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光熾
塗光熾
塗光熾(1920年2月14日—2007年7月31日),出生於北京,礦床學及地球化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名譽所長。
塗光熾於1937年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后參加革命工作;1944年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畢業;1949年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1950年9月回到中國,並擔任清華大學副教授;1951年至1954年在蘇聯莫斯科大學進修;1955年獲得副博士學位后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地質學院從事教學工作;1956年進入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工作,歷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79年至1985年擔任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7年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92年出任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任;1993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2007年7月31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8歲。
塗光熾早年參與和領導了祁連山綜合地質考察,領導了地球化學所華南花崗岩類地球化學研究,20世紀70年代從事層控礦床、鐵礦及金礦研究。
塗光熾院士,生於1920年,卒於2007年,享年87歲。湖北黃陂人,1920年2月14日生於北京;1937年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1944年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1949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獲博士學位,1949—1950年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助理研究員(ResearchAssociate);1949年8月他在紐約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1951年在清華大學任副教授,並首先在中國開設地球化學課程,1951—1954年在蘇聯莫斯科大學進修,1955年任北京地質學院副教授,1956年在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自1960年起任副所長。同期仍兼任北京地質學院、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教授。1966年起一直任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3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塗光熾
塗光熾先生是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和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的奠基人。上世紀60年代,他和侯德封等老一輩科學家根據國際地學發展和中國經濟建設、地學科研工作的迫切需要,不失時機地集中優勢科研力量,在貴陽組建了中國第一個地球化學專門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在20世紀90年代,他又建立了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40多年來,他為兩所的建立、發展和壯大付出了畢生心血。
曾任第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七屆貴州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獎勵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礦物岩石地球化學學會名譽理事長。兼任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教授,《中國科學》、《科學通報》編委,中、英文《地球化學》、《礦物學報》主編。自1987年起為美國地質學會終身榮譽會員,曾任《EarthandPlanetaryScienceLetters》雜誌國外編委。
1920年2月14日,塗光熾出生於北京,籍貫湖北黃陂。從小跟隨父親在漢口第四小學和武昌實驗小學求學。
