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聖外王

《莊子·繕性》中記載，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一個“去性從心、去心從腦”的精神文明下滑的過程：“德又下衰，及唐（堯）、虞（舜）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莊子在這裡指出，人類曾經有一段以性識真我心做人與治事的歷史階段，但是由於德性品格的下降，人類的思維能量的主供來源發生了位移，心身與“德一”能量源的同頻諧振消失，則不得不經歷一個“去性從心”的轉換，下降為接受色象境內五德能量的空間層級。“去性從心”，就是從完全的大慧狀態，開始進入到需要慧智同步的狀態。“用心”的階段，實際上就是左腦的智和右腦的慧一起結合運用。這個時代的開啟，是發生在夏朝，從夏朝以後有歷史記載，人類的心裡開始產生私心和慾望后，人類的本性就受到了心的制約。當發生了“去性從心”，要通過心來思和想完成生命進程以後，隨著人類道德品格的繼續下降，與色象境內的五德能量的同頻諧振也發生位移，也就跌向了“去心從腦”，要靠腦袋苦想而不是靠心思考了。

在中國歷史上的治國模式中，也同步曾經歷了從皇道、帝道向王道、霸道梯次下滑的變遷。按照歷史進程排序，歷史上存在著極其典型的治國之道的軌跡：

（1）無為而治歷史時期的皇道治國；

（2）無為而治向有為而治轉折的五帝時期的帝道治國；

徠（3）有為而治迅速崛起，無為而治完全淡化的三王時代的王治時期；

（4）有為而治固化，霸道治國。以霸道治國為核心，用王治為點綴，以法治為應用，全面展開。

（5）半封建半殖民地治國；

（6）無產階段專政治國。

一共六種體制形態，將四種悊（哲）學文化所對應的治理模式依次進行了演繹。

社會發展階段分期表

事實上，中華文明史的特徵，是嚴格依循著老子所揭示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泊也，而亂之首也”的歷史軌跡，演變成為了一部道德文明滑落史，是一個漸進式從道德高峰逐步滑落的過程。

皇治期是離道失德社會變化中的“德一治理期”，是東方精神文明“天下為道”的歷史時期，是人心“德一”的狀態尚未朴散開的治理時代。皇治如果以五德進行分類，是一種德治尚未出現分化的階段，尊道貴德，修身明道無為而治，是其主要而鮮明的特徵；

帝治期，則是“德一”開始朴散為五，在仁、義、禮、智、信中，社會內在的信智禮仍然堅固，人體內的脾土信、腎水智、心火禮仍然健全，因而內外之治都仍然處於以德治開始而向仁治滑落的時代；是離開以無為而治為主體，而開有為而治先河的歷史；是“天下為公”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是東方文明中最早期的民主集中制誕生期。五帝皆屬於修身明德實踐成果卓著、進入聖人層級的優秀人物，修身內成而外就，在治己順天的基礎上治人事天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並且是經過民主公推和前任選拔與禪讓方式相替，民主與集中緊密結合，登上主導國家治理的位置，將集權與民主總攬而治理國家。由於治理是聖人層級修為，“以百姓之心為心”，自律性已經處於“無為而無不為”的層面，有為而為符合天道規律，故治理天下而大治易定；

王治期，隨著人們對物相慾望的追求加重，離道失德的現象開始加速，從夏朝開始，“天下為公”蛻變成“天下為家”的社會。心靈私貪的屬性明顯加重，導致修身明德者對權利不再大公化而是家族化，對修身治理的方法私有化而藉以維護權利的家庭化。夏、商、周三王時期雖為仁治，但仁治的維持已經非常艱難，開始全面滑入以義治為主體而治理國家，並且運用儀禮構築防線，充分體現了王治期的上述特點。周禮的形成是精神文明治理下滑的必然結果，正所謂“刑以治身，禮以治心”；

