相反，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都處於優勢的國家，則可以完全佔領劣勢國家的市場。但自由貿易理論暗含的前提是自由競爭下分工可無條件進行。

2．因分工造成的各國產業調整無須成本。

若按自由貿易理論所述，兩國根據各自的絕對或比較優勢所在進行分工和專業化生產，那麼，原來投資於絕對劣勢和比較劣勢產業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必須移到新選擇的產業上來，有些具有專甩性的資產如生產設備則將被淘汰。而無論是轉移或被淘汰，作為國家範圍的產業調整，成本都是巨大的。這一成本在兩國貿易利益中所佔比重有多少，以及由於該成本的存在，產業調整乃至國際分工能否順利達成，自由貿易理論在闡述它的理論基礎和貿易前提—分工時，沒有予以考慮。而與之相對的，現代動態競爭的貿易理論就認為，調整既不是瞬間發生的也不是不需成本的。

3．各國市場容量相等，貿易收支完全平衡。

在自由貿易理論關於參加貿易的國家只有兩個、商品只有兩種、商品生產要素只有兩類的假定，即“2—2—2”分析模型中，還暗含的—個前提就是，兩國各自的出口額等於對方的進口額，貿易收支完全平衡。即兩國的市場容量相同，國內的供求處於恆定均衡狀況。然而，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取決於市場範圍的大小。對外貿易也取決於本國和對方國家市場的需求和供給能力。不同的供求狀況，導致不同的貿易結果，並非只要有絕對和比較優勢就可以完成自由貿易。在現實經濟中，各國或多或少地存在貿易順差或貿易逆差，幾乎不存在貿易收支完全平衡的狀況也證明了這一點。

4．規模報酬不變。

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發展了比較利益學說。他們創立的要素稟賦論認為，各國的要素稟賦是有差異的，要素的稟賦狀況影響要素的價格，進而影響產品的生產成本，一國只有專業化生產和出口其豐裕要素密集型的產品，進口稀缺要素密集型的產品，才能獲得貿易利益並增加整個社會福利。要素稟賦論是以資源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利益理論。作為繼絕對成本論和比較成本論之後最有影響的自由貿易理論，其研究模型和假定與比較利益論基本—致，但相對於比較利益論的各國勞動生產率或技術水平差異既定的假定，要素稟賦論假定各國勞動生產率或技術水平是不存在差異的，因此，其另一重要假設是規模報酬不變，即廠商的生產函數不隨其規模的擴大而改變，因而擴大規模影響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貿易的基礎。

自由貿易理論的要點有：

（1）自由貿易可形成互相有利的國際分工。在自由貿易下，各國可按照自然條件，比較利益和要素豐缺狀況，專門生產其有利較大或不利較小的產品，這種國際分工可帶來很多利益，如專業化的好處、要素的最優配置、社會資源的節約以及技術創新等等。

（2）擴大真實國民收入。各國根據自己的稟賦條件發展具備比較優勢的部門，要素就會得到合理有效的分配 和運用，再通過貿易以較少的花費換回更多的東西，從而增加國民財富。

（3）自由貿易下，由於進口廉價商品，國民開支減少。

（4）自由貿易可加強競爭，減少壟斷，提高經濟效益。企業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要與外國同行進行競爭，這樣就會消除或削弱壟斷勢力，從長遠看，能促進一國經濟增長。

（5）自由貿易有利於提高利潤率，促進資本積累。對外貿易可阻止國內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通過商品進出口的調節，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入水平，增加資本積累，使經濟得以不斷發展。

自由貿易理論的演變與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60年代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第一次產業革命使得自由貿易理論開始出現，這一時期的自由貿易理論通常稱之為古典學派的自由貿易理論；第二階段是在19世紀中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資本主義進入壟斷時期，第二次產業革命的發生使自由貿易理論的發展出現了重大轉折，這一時期的自由貿易理論可稱之為現代學派的自由貿易理論；第三階段的自由貿易理論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自由貿易理論，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現帶來了自由貿易理論的創新和全面發展。

