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於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1963年併入馬來西亞，1965年被迫獨立建國，經過短短40年的發展，從貧窮落後發展到和諧繁榮，這一切都與其所走過的發展道路、採用的經濟模式以及所制定的政策密切相關。

2004年，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長子李顯龍被推選為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接班人，出任新一屆政府總理。

作為新加坡歷史上第三任總理，李顯龍上任之初就因其父親的特殊身份而備受關注。儘管是精心挑選的接班人，但在當時就有分析認為，他將繼續低調地延續父輩的政策，而不是激進地改革。

新加坡已經建立一套精英治國機制，擁有一支具有多領域專業技術的行政隊伍，行政決策過程已經有一定的軌道和程序；再加上李顯龍擔任副總理已經14年，是行政決策中心的一員；因此，一般預料李顯龍或許會作出政策調整，但會基本延續現有政策。

據了解，新加坡國會實行一院制，議員由公民投票選舉產生，任期5年，占國會議席多數的政黨組成政府。現任總理李顯龍領導下的人民行動黨自新加坡1965年獨立以來一直是執政黨，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態中穩如泰山。不僅如此，從得票率來看，行動黨一直代表主流民意，與主流媒體也關係融洽，象徵著整個國家權力的核心力量。

經濟的增長總是伴隨著成本的提高，持續增長很難一再依賴有形資本的積累和投入。特別是金融風暴后，面對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新加坡深刻地感覺到以往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再適用了，必須“與時俱進”，牢牢抓住知識經濟帶來的機遇，逐步轉變成“創新型”的發展模式。

1.研究開發

新加坡於1991年成立了科技局並制定了國家科技發展計劃，計劃周期為五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91～1995年，政府共投入20億新加坡元，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研究設施，包括建立公共研究所和科學園區，以資助的方式鼓勵本地企業投入研發，更新技術。

2.創新創業

為鼓勵技術發明人創業和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新加坡政府在五年計劃中對相關的法律和規定進行了重新檢討和修訂，出台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例如建立風險投資基金，與風險投資商共同投資技術起步公司；按比例支付中小企業的技術更新和技術諮詢費用等；允許個人利用組屋住宅（在限定的行業）創辦公司，大力弘揚創業文化；扶持創新產業的發展；發起了多項融資計劃，牽線搭橋，設法解決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力圖改變本地中小企業不受重視，“二等公民”的地位形象。

3.公司競爭法

《公司競爭》法於2004年10月通過，適用於新加坡境內的所有公司，無論本地外資、無論規模大小、無論國有私人。但電信、新聞、郵電、交通、能源、環保等10個行業不包括在內，因為這些行業已經有了相應的規定。制定競爭法的目的是為所有參與競爭的企業劃一條平等的起跑線，創造公開透明的競爭環境，提高活力。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總是與政府的影響和介入分不開，這是因為其具有獨特的背景淵源。新加坡獨立時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困難重重，主要表現在：落後的經濟基礎；有限的國內市場；教育不普及；高失業率；種族衝突；無社會和居住保障；面對外來威脅。

貧窮落後的現實迫使新加坡把吸引外資作為發展經濟的核心策略。吸引富國投資，不僅是出於儘快擺脫生存的危機的考慮，更是出於其自身安全的考慮。如何吸引外資是新加坡當時面臨的最大挑戰。新加坡的做法是：政府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外資落戶。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奏效的。但用於補貼的資金從何處來呢？在這個問題上，新加坡有其獨到的做出：通過強制推行個人儲蓄中央公積金來解決國家資本的來源和積累問題。中央公積金不僅為吸引外資提供了補貼來源，同時也為興建政府組屋（相當於我國的經濟適用房）提供了資金支持。

在初創的1965～1973年之間，新加坡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以補貼的方式加大了對外資的吸引力度，重點發展轉口貿易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外來直接投資的不斷增長，推動了經濟發展，創造了就業機會；大力興建政府組屋，不僅實現了“居者有其屋”，而且有力地拉動了國內消費市場，即使人民安居樂業又有助於國家資本――中央公積金的擴大積累，形成了特有的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模式。

隨著形勢的變化，雖然後來政策有所調整，但基本模式並未改變，而是在原有基礎上逐漸完善。例如，在1974～1985年之間，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並步入快速發展軌道，新加坡在貿易轉口占經濟主導的基礎上，開始發展加工業，出現了國內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問題，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來雇傭勞動力。當時的政府一方面通過制定移民法，利用廉價外來勞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提高中央公積金的繳納率，限制本地勞動力成本的增長速度。