霸治期，當人類心靈對道德的守望失守，大道文化、德道文化都難以貫徹實施，德道滑向善道，善道墮為正道，正道散而偏斜。修身明德的教育不再成為生存的原則與自覺，隨著心靈私貪逐步加重，脾土意識中的慾望、執著、妄想開始失去制約而膨脹，心靈的私貪與脾意的欲妄結成牢固的聯盟，“天下為私”的時代開始產生。陰智與陰意識將實質性的修身明德實踐加以虛擬化、抽象化、表面化。後天意識為主導的陰意識霸治進入社會主流，霸道治國通過東周列國的湧現，五霸七雄的爭霸陸權，秦漢的政權更迭，構築起人類治理學中的“興亡循環周期律”的怪圈，使整個社會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空里，一直在亂與治、興與亡的交替中煎熬，導致了整個國家民族災難深重。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曾經詢問到延安考察的黃炎培有何感想，黃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黃炎培對興亡周期律現象的分析不可謂不是一針見血，但是並沒有找出治理人、治理家、治理團體、治理地方、治理國家長治久安的解決辦法。大醫醫國，發現病症表象只是醫治疾病措施的開始，定要尋找出痼疾的病根之源，才能對症下藥根治。而這個病根，恰恰就是人類的個人或群體違背天地自然規律和秩序，離道失德，不能在智識與意識這兩大系統中做到少私寡慾；相反卻放任私心貪慾與慾望執著的滋生膨脹，將修身明德的方法棄失而不能自律，道德防線失守而形成了痼疾。

那麼，面對這種情況，該如何進行治理呢？又該何去何從呢？

其實，社會的滑落變化如此，其實，人體內的變化亦然。社會治理模式與生命內身國的治理機制是息息相關的。內身國，是指身體這個國家，老子在《德道經》中將人的身體比作一個國家，心就是內身國的國王，而“小邦”、“小國”分別指心、肝、脾、腎、肺等功能器官。

在王道治理期間，人們大腦的生理機制必然地會以使用左腦的智識為主體，而不是單純地使用大腦皮層的意識。從左腦質層產生的能量流，能夠向外幫助大腦皮層的有為意識；同時，向內進入深層的右腦傳輸架構，直接通過胼胝體傳導至右腦質層，從而激活人們右腦的智慧，使右腦質層的慧識也可以反饋過來，圓融左腦質層的智識系統，使慧識與智識通達無礙。所以，王道治理是一個承上啟下比較好的模型，關鍵是在於如何定位，真正達到王治而不是霸治。

內聖外王式的王道治理還是一個順天應人的治理模式，法則性非常強。關於如何運用王道之治，在文化的形名定位上是指超越“道德文化”意識層級的“德道文化”智識形態，黃帝、老子和孔子的學說中有大量的記載，有豐富的理論和方法，只要將其剝離出來就可以運用。

中國人在古代兩千五百年以前，就開始仿效大宇宙的基本法則，遵守著大宇宙的秩序。惟其如此，中華民族才相繼誕生了以《易經》、《黃帝四經》、《老子》等為代表的慧識悊學文化優秀經典，誕生了“見素抱樸，少私而寡慾，絕學無憂”的“人間絕學”教育綱領，以及內聖外王、內成外就、“用中得一”、“執中守一”的全科的等治理學說。其中，帛書版的老子《德道經》五千言主要是講的內聖修身治理的理論和方法，而軒轅的《黃帝四經》一萬一千餘言，講的就是修身治理而應用外王，治家、治鄉、治邦、治國、治天下的理論與方法。

關於內聖外王和內成外就的治理體系，當代國學家、道醫學家、中華國學公益形象大使熊春錦先生在其著作《東方治理學》中曾進行過詳細的講解，理論體系完備，內容豐富。

內聖外王，就是中國治理學中的生命治理概念，是修身治理必須實現的基本目標。人的生命體中，相輔相成地存在著潛在的內聖和外王兩套治理系統的基因，只是品格、品質存在著個體差異性，需要通過修身治理的實踐，增陽滌陰而將其激活，真正發揮出內聖外王的生理功能。　