塗光熾(4張)
1937年,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后,參加革命工作,發動群眾、組織抗日的活動。
1938年8月,被指派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五期四大隊學習。
1939年6月,畢業後繼續在陝西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40年,進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習,期間參加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1944年,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畢業。
1946年1月,赴美留學,進入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繼續攻讀地質學專業。
1949年,從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畢業,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擔任助理研究員(Research Associate);8月,在紐約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0年9月,衝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投入到地球科學的建設事業中。
1950年—1951年,擔任清華大學副教授,並首先在中國開設地球化學課程。
1951年—1954年,在蘇聯莫斯科大學進修。
1955年,獲得副博士學位。從莫斯科大學回到北京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地質學院從事教學工作,擔任副教授。
1956年,在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同期兼任北京地質學院、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教授。
1960年,擔任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副所長。
1956年,參與了制定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長遠規劃的工作。
1979年9月—1985年12月,擔任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92年,出任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任。
1993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2007年7月31日15時20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88歲。
塗光熾從事地學研究近70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論、新觀點,為地球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20世紀50年代在祁連山及西北乾旱地帶作綜合地質考察。60年代從事華南花崗岩類有關礦床及鈾礦地質研究,70年代除繼續此項研究工作外,著重從事富鐵礦床研究。80年代主要研究層控礦床,後期側重新疆北部及黃金地質並持續至今。90年代開始超大型礦床、低溫地球化學及分散元素成礦研究。1982年,“華南花崗岩類地球化學”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1985年,獲中國科學院“竺可楨野外工作獎”;1987年“中國層控礦床地球化學”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93年,“中國金礦主要類型、成礦模式及找礦方向”獲國家黃金管理局一等獎(以上著作中為第一作者);1995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地球科學);1996年,《中國礦床》專著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擔任鉛鋅礦床部分)。
“紀念塗光熾先生誕辰90周年大會暨塗光熾學術思想研討會”定於2010年4月12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設想要海闊天空,觀察要全面細緻,實驗要準確可靠,分析要客觀周到,立論要有根有據,推論要適可而止,結論要留有餘地,文字要言簡意賅。”這是已故中科院院士塗光熾對科技人員和研究生的要求。在今天舉行的塗光熾誕辰90周年大會暨學術思想研討會上,歐陽自遠院士引用了這段話,以警示後來者。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在給大會發來的賀信中也引用了此語,希望今天的科技界銘記。