1徠．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

古典學派的自由貿易理論以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論和約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為發展主線。

斯密在其經典巨著《國富論》中特彆強調指出，由於自然與社會因素的差異，各國在生產同種商品時會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因而形成各自絕對生產成本的差異，也就是各自絕對優勢的不同。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原因在於該國在生產某種商品時存在絕對優勢。

基於絕對成本論的研究成果和重大陷阱，李嘉圖以相對成本論補充和發展了這一學說，回答了絕對成本一理論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李嘉圖指出：當一國同另一國相比，其在兩種產品的生產中均處在絕對劣勢(優勢)時，只要它在兩種產品上的比較成本同另一個國家相比是有差別的，則仍有資格(必要)參與自由貿易。比較成本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每個國家都會有一種比較優勢，或者說是相對優勢，都能通過貿易獲得比較利益。這裡的比較優勢，就是更大的絕對優勢和更小的絕對劣勢，即“兩優相權取其重，兩劣相權取其輕”之理。關於貿易利益的分配問題，英國經濟學家穆勒運用相互需求原理做出了一定的解釋。首先，他運用比較優勢原理，說明實際貿易條件必定介於兩國國內兩種商品交換比例所確定的上下限之問，超出上限或下限，國際貿易不會發生。其次他得出結論，實際的貿易條件取決於貿易國各自對對方商品的相對需求強度。外國對本國商品的需求強度大於本國對外國商品的需求強度，實際貿易條件就接近於外國國內這兩種商品的交換比例，這個實際的貿易條件對本國就有利。反之，如本國對外國商品的需求強度大於外國對本國商品的需求強度，則實際貿易條件就接近於本國國內這兩種商品的交換比例，這個實際的貿易條件對外國就有利。

2．現代學派自由貿易理論

現代學派的自由貿易理論以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的生產要素稟賦學說以及其後提出的與生產要素稟賦說相背離現象的里昂惕夫之謎為發展主線。

生產要素稟賦學說又被稱為赫—俄模型，其主要內容是：不同商品的生產需要投入不同的生產要素比例，而不同國家所擁有的生產要素是不同的，因此，一國應生產那些能密集地利用其較充裕的生產要素的商品並出口，以換取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其較稀缺的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各種要素的價格將會因商品和生產要素的移動以及進一步發展或因其中一種遇到較小阻力而趨於均等化。

在早期，里昂惕夫對赫—俄原理確信不疑，按照這個理論，一國擁有較多的資本，就應生產和輸出資本密集型產品，而輸入較稀缺的勞動力要素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基於以上認識，他利用投入一產出分析方法對美國的對外貿易商品結構進行具體計算，其目的是對赫—俄原理進行驗證。結果發現，作為世界上資本最充裕的國家，美國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即要素充裕度差異不能有效地決定貿易方式。這一由里昂惕夫發現的赫一俄理論與貿易實踐的巨大背離現象使美歐國際貿易學術界大為震驚，被人們稱為里昂惕夫之迷或里昂惕夫悖論。里昂惕夫之謎引發了西方經濟學界大規模的辯論和驗證，由此帶來了二戰以後自由貿易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3．二戰以後自由貿易理論

二戰以後的自由貿易理論根據其成因可以分成兩大群：第一群是為解釋里昂惕夫之謎而產生的，被稱為新要素貿易論；第二群是為解釋新的國際貿易格局而產生的，可稱之為國際貿易新理論。新要素貿易論認為，在考慮國際貿易中商品的比較優勢時，人力技能、技術進展在國際貿易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它是對生產要素稟賦學說的發展與補充，所不同的是賦予了生產要素新的內涵，突破了原來的局限，這一理論群主要有人力資本論、人力技能論和技術差距論。關於國際貿易理論的創新，囿於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僅介紹國際貿易原因理論。它們主要有：需求相似理論、規模經濟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產業內貿易理論。首先讓我們來分析一下當代國際貿易的實踐，調查結果發現有三個十分顯著的貿易事實不容忽視：知識密集型產品在國際貿易總量中的比重不斷上升——貿易產品知識化；工業化國家經濟結構的趨同化；部門內貿易的主導化。這些是傳統的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和不能預見的。針對這些重大變化，國際貿易新理論做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解釋。