1986～1997年，針對房地產投資過熱和勞動力成本增長過快等問題，新加坡大力發展服務性行業，將服務業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二引擎”，特別是金融和信息資訊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把新加坡變成地區金融和信息中心，使其具有貿易和金融的吸納和輻射能力。

1998年後，亞洲金融危機使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面對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高昂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原有的發展模式遇到了挑戰，其經濟政策的調整，主要集中在利用成熟的經濟體制，積極發展知識型經濟產業，鼓勵國民創新創業，政府努力營造良好環境等方面。

新加坡的發展經歷了初創階段（1965～1973年）、高速增長階段（1974～1985年）、發展服務業階段（1986～1997年）和步入轉型階段（1998年以後）。縱觀其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新加坡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資本積累的過程，其發展模式可簡單概括為“資本勞力型”，新加坡自認為是“管理型”，也有一定的道理圍繞發展模式所制定的政策，與其說有什麼創新，還不如用適用性和配套性來形容更加貼切。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雖然從宏觀上看增長快速、穩健，但在微觀方面所存在的是否有利於創新、是否具有活力、是否在高效運行問題在學術上還有不同觀點。但毫無異議的是，新加坡的政策結構合理性，對於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從這個角度說，新加坡的模式也是一種創新。

2013年8月18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他向民眾傳遞了一條明確的信息：新加坡未來的發展以及當局施政方略將產生“顯著變化”，宣布了涵蓋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諸多改善措施。他說，新加坡將進一步增加公積金購屋津貼，讓年輕人以及中等收入的家庭買得起房。同時，他還宣布，新加坡的醫保計劃“健保雙全”制度將實現全民化和終身化。有分析認為，李顯龍的這一講話是針對實施“新加坡模式”以來不斷遭遇挑戰的一種反思。

李顯龍說，從當前局勢看，新加坡無論對外還是對內均面臨不小的挑戰，在這個轉折點上，只有做出改變，新加坡才有可能在全新的國際環境下繁榮發展。李顯龍特彆強調，該國面臨的“外部挑戰”主要是指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競爭，以及技術革新對民眾生活的重大影響；“內部挑戰”主要指國內面臨的一些複雜的民生問題，比如日趨明顯的民眾收入差距、人口老齡化問題以及民眾生活成本日益增長等。

李顯龍承諾，政府將為民眾提供更多“可負擔住房”，保證“國內每一個工作者都有房可住”。他說，通過住房公積金還貸，月收入1000新元的家庭能夠負擔兩室的公寓房；月收入2000新元的家庭能買得起三居室；而月收入超過4000新元的家庭可以購置四室住宅。

李顯龍的此次講話受到新民眾的普遍好評，不少人以“令人愉快”和“鼓舞人心”一類的辭彙給予積極評價。

領袖的作用

新加坡不講意識形態，只講共享價值。它把自己的文化，與憲政制度結合，是亞洲第二個把東西方文明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我認為，日本是第一個把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日本並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結合了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憲政。自民黨內部的派系能夠達成共識和傳統文化分不開。日本政治人物也勇於承擔責任，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領導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條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沒有發生，所發生的是制度創新。

美國的制度已經經歷了兩百多年了，已經生根了，誰也毀滅不了。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體的運作很有問題，成了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本來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協的，但這些國家往往相互攻擊。在亞洲，很多國家實行民主已經有很多年，但政局還是那麼亂，社會經濟也不發達。新加坡避免了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所走過的彎路。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時代”的問題。我自己的判斷是，在“后李光耀時代”，李光耀時代所確立的制度正是確保這個制度延續性的制度保障，同時這個制度里也包含著巨大的制度創新精神。

令人困感的新加坡

新加坡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是個異數。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民主，不讓人民充分享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政府就必然墮落為人民的老爺，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潔勤政，建立一個文明和諧的社會。新加坡卻讓我們無話可說：它相信權威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沒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建國40年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父親可以傳位給兒子；但它同樣很文明，沒有人隨地吐痰，擁有潔凈的空氣、優美的環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經，我們很想把中國搞成一個“大新加坡”。比如中國老百姓對官員腐敗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程度比較高，為什麼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水平高，就用不著搞腐敗了。這條經驗非常容易學，要想讓我們國家的公務員廉潔，只要給他們加工資、加福利就可以了。

中國公務員確實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出公務員加薪和他們的廉潔程度有直接關係。是因為我們加薪加得還不夠多，還是這條新加坡經驗不適合“中國國情”?遺憾的是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新加坡確實是一個奇迹，尤其是華人社會的一個奇迹。

被曲解的新加坡經驗

國內對於新加坡經驗的報道，問題出在哪裡?