塗光熾是我國著名的礦床學家、地球科學家和我國地球化學學科的奠基人。他為我國國民經濟建設、國防和地球科學事業的發展以及地球化學優秀人才的培養做了卓越的貢獻。他的足跡遍布除南極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六大洲,汗水灑在了除台灣、西藏以外的我國各地,他的考察遍布國內外的600多個礦床——塗光熾的院士稱號是他用雙腳一步一步“丈量”出來的。
歐陽自遠說,塗光熾具有“赤誠的愛國熱忱、求實的研究作風、持續的創新精神、一貫的嚴謹學風,終生追求真理”;徐冠華院士讚許塗光熾一生“坦坦蕩蕩做人,勤勤懇懇做事,嚴嚴謹謹做學問”;路甬祥則稱塗光熾是“地學大師,學界楷模”。
塗光熾院士桃李滿天下,由他親手培養的博士、碩士研究生包括:歐陽自遠(院士),趙振華(中科院廣州地化所),劉叢強(院士),李獻華(中科院地質所),周永章(中山大學),黃偉林(美國),胡耀國(廣東),吳豐昌(北京),陳振樓(上海),黃琳(美國),魯觀清(加拿大)等。
他指導的博士后包括:胡瑞忠(中科院地化所),周懷陽(同濟大學),陳衍景(北京大學),倪師軍(成都理工大學),王京彬(中國有色),肖榮閣(地大北京)胡斌(中南大學)等。
“地學大師,學界楷模”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路甬祥為《紀念塗光熾院士九十誕辰文集》的題詞。
塗光熾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他所鍾愛的地球科學事業,在礦床學和地球化學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為中國國民經濟建設和地球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一生始終和國家、人民的事業緊密聯繫在一起。
塗光熾先生的青年時代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時期,他以極大的愛國熱情積極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他離開大學赴陝西參加發動群眾、組織抗日的活動。在黨的領導下,他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中緊張工作,為組織抗日力量作出了貢獻。1938年8月,他受黨指派到延安抗大五期學習,1939年6月畢業后,繼續在陝西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40年,他在回西南聯大學習期間,遵照黨的方針,結交進步同學,幫助中間同學,積極參加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抗戰勝利后他赴美留學,邊學習邊工作,組織並負責留美進步學生組織,團結廣大留美學生,使他們更多地認識和了解祖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形勢,為動員、組織中國留學生返回祖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後來,這些留學生中的很多人成為中國建設事業的棟樑,他本人也於1949年8月在紐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說:“我能參加共產黨,這使我政治上有了歸宿。”1950年9月,他衝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投入到地球科學的建設事業中。他後來總結說:“正是從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開始的60多年的各種實踐,塑造了我的一生。”
在70多年的科學研究生涯中,塗先生始終以國家需求為己任,以國民經濟建設為中心,確定研究所的戰略定位。上世紀60年代,為發展國防和核工業,他組織地球化學所開展了鈾礦資源的調查研究;為滿足國民經濟現代化所需的稀有、有色金屬資源,開展了南嶺地區花崗岩類與成礦綜合研究及四川攀枝花、內蒙古白雲鄂博、甘肅金川等礦床的物質成分、賦存狀態及綜合利用研究;組織開展了富鐵礦床地質地球化學研究和金礦成礦規律、找礦方向及選冶技術研究。上世紀80年代初,為貫徹國家經濟建設重點逐步西移的戰略,提前為西部大開發作好礦產資源準備,塗先生和孫鴻烈等專家在國家科委領導下,組織了國家攻關項目——“加速查明新疆礦產資源的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學綜合研究”(305項目)。塗先生這種堅定不移地以國家需要為己任的精神已深深紮根於兩所幾代科技人員心中,成為科技工作的目標和方向,使兩所在事關中國重大礦產資源基地的礦床物質成分、賦存狀態、綜合利用、成礦規律及找礦方向的綜合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塗先生經常教導我們“要把雙眼緊緊盯在經常變化而又豐富多彩的學科前沿上,結合國民經濟需求提出新方向、新課題”。