進一步分析各階段的自由貿易理論學說，可以發現，它們對於生產要素的分析和在闡述貿易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兩個方面存在著很強的繼承和發展關係。

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在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對國際貿易進行了最初的系統的理論研究，特別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成本學說，是研究國際貿易原因的第一座里程碑。它們是此後許多國際貿易理論得以補充、引申和發展的根源，尤其是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至今仍是國際貿易理論的核心。在假定生產要素在國際間不能自由轉移的前提下，勞動成本的絕對差異或比較差異成為國際貿易產生和發展的原因。

現代學派的自由貿易理論以生產要素稟賦學說為主體，它把貿易理論的分析擴大到一個要素以上，即資本和勞動力雙要素分析法，明確提出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唯一原因。

新要素貿易論和新貿易理論從某些方面說明了各國在貿易競爭優勢中存在差距的原因，但它們的解釋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例如，規模經濟理論指出規模經濟是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但什麼國家的公司會獲得這些優勢？在哪些產業？技術差距論未能解釋技術差距為什麼會出現？什麼國家會獲得技術領先的優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未能解答：為什麼一些國家的某種產品在國內市場很小或發展緩慢的情況下仍能成為世界領先者？為什麼許多國家的產業並沒有像該理論預測的那樣失去競爭優勢？面對這些新問題，邁克爾·波特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範式即“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能否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取決於該國的國家競爭優勢，而國際競爭優勢是由以下六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決定的，它們是要素條件、需求條件、市場結構與公司戰略、相關產業與支持性產業、政府以及機遇。波特的理論較好地填補了新貿易理論的空缺。當然，沒有一個絕對好的理論可以完全解釋所有的貿易現象，隨著國際貿易實踐的不斷發展，貿易理論也將隨之獲得完善與發展。

自由貿易理論自誕生以來，就一直是國際貿易的核心理論，成為整個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主線，甚至成為國際貿易理論的理念和目標，對後世各種不同類型國家的貿易理論和政策選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在實踐中，自由貿易也成為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在全球竭力推崇的政策目標。然而，縱觀國際貿易的演進歷史，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選擇卻長期背離自由貿易原理，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才不斷傾向開放和自由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迅猛發展，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的聯繫Et益緊密。對外貿易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同時，自由貿易理論也不斷地通過規則和一系列制度的制定而被應用到實踐領域，成為指導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指針。中國於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更加頻繁，貿易的自由度進一步擴大。我國從貿易往來中獲得的巨大收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充分利用國內廉價而豐富的資源，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根據自由貿易的比較優勢原理，一個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往往出口需求大，以這種產品所需資源為基礎的產業就得以發展，以前閑置的資源能夠被利用，可以使國內一些資源的價值提高。中國具有資源優勢，但由於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大量資源被廉價地閑置。通過對外貿易，中國已經把國內資源轉換成具體的多樣化的出口產品，提高了資源的使用效率。

2．補充稀缺資源，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和諧發展

除了固有的資源分佈所導致的部分資源短缺外，中國在發展經濟，尤其是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生產最終消費品所需的資本品、機器設備、中間投入品、技術以及管理經驗等資源也存在大量缺口。這在我國經濟發展的20多年的時間裡已經充分顯現出來。通過自由貿易可以使中國獲得這些必需的短缺資源，並由此帶動國民經濟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同時，通過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還可以爭取時問、節省資金、少走彎路，加速經濟發展。

3．帶動其他產業和行業發展

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產業往往是其主導產業，出口的增長，會對國民經濟增長產生較大拉動作用，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同時，對外貿易也是需求傳遞的重要渠道。通過自由貿易，發達國家的大量現代化商品進入中國，使中國的消費偏好逐漸向這些新商品轉移，從而產生新的需求，進而刺激國內相關部門的生產擴張。當前，國際貿易的這種作用已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消費觀念傳人我國，促使中國的消費理念和投資理念不斷更新，並推動中國相關產業和行業的發展。消費和投資現狀也正彰顯了這些變化，如，假日經濟(休閑經濟)、美容經濟、大量中介服務機構的出現。