這些直接或者間接的報道，大都是斷章取義的，多年來，只讓人知道一面，而沒有讓大家了解另一面。公眾所接受的信息經過了不負責的過濾。

如果一位部長在大選中落選，那他什麼也沒有了。部長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沒有其他收入，也沒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連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樣，到市場上購買。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對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辦公務，有點空閑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點，我介紹了一處。部長一行4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跟部長開玩笑說，能給部長開車，對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相對於新加坡的整體富裕程度來說，如果以中國作為參照系，新加坡的官員從自己崗位上獲得的利益並不算高。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新加坡的官員並不是藉助政府權力和關係網才變得身價倍增。通常，他們在進入政府之前就已經是富人，能夠獲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個原來能在企業得到300萬元年薪的人，進入政府獲得100萬元年薪，對他而言，這隻能算是一個比較體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這些人該有的都有了，本來就是社會公認的精英，進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為了回報社會。

被忽略的先進執政理念

新加坡確實是權威主義，但他們的權威主義和我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新加坡的新聞界不敢隨便批評政府，但他們的政府並不會直接干預新聞運作，而是通過事後法律起訴，比如告人家誹謗罪，以公開答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另外，當媒體公開批評政府官員時，政府往往不採取封殺措施，而是主動曝光，向社會全面披露，有問題就主動檢討、嚴肅處理，沒問題也向社會作詳細解釋。

締造奇迹是靠儒家傳統嗎

對於新加坡的成就，有兩種觀點，一種歸功於儒家傳統和“東亞價值觀”，一種則認為是因為“經濟透明和法制嚴明”。

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往往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他們的領導人多出身資產階級，並且大多是受過劍橋教育的大學生。在新加坡，下層人一般說中國話，比如你坐計程車，或者在小攤上吃餛飩，你和老闆用華語交流完全沒有問題；但你到政府辦事，大家說的都是英語，好像一下子切換到另一個系統，你似乎在和一幫黃皮膚的歐洲人打交道。

儒家傳統和價值觀當然也發揮了部分作用。“選賢與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動黨標榜自己是一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包括李光耀在內的領導人，也確實是一批受過西方系統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夠成為人民行動黨黨員，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會地位。

新加坡也有教訓

我曾問過新加坡人，他們認為自己的社會有什麼問題？有人說，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攬了幾乎一切，導致人民思維不活躍。一個社會的創造力被扼殺，人們過於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缺乏創新精神。新加坡在學術方面較為落後。這一點讓新加坡的知識分子非常憂慮，他們覺得，新加坡這樣下去，將會有問題。中國正在要塑造創新社會，新加坡這個教訓值得吸取。

融政黨於社會

要有效集中權力，維持權力和使用權力，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權力要有載體，需要有組織結構。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個精英黨。黨員分幹部黨員和普通黨員兩部分。普通黨員不多，幹部黨員更少。社會上大家感覺不到黨的存在。黨是隱性的，是政治領域的“看不見的手”。就是說，政黨是融於社會的。實際上，政黨必須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的精英部分。這是列寧主義政黨的要點。政治人物來自民間。如果政黨變成了脫離社會的自成一體的既得利益集團，那麼這個政黨就會處於危機之中。

新加坡儘管是一黨執政，但政治體系是向社會開放的。從建國開始，新加坡的領導人就意識到，在一個沒有任何資源的國家，政治人才是國家生存、發展和提升的關鍵。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優秀的人都去經商。新加坡要把這些最優秀的人來從政。因此，執政黨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扮演“伯樂相馬”中的“伯樂”，在全社會、全世界尋找優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統公務員是內部選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會為執政黨培養的。或者說，很多政治領袖都不是執政黨自身培養的，而是從社會吸收進執政黨的。在上世紀70年代，人民行動黨吸收了後來成為總理的吳作棟和副總理的陳慶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已經在職的總理李顯龍和副總理黃根成等精英人才。這些領袖人物在成為執政黨領導人之前，都是社會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們在哪個領域成功了，執政黨才邀請他們入黨，為國民服務。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黨齡”一說。今天不是黨員，明天黨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為黨員。這就解決了很多列寧主義政黨黨內論資排輩的問題。列寧主義政黨的本質就是要吸收社會的精英，但在列寧主義政黨成為組織之後，往往會演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新加坡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解決方法就是維持政黨的開放性，向社會開放。