早在上世紀60年代,塗先生根據鈾礦成礦特點提出“相當多的鈾礦床是改造成礦作用的產物”,這一新觀點成為他後來組織領導中國層控礦床地球化學研究的基礎,這一成果還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20世紀80年代後期,塗先生考慮到超大型礦床對解決礦產資源、建立礦業基地的重大意義和國際上剛剛提出超大型礦床全球背景研究的設想,及時提出了在中國開展尋找超大型礦床有關的基礎研究,該項研究被列入國家攀登計劃。在該項目的研究中,他提出了有關超大型礦床的概念、分類、類型選擇及中國超大型礦床時空分佈規律、形成機制;在新疆305項目研究中,他提出了世界第三大成礦域——中亞成礦域;在2003年,立足於地球科學的宏觀性和區域性,他又提出了“比較礦床學”。在他因病住院前4個月舉行的全國礦床大會上,他仍提出了二氧化碳與金、鈾的成礦作用,即使在他臨終前的病榻前的衣物中,仍帶著有關二氧化碳與金、鈾的成礦作用的資料。病魔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這項研究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件憾事!
塗先生對地質科研事業充滿信心。在上世紀90年代初科研體制改革初期,中國地質科研也受到國際礦產資源蕭條的影響,科研經費短缺。在這種形勢下,不少科研人員對工作失去信心,針對這種現象,塗先生從國家需要和學科發展的戰略高度分析形勢,鼓勵大家。他在寫給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全所職工的信中說:“在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擁有量少、生態環境惡化、災害頻發的國家裡,把調整人與自然的關係工作搞好是頭等重要的事,任何事業的發展都不可能一帆風順,總是起伏不平,高峰與低谷交替。但從長遠看,在調整人與自然關係的事業中,地學佔有很大的分量,而地球化學的貢獻是不可缺少的一環。”他要求全所科研人員“以事業為重,想方設法克服困難,開拓思路,堅守陣地,為建立新的人與自然關係的偉大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堅持下去,就是勝利”。塗先生高瞻遠矚的分析和鼓勵,堅定了全所職工克服困難的決心,開創了科研工作新局面。
塗光熾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自覺運用自然辯證法指導自己的科研實踐。他倡導開展地球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與討論,建議中國礦物岩石地球化學學會設立地球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研究會,這對活躍地球科學的學術思想,提倡創造思維,推動地球科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塗光熾追求理論聯繫實際,他提出的找礦設想和思路,尤其在事關中國地質找礦方向等重大關鍵問題上,總是依據中國的國情和礦情,堅持實事求是,摒棄從眾心理,運用“逆向思維”,提出個人的見解,開拓新的局面。
1974年,中國掀起了尋找富鐵礦的高潮。當時,頗為強烈的找礦指導思想是尋找前寒武系古風化殼型富鐵礦,領導者這樣號召,同行也如此論證。他根據自己對中國前寒武系條帶狀鐵礦的研究實踐與理論分析,指出這樣的找礦思路存在著問題。他認為依據加拿大、澳大利亞、前蘇聯、美國、巴西這些產富鐵礦國家的富鐵礦部分為前寒武系古風化殼型,由此推論中國也應主要尋找古風化殼型富鐵礦,這樣的推論是不合適的。他在多次富鐵礦會議上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中國早前寒武系曾發生多次變質作用,很難在其中出現未變質或淺變質的富鐵硅酸鹽、碳酸鹽和硫化物建造,而後者正是後期形成風化殼型富鐵礦的基礎;中國早前寒武系主要產出鐵的氧化物建造,它們很難在後期風化作用中富集;中國地質歷史晚期相對劇烈的構造活動也不利於風化殼的滲透發育與保存。他認為,富鐵礦形成機制多種多樣,因而應廣開門路,不局限於尋找古風化殼型富鐵礦。
前寒武系古礫岩型金、鈾礦床一直是廣大地質工作者十分關注的找礦對象,因為無論就儲量、產量而言,這種類型的礦床多年名列世界前茅,中國也有不少地質同行提倡應尋找古礫岩型礦床。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他從剖析中國前寒武系發育演化的具體條件出發,論證了在中國產出古礫岩型金、鈾礦床的前景不佳,實際上較大規模的這種類型礦床在整個歐亞大陸都未曾找到過。他提出了中國金礦類型劃分的意見,並論證了哪些礦床類型在哪些地區最有前景。同時,他也強調了某些在國外出現的重要的類型在中國出現幾率不高的道理。
中國多年尋找富鐵礦、金礦、鈾礦的實踐證明,他從中國的地質實際出發,敢於實事求是,不生搬硬套別人的經驗與看法,因而其見解比較接近客觀實際,是正確的。
要做到實事求是,首先必須注重實踐。他是重視文獻資料的,但他更重視野外觀察和力所能及的實驗測試。他親自工作或考察過的國內外礦床有三百多個。在早、中期工作中,他爭取時間做顯微鏡下的觀察實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靠邊站”時,他看了大量光片、薄片。他認為只有在野外和鏡下觀察的基礎上,才能提出合理的測試和實驗方案。反過來,實驗測試結果應當與野外和鏡下觀察相結合,否則,片面強調數據,便有可能作出錯誤判斷。