當然，自由貿易除了給中國帶來上述利益以外，還帶來了其他方面的益處，如，降低了貿易領域的交易成本，增加了整個社會福利。因為相對靈活、自由的貿易使得往來各方遵守共同的交易規則或國際慣例，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費用支出或合約執行成本及可能出現的尋租行為。因此，減少了貿易過程中出現的凈損失。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通訊技術和運輸等基本設施的發展，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國際貿易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納入到全球經濟網路之中，其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加深，經濟自由度也不斷擴大。但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又促使人們重新思考自由貿易理論特別是比較利益理論在一些國家的運用。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並且在國際分工和貿易中所處地位及面臨的約束條件也不同，自由貿易的利益分配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中國不斷推進的更加自由的貿易政策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喪失一部分經濟權利

自由貿易不僅使貿易商品，也使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變得更具流動性，且流動無序，使經濟運行速度加快，這不僅增加了政府實行宏觀調控的難度，而且使政府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中國綜合國力及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還比較弱，在部分產業或行業的國際分工中仍處於相對被動的地位，難以完全控制本國的生產結構和經濟局勢，特別是中國現在作為世界的“製造工廠”，許多研究、開發和銷售渠道並不掌握在手中。因此，中國在對外貿易過程中仍面臨著諸多限制和問題。而發達國家由於控制了國際經貿規則和制度安排，則可以在資本、資源、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世界市場上獲得最大化收益。因此，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貿易自由化更有利於發達國家構築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濟。而且在主要體現和反映發達國家利益的制度基礎上進行自由貿易，我國的國家主權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因此中國要想在整個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爭得平等的權利，獲得較好的國際發展環境，仍需要進行不懈的長期努力，以便能夠在遊戲規則和相關制度的制定中掌握更大的話語權，使中國能夠作為一個大國在世界市場上發揮作用，不斷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

2．支付高昂的產業轉移及調整成本

按自由貿易理論，一國根據各自的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和專業化生產。那麼，參與自由貿易的國家原來投資於絕對劣勢和比較劣勢產業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必須轉移到新選擇的產業中來，有些具有專用性的資產如生產設備則將被迫淘汰。對外開放以來，為了實現與國際接軌，中國已經對經濟結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和調整。計劃經濟時代及改革開放初期所作出的一些投資成了巨大的沉澱成本，由於缺少一個完善的市場體系，使之退出障礙非常大，且由於生產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相對落後，其產業轉移和調整的能力也較差，所以許多在發達國家通過一定的技術改造可以重新使用的資產，在我國則只能被淘汰。同時，由於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時期，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富餘勞動力，城市則出現了大量的下崗職工，他們再就業的能力比較差。因此，這種產業轉移可能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若處理不當，則可能影響社會的穩定。因此，無論是產業轉移還是產業淘汰，作為國家範圍的產業調整，中國付出的成本都將是巨大的。

3．某些行業或產業可能出現貧困化出口增長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資本一勞動比率較低，在國際貿易中主要是利用自身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比較優勢，以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工業製成品與發達國家高質量、高附加值的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製成品相交換，一些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因此，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只能以量取勝，靠低價竟銷，基本上屬於“貧困”出口。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的初期收益被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損失所超過。這種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和價格競爭力的出口模式，使得我國勞工福利被犧牲、收入分配格局惡化、內船增長受到抑制，以及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和動力被削弱。如我國許多產品經常受到反傾銷的調查，這已經使中國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並且影響了產品的國際聲譽。一些產品在進口國遭到某些群體的抵制或焚燒，如2004年9月發生在西班牙的焚鞋事件，2005年3月發生在俄羅斯的扣押裝著溫州鞋子的集裝箱事件，以及中國許多電子產品在國外被調查的一系列事件。這些事件都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和警醒，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爭取更多的主動權和發言權，以避免陷入“貧困化增長”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