內聖系統物相之形、體的載體是生命系統當中由非隨意肌構成的器官和組織，即意念不能指揮的器官、組織，當然也包括細胞。非隨意肌系統中，存在著肉眼不容易觀察到的決策系統和高級治理系統。最高決策系統，包括了本性的、承擔著性識的真我心，只有在修身治理實現心明亮而具有生物質象光以後，才能慧觀到它。真我心的生理功能表現是“性識”；第二個決策系統，就是心裡的陽我心、陰我心（陰我心轉陽後為“正我心”）。它們以心為臟、以腦為腑。陽我心的生理功能是慧識，而陰我心（正我心）的生理功能是智識；第三個是真意識的治理執行系統。真意識不是指顯意識或者潛意識，而是指更深層次的先天真意，修身治理生命是需要將其發掘出來的，五行屬土，居於中央，具有“執一守中”的特點，它的司職主要是管理；另一個是五臟系統。五臟系統，心的藏象是它們的統帥。其餘腎、肝、脾、肺四個臟中，每個臟內都是一對陰陽屬性的體元司職於無為治理，但是陰性的體元則對外來的有為剌激更為敏感，需要通過修身治理使其逐個地滌陰轉陽，才是內聖的實證成功；除了五臟之外，六腑的膀胱、膽、胃胰、大腸、小腸、三焦，都是意識系統無法直接指揮的；而在能量系統方面、質元能量方面，要抓住體內先天的腎水真炁與心火真液是修身治理中的關鍵能量質元。氣和精分佈於全身內外，而且也與外王當中的物相的血和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其中的能量，支撐、產生著體內的神力、魄力、精力。

外王系統是負責執行決策、服從治理的系統，是指意識和外在的眼、耳、鼻、舌、身等凡是意識可以指揮的器官組織。其中，意識是有為而治的組織者。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是具體的執行反饋系統。液體中，比如細胞內液、細胞外液等身體所有水分以及體內的血液，有一部分是意識可以控制的，例如尿液的排放，“外王”是可以配合著調控的；唾液的吞咽或者順成人的精液排放，逆成真的精化炁藥物的採取，都是意識可以通過善正德去調控的。

外王系統是負責執行決策、服從治理的系統，是指人的意識和外在的眼、耳、鼻、舌、身等凡是意識可以指揮的器官組織。其中，意識是有為而治的組織者。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是具體的執行反饋系統。液體中，比如細胞內液、細胞外液等身體所有水分以及體內的血液，有一部分是意識可以控制的，例如尿液的排放，“外王”是可以配合著調控的；唾液的吞咽或者順成人的精液排放，逆成真的精化炁藥物的採取，都是意識可以通過善正德去調控的。因為它畢竟是體內顯態的一種能量，需要正確地加以把握。由此也可以分析出，有質而無形的先天能量是如何轉化為執行機制的。

可以說，前六識生理功能的集合稱之為“外王系統”，但是在未能完成修身治理之前，王的定義並不存在，因為只是處於霸王狀態。外王系統是王治還是霸治，關鍵是看意識系統。陰意識獨攬前五識功能，而陽意識被弱化成潛意識時，那就是霸王之治。陽意識若能去潛化，而陰意識放權、讓權，由陽意識主持前五識功能時，才能定義為王治，成為名副其實的外王系統。外王系統主管的是全身的隨意肌系統。整個大腦皮層，以十數散布開來，在古代就稱之為“相”，“木目”為“相”，相即指後天的物相。 

陰意識，包括了經驗意識、慣性判斷、邏輯推理；而陽性意識，包括本能反應、正意判斷、靈感直覺，是德能內托而產生的。通過善正德的治理，人的陰意識可以凈化改造由陰轉陽，逐步產生質變，陰質脫盡，六欲清理乾淨，由愚轉智，實現凈化提升，變為正意識。這時候，它就可以由十入五，進入中黃。