一個地學工作者,應當自覺地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自己的業務實踐。但要做到這一點卻決非易事,要下大功夫才成。他分析了地學研究的三種制約因素:
(1)地質作用本身和地質體的形成是長期的、錯綜複雜的現在只能看到這些長期作用的最後結果,如要探索全過程則缺乏系統的理論、方法、手段,容易帶上主觀色彩。
(2)地學的區域性因素很強某一地帶的規律、現象不一定會出現於其他地帶,但在一個地區工作時間長了,就容易把對這一地區的看法推廣到其他地區,因而難免帶來一定的片面性。
(3)各種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的束縛
要突破上述三種制約因素,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觀實際,就要講究思維方法,處理好若干關係和矛盾問題。通過自己的長期業務實踐,他提出了地學工作者應當重視的八個問題,即:非此即彼與亦此亦彼;複雜成因與單一成因;將今論古與地球演化;突變論與漸變論;共性與個性;⑥開放體系與封閉體系;⑦野外觀察與實驗測試;⑧均一性與非均一性。
80年代,他曾多次探討了這八個地學思維問題,並寫成文章《地學中若干思想方法的討論》,發表於《自然辯證法研究》期刊,此文於該期刊創刊10周年之際被評為優秀論文。
這八個問題涉及地學在其數百年的發展歷史中的主要思想方法。這裡,他通過兩個實例說明自己長期堅持的思維方法。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論斷啟迪了他辯證思維的智慧,使他聯想到作為固體地球科學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成岩成礦理論,恰好在成岩成礦的某些關鍵認識上,長期以來主要是“非此即彼”觀點佔主導地位。從傳統成礦理論出發,礦床被看作不是外生的、沉積的、風化的,就一定是內生的、岩漿或岩漿熱液的、變質的。內生成礦與外生成礦被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成礦作用,即所謂“水火不相容”,中間不存在過渡類型。他認為在成岩成礦作用中,確實存在“非此即彼”,但不可能全部概括其類型,過渡型、“亦此亦彼”的成岩成礦作用也是廣泛發育的。作為實例,他列舉了現代洋底成礦作用,大量洋底塊狀硫化物礦床是在熱液介質中主要以沉積方式形成的,這是一種“亦此亦彼”。另外,洋底之上的水體中成礦以沉積方式為主,而洋底之下的岩石介質中成礦方式主要是熱液充填與交代,這又是一種“亦此亦彼”。
在地球地殼的各種各樣發展演化過程中穿插著漸變與突變現象。恰如其分地處理好這二者的關係,也要講究思維方法。他認為地學界長期以來實際上是均變論占統治地位,因而不少地學工作者不習慣於突變論觀點。然而,在自然界的各種災害中,如地震、火山爆發、洪澇等都是突變的表現形式。由於成岩成礦過程動輒以億萬年計,因而人們易於著眼均變而忽視突變。其實在地球演化的歷史長河中,許多礦種的形成過程都存在著漸變與突變現象。如鉛和稀土元素在太古宙時不成礦,但到中元古宙則大量成礦,形成一些著名的超大型礦床。這便是突變成礦的實例。
在他撰寫的論文和主編的專著中常常可以找到這方面的線索:如在討論層控金屬礦床與油氣礦床的異同時,他儘力排除人為因素的影響,列舉了金屬改造成礦作用與油氣成藏作用的許多類似和不同之處,它們之間並沒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他十分注意經常變化而又豐富多彩的學科前沿,並結合國民經濟需求,瞄準新的突破口,不斷提出新方向、新課題;進而親自組織實施,力求早日佔領新的學科制高點,在工作中逐步提出新認識、新見解。70年代後期,他察覺到層控礦床的重要性。“文革”剛剛結束,他即組織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的部分,圍繞層控礦床的概念、分類、形成機制、時空分佈、國內外對比等問題,多次展開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和討論,並引導大家進行層控礦床理論總結,在80年代出版了《中國層控礦床地球化學》3卷專著。根據同行專家評審意見,“此書是中國第一部層控礦床系統研究專著和理論總結,它在系統性、概念理解以及對一些問題的討論深度上,超過了國外以《層控礦床及層狀礦床》(1976—1981)13卷叢書為代表的成果”,本項研究於1988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80年代初,他根據在華南的地質實踐和在國外開始的關於A?型花崗岩的討論,提出了研究富鹼侵入岩帶的必要性。他定義的富鹼侵入岩包括成因上和時空分佈上密切聯繫的富鹼的硅不飽和、飽和和過飽和侵入岩類,否定了以往認為這些岩類成因上無聯繫的片面認識。之後,他又在北疆的地質考察工作中,進一步論證了富鹼侵入岩帶在造山帶地質發育演化上的重要意義並不亞於蛇綠岩帶。
80年代後期,考慮到超大型礦床對解決礦產資源、建立礦業基地的重大意義,以及國際上剛提出的超大型礦床全球背景研究設想,他及時論證了在中國開展有關尋找超大型礦床基礎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內容、措施、課題、技術路線等問題。經過多次醞釀與評審,最終成為由國家科委主持的基礎科學攀登計劃項目之一,他是該項目的首席科學家。基於過去幾年的項目研究實踐,他們已初步提出了有關超大型礦床概念、分類、類型選擇性,以及中國超大型礦床時空分佈規律、形成機制等方面的見解。類似的工作在國外比較零星且缺少系統性。
在金礦及其他礦產地質、地球化學領域的多年實踐,使他確信,在低溫條件下(<200℃,包括常溫和零下溫度)的一定介質中,金與其他金屬都可以成為活潑、易溶、可遷移元素,並可富集成礦;但經典成礦理論卻認為熱液金礦床主要是高、中溫礦床,而砂金則主要靠機械搬運而非化學搬運形成,除汞、銻之外的熱液金屬礦床也是在高、中溫條件下形成的。岩石學研究存在類似情況,即大於300℃和常溫的成岩實驗數據是大量的,而50—250℃區間的實驗數據則很少,因而低級變質作用、埋藏變質作用、成岩作用研究水平較差。上述情況不僅制約了成岩成礦理論的深入發展,對找礦評價也是不利因素。當20世紀80年代末,國外文獻中出現較多討論低溫成岩成礦的文章時,他抓緊這一時機,於90年代伊始便提出了低溫地球化學研究課題,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支持。從1995年結題情況看,本項研究在銀的成礦作用、低溫條件下一些元素的活動性實驗、吸附實驗、油氣田的埋藏變質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穎的見解與思路。
礦床學界和地球化學界一向認為分散元素不可能成礦,實際上分散元素礦物無論在數目和總量上都是很少的。但無獨有偶,在中國西南地區卻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鍺、碲、鉈、硒等分散元素形成獨立礦床或礦體的報道,這使他興奮不已,夜不能寐,反覆追思其奧秘所在。他想,究竟是什麼因素、條件、介質、環境、背景導致這些元素不趨向於分散,而趨向於富集成礦呢?這顯然是找礦和成礦理論上的重要課題,與環境保護也有密切聯繫。於是他又及時組織力量,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提出了立項申請,獲得批准並已啟動。初步認識是:分散元素可以成礦,但條件十分苛刻。
在成礦基礎理論問題上,他強調尊重前人早已建立的各種理論體系與學說,但也要敢於大膽突破某些傳統觀念的束縛。例如,他在經過多年的實踐與剖析后,認為成礦作用與成岩作用既有不少類似之處,又不宜完全等同起來。成岩作用涉及的主要是量大面廣的常量元素,而成礦金屬則多為微量元素。根據成因機理,岩石可以劃分為岩漿岩、沉積岩和變質岩三大類,但沉積作用(包括沉積成岩、風化等作用)、岩漿及岩漿熱液作用和變質作用尚不能囊括所有重要的成礦作用。1974年,他提出了一種新的成礦作用——改造成礦作用,並對它的概念、內涵、機制等進行了多次闡述與討論。據此,他還建議將礦床成因類型的三分法改為四分法。
在對礦床形成過程作了系統剖析后,他發現傳統的單成因觀點對某些礦床與礦床類型是難以應用的。早在1974年,他就指出了疊加成礦對某些礦床形成的重要性。1977年,他進一步以矽卡岩型礦床為例,闡明了這一類型礦床的多成因問題。此外某些礦床的形成過程持續時間甚長,具多期性;物質來源複雜,具多源性。這些礦床的形成也不是單一成因所能解釋的。當然,對某些礦床持多成因觀點並不排除另一些礦床具單一成因的特點。
他提出的改造成礦作用和礦床多成因論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成礦學說的不足,使之更接近成礦作用的客觀實際,在今天已被許多礦床學同行專家所接受。
他認為一個研究所、研究室可以為發展某一學科而設立,但不應為維護某一學派或某一學術觀點而設立;以行政手段打擊一個學派或不同學術觀點是錯誤的,但同樣,以行政手段扶持一個學派或不同學術觀點也未必正確,只有通過長期實踐,才能檢驗某一科學理論是否正確。因此,他認為研究單位對於各種學術觀點應力求兼容並蓄,不同觀點可以通過相互討論,在百家爭鳴中互相補充。
多年來,作為多單位協作攻關的若干科研大項目的負責人或首席科學家,他強調在合作科研中既要堅持學術民主,又要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力求更好地集中群體智慧,在某些關鍵問題上達成一致。例如,超大型礦床的定義和概念,有關這一項目的參加者觀點必須一致,否則就缺少最起碼的共同語言了。在討論超大型礦床與礦床密集區的空間分佈規律時,不同學者的思想側重點有所不同,如有的人從大地構造單元出發,有的人提出同位素急變帶的見解,有的人則對岩石圈厚度、地熱流異常等因素進行探索。此時此刻,作為首席科學家就不能只停留在“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水平上,而應力求高屋建瓴地進行多學科綜合分析,以便求得高層次的總結性見解。做到這一點很難,但他總是儘力去達到綜合認識的預期結果。
十多年前塗光熾也為自己和青年科學工作者提出了下列八句話作為座右銘:
設想要海闊天空,觀察要全面細緻;
實驗要準確可靠,分析要客觀周到;
立論要有根有據,推論要適可而止;
結論要留有餘地,表達要言簡意賅。
這是針對地學工作者說的。
地學的研究對象和實驗室是廣袤的自然界,固體地球科學要面向已生存和演化了長達45億年的地球。這些時空背景要求地學工作者的設想和思路必須開闊一些,要著眼於整個地球,而不只是周邊景觀;面對眼前地質現象,要回顧過去億萬年發生的地質事件。因此,不能拘泥於一時一地、一事一物。地學工作者要勤于思考,善於聯想、對比和推理。