從《易經》到《黃帝四經》和《德道經》，伏羲黃老學說的修身外王治理的理論與方法，簡而言之，就是把外王系統規範到真善的境界，使它真善建德，中正近道，有為系統不再阻扼無為系統，那就自然開慧了。右腦慧識圖象思維的打開並不困難，真正的困難是大腦皮層陰意識的屏蔽，左腦智識陰我心的阻扼，使其難以從雙重封鎖中突圍而出。如果前六根識都能通過煉己而歸正，智識與意識做到少私而寡慾，慧識就能獲得解放，直接通過前六根而表達出來，實現內聖外王的治理。因此，只要外王系統做到了真善建德、中正近道以後，主動清除了障礙力，修身明德也就至簡至易，非常容易成功。

人體生命原生態治理體制。內聖外王中的王治，其最佳體制必然是真我心為王，而陽我心與正我心相結合，協調統一，共同領導治理正意識，使“前識”全部都從事無害化的行為、活動，實現無為治理。

文則明·明則得天·天執一以明三

《莊子》言：“靜而聖，動而王。”人的體內，在寧靜、靜定的狀態下，養的是內聖系統。它們在靜的狀態下，身不動、意不動，才能更好地無為而治，因為非隨意肌的特徵就是喜靜與定。在處於活動的情況下，養的是外王，是隨意肌系統。因為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是可以隨意而動的，所以也就說“動而王”。隨意肌系統是需要適量的、非疲勞性的運動，才能維護健康的生理功能。

《易經·師卦》：“能以眾正，可以王矣。”“能以眾正”意思是能夠帶領、率領、垂範於眾人，使大家都進入中正近道的方向。很簡單的道理，“能以眾正”就可以堪稱為王道成功了。也就是說，真善建德，中正近道，善正德者，可行王道。王道無偏，聖道自出，無為而治。到那個時候，治理就成功了。

道德根文化的核心，就在於幾句話：尊道貴德，修身內求，達到內聖外王，而內成外就。

可以說，修身治理學是成就事業、健康、命運的基礎和前提。每一個生命，都需要尊道貴德，努力通過修身內求，達到內聖外王，而內成外就。內成外就，也就是內成品格﹑品質，外就品行，內外和諧統一，擺脫五行分散的制約性，綜整五行五德，增陽滌陰，清除陰信、陰智、陰禮、陰義、陰仁，以五行之陽為用而做人。修身精進者，則在此基礎上攢簇陽五行五德，最終實現用中得一、合一、守一，而“執一以為天下牧”。內成於得一的聖人之治，外就於王道治理的功行。 

內成外就的根本在於土、水、火的治理，只有強大於這三本的治理，才能正常而具有影響力和作用力地施展好義德金的經濟治理、貿易治理、金融治理，並且從容不迫、充分自信地對內對外施展仁德木的仁治施政（主要是無為治理，缺乏有為治理的基礎則難以進入）和外交治理。

宇宙法則當中是以“信”來治理整個天下星球的，那麼作為地球人類，要想立好身、立好國，要把信放在首位。內聖外王治理學中內聖治理的“明三”，就是指宇宙大道無為而為，運用信土、智水、禮火光明化生天地萬物與治理萬物，人法天同此理而別無它途。修身與治世當遵循此內成外就法則。

道德根文化的治理學，涵蓋萬有。生命的治理是內，社會的治理是外。對於個人而言，身體是內，個人事業是外。內成外就，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在治理學中，莊子在《天道》篇中的論述非常明確：“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內聖，是說他的內心致力於心靈的修養，外王，是說他在社會活動中好似君王。這不是說他必須是一國的政府首腦，從實際看，聖人往往不可能成為政治首腦。“內聖外王”是說，政治領袖應當具有高尚的心靈，至於有這樣的心靈的人是否就成為政治領袖，那無關緊要。--《中國哲學簡史》馮友蘭

先秦·莊周《莊子·天下》：“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聯合式；作賓語、定語；指古代修身為政的最高理想

示例：

明·李贄《四書評·大學》：“真正學問，真正經濟，～，具備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