推論要適可而止,結論要留有餘地——這些也是他針對地學工作者說的。他認為固體地球科學涉及地球與鄰近天體各圈層,上下數十億年歷史,尚待解決和深入研究的問題還很多,即未知世界還很遼闊。因此,地學工作者切忌推論過早過多,結論也不宜說得太死。但這決非含糊其詞、模稜兩可。
在他的八條座右銘中,關於觀察、實驗、分析、表達、立論等五條的提法,他認為科技界是會同意的,但另外三條,即上述關於設想、推論和結論的提法是否恰當,他本人也覺得沒有把握,希望能引起地學界同仁的討論和評議。
除了科研工作以外,數十年來塗光熾教授還做了大量教學、組織管理和外事工作。早在1950年他回國后,就在清華大學講授地球化學,這是在中國最早開設的地球化學課程。
1955年1月,塗光熾留蘇回到北京,他先到由派他留蘇的清華大學地學系和北京大學地質系、天津大學(原北洋大學)地質工程系和唐山鐵道學院地質組合併而成的北京地質學院繼續任教,開設了“找礦勘探”和“礦床成因”課程。他以當時的經典教材為基礎,結合留美期間所做的實驗工作和留蘇期間在烏拉爾等礦區大量的野外實踐,把國際上最新的理論和方法介紹給學生,因此,他的講課內容新穎而豐富,論證嚴謹而深刻。學生們說:聽塗先生的課是知識和思維的升華,是一種高尚的學術熏陶。他們為塗光熾老師講的每一堂課而傾倒,激發出對他深情的崇拜。1955年11月18日,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地質學院成立學術委員會,塗光熾副教授當選為學術委員會委員。後來塗光熾到中國科學院任職后仍兼北京地質學院副教授,繼續開設上述兩門課程。50年代後期,他仍在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大學兼課。195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立地球化學系后,他多次到該系講授礦床地球化學課程,後來他擔任了兼職的該系的副主任。因而中國地球化學學科的創立和地球化學事業的發展是和塗光熾的貢獻與建樹分不開的。
重視培養科研人才是塗光熾教授幾十年科研生涯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1956年他參與了制定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長遠規劃的工作,當時年僅36歲的塗光熾,除研究工作外還承擔了指導研究生的任務,除“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他從未間斷過指導研究生的工作。
在大海中學會游泳,在實踐中增長才能。塗光熾一再強調:“要學會獨立工作”;“研究生不同於大學生,要學會自學”;“要學會查文獻,熟習自己研究領域的進展”。每隔一段時間,塗光熾都要親自主持全室的學術會議,要每個人作各自領域相關問題的調研報告,既活躍了學術空氣,又使大家相互了解、相互學習、啟發思路、擴展知識,還使每個人學會組織材料、綜合分析、準確表達、提高水平。在培養研究生過程中,從課程、外語、選題、野外考察計劃、室內地球化學方法,到審定論文提綱,他都親自指導。他總是把研究生放在與國民經濟發展關係最密切的或基礎研究中最前沿的科研領域中培養鍛煉。如金屬礦產資源的礦床地球化學研究、環境地球化學、微量元素地球化學、層控礦床地球化學等新興學科。他放手讓研究生在這些領域中鑽研,教育他們要有創見、有抱負,要敢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和理論,不要做書獃子,成為墨守成規者。
他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先後為國家培養了近40名研究生,培養了幾代地球化學領域的大量科技人才。他培養的人才已成為中國地學研究、教學和生產的骨幹力量,有的已成為中國礦床學、地球化學等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及有名望的科學家和管理專家。他提出人才與成果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他強調第一流的研究所要出第一流的成果、出第一流的人才。因此,他總是從繁忙的工作中擠時間給科研人員、野外地質隊的技術人員做學術報告,講授地學領域的新理論、新思想,以提高在職人員的理論水平;到兼職的院校給教師和學生上課;親自指導碩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成學業與從事科研工作。
時間 | 榮譽表彰 | 授予單位 |
---|---|---|
1980年 | 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
1985年 | 竺可楨野外科學工作獎 | 中國科學院 |
1987年 |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 | 俄羅斯科學院 |
1993年 | 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 第三世界科學院 |
1995年 | 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地球科學) | 何梁何利基金 |
2005年9月 |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獎章 |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 |
● 紀念塗光熾先生誕辰90周年大會
2010年4月12日,紀念塗光熾先生誕辰90周年大會暨學術思想研討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在紀念會上,還舉行了“塗光熾院士圖傳”文集等圖書的首發和贈送儀式,國家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及有關院校代表接受了贈閱。
1.塗光熾.1963.乾旱和極端乾旱氣候條件下硫化物礦床氧化帶發育特徵。地質學報,43(4):361—377
2.塗光熾.1973.七十年代自然科學領域中一個新生長點——環境科學。環境地質與健康。北京:科學出版社,1—3
3.塗光熾.1975.疊加與再造——被忽視了的成礦作用。湖南地質科技情報。鐵礦座談會資料彙編(1):68—75
4.Tu Guangchi.1985.Evolution of Precambrian REF Mineralization.Precambrian Research,27(1—3):131—153
6.塗光熾.1987.華南兩個富鹼侵入岩帶的初步研究。見:花崗岩地質與成礦關係。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1—37
7.塗光熾.1988.一些金礦床地質問題的討論。地質找礦論叢,3(1):1—8
8.塗光熾.1989.中國南方几個特殊的熱水沉積礦床。見:中國地質科學院礦床地質研究所編。中國礦床學——紀念謝家辰誕辰90周年文集。北京:學術書刊出版社,189—198
9.塗光熾.1990.中國原生金礦類型的劃分和不同類型金礦的遠景剖析。礦產與地質,1—10
10.塗光熾.1991.地球化學走向何方?南京大學學報(地球科學),3(3):203—209
11.Tu Guangchi.1991.Pb?Isotopic—Mineralogic Constraints on the Source of Metals in Certain Skarns Deposits in North China,in 《Skarns——Their Genesis?Metallogency》,99—107,Theophnas?tus Publications S.A.Athens,Greece
12.Tu Guangchi.Zhao Zhenhua.1992.Granitoids as a mobilizing agency in ore formation.Petrogenesis and Mineralization of granitoids Proceedings of 1987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Symposium,Science Press,713—720.
13.塗光熾.1993.關於砂金礦床形成條件及砂金礦床與厚生金礦床空間關係的討論。見:中國金礦地質地球化學研究。第一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2—27
14.塗光熾主編.1993.新疆北部固體地球科學新進展。北京:科學出版社
15.塗光熾.1995.回顧30年來的礦床學。見:王鴻禎主編。中國地質學科發展的回顧。武漢: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26—134
16.Tu GuangChi.1995.Some Problems pertaining to Superlarge Ore Deposits of China.Episodes,IUGS 18(1—2):83—86
17.Tu Guangchi(editor?in?chief).1996.Low?Temperature Geochemistry.Science Press
18.Tu Guangchi(editor?in?chief).1996.Geochemistry of Strata?bound Deposits in China.Science Press
19.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編.1998.高等地球化學。北京:科學出版社。其中“緒論——兼論地球化學領域近十餘年來的若干重要進展”系塗光熾執筆
20.Tu Guangchi.1998.Comments on isotope geochemistry as related to mineral deposits in (editors?in?chief) Tu Guangchi,T.J.Chow.Isotope Geochemistry Researches in China.Science Press,368—374
21.塗光熾.1998.貴金屬找礦的若干問題討論。見:陳毓川主編,當代礦產資源勘察評價的理論與方法(186—191).北京:地質出版社
22.塗光熾.1998.試論非常規超大型礦床物質組成、地質背景、形成機制的某些獨特性——初談非常規超大型礦床,中國科學(D輯)28卷增刊,1—6
23.塗光熾.1999.初議中亞成礦域。地質科學,34(4):397—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