政府和社會的關係

新加坡本身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人民行動黨議員都要定期和選民直接見面，討論他們所關心的問題，這就把執政黨內和社會結合起來。如果代表、委員們沒有和社會連接的有機機制，都不跟老百姓發生直接的關係。如果這些代表和社會、人民是沒有直接的聯繫的，那麼他們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黨執政制度很好地結合起來。西方人說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稱並不重要，關鍵是民主要能夠產生一個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能夠有效運作獲益於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國家制度建設，也獲益於比較高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能夠確立基本國家制度和取得社會經濟發展之前，受各種因素影響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經常出現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轉的性質。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國家制度就很難建立起來。這就有可能使得這些國家長期處於弱勢地位。

應當強調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現一個好政府。中國古代也出過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個領導人的個人素質。領導人好，政府就好，個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來保證這個好政府的。執政黨必須通過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選。因為有很多反對黨存在，儘管他們很小，但也構成良好的競爭壓力。反對黨本身對執政黨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制約，在國會裡只有少數幾個名額。但如果人民不滿意執政黨，在原則上在大選時是可以支持反對黨的。因此，執政黨始終有壓力。執政黨的執政行為必須讓多數民眾滿意。

同時，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錄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員，他們在進入政治之前，都是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但是執政黨很開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設性批評的人。只要批評得有理，執政黨就會使用他們。執政黨最不喜歡光會講好話的庸人。你有能力，有業績，有建設性意見，黨都可以把你吸納進來。如何保持政權的開放性，代表社會利益，這是執政黨要解決的問題，否則執政黨本身就會演變成既得利益。

執政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很重要。在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發達的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國精神是民本主義，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精神。在很多地方，人們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對資本和人民的作用爭論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處理了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親商”和“親民”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親商”也就是親商人，重視資本的作用。

民主的本質是競爭

政治可以集中，權力可以集中，但必須保證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必須是社會上最優秀的人。這是新加坡領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對黨的作用是能夠制約執政黨，但也存在著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約措施。上面說過，對新加坡執政黨最有效的制約並不是反對黨，而是社會，也就是人民。

應當指出的是，選拔不是指定，選拔就是黨內民主、黨內競爭。對新加坡的領袖人物，人民行動黨的黨內認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講過，在吳作棟和陳慶炎之間，前者並不是他的首選。但黨內支持吳作棟，最後是黨內精英認同而不是個人認同起了作用。

保證候選人的品質、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義。這點新加坡做得很好。議員要選舉產生。比如，把一個在某個領域做得很好的人註冊到一個特定的選區，讓老百姓選舉你。他是先有社會認同，再有政黨認同的。黨外做得好的，會被黨直接吸收進來，所以他很容易當選。

新加坡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對黨在國會內的比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這個改革是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及保持民眾對政府強而有力的授權。新加坡決定修改選舉條例，將反對黨在國會的保障席位，即非選區議員的席位，由最少3個增至9個。不論反對黨候選人的得票多少，在國會都有最少9個席位，令反對黨在國會的比例增至兩成。新加坡政府強調指出，比例代表制不會是政治改革的選項，否則會出現弱勢政府。就是說，發展更多的民主並不一定要學習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論上比較公正，但在實際上並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並不符合亞洲國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體制內提供給不同的利益和聲音以更大的空間，在體制內消化和協調不同利益。

對當今的中國來說，所有改革的關鍵就是確立改革的主體，就是誰來改革？誰也不會否認改革的重要性，各種改革設想也是存在著的。關鍵在於誰來改革？新加坡為什麼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權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變成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時期，當改革出現問題或者新政策不能實施下去的時候，領導層的權威問題就提了出來。就是當時所謂的“新權威主義運動”。今天，儘管沒有人再提新權威主義，但中央政府缺乏權威的現象仍然存在：從前人們說“政令不出京城”，現變為人們說“政令不出中南海”。

如前面所說的，在確立權威方面，中國可以從新加坡學到很多。如果中國共產黨真正能把黨內精英和社會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中國傳統是最強調選拔的，但局限於逆向淘汰。產生逆向淘汰機制，主要是沒有正式的競爭機制。中國人競爭，三分靠才能，七分靠關係，能夠參與競爭的就已經不一定是精英。

在新加坡，出來競爭的都是社會認同都比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執政黨必須向社會開放。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國可以進行分領域的開放。在一些敏感的領域，例如和政治與安全相關的領域很難開放，開放了以後也會出現問題。但在另外一些領域如教育、科研、社會和經濟領域並不那麼敏感。這些領域應當大力開放給社會人才，真正的社會精英。這裡要強調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國必須改變整個社會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級別僅僅限於政府領域，很多領域是沒有行政界別的。銀行、政府企業、學校和研究機構等這些在中國具備行政級別的機構在新加坡都沒有行政級別。沒有行政級別有利於人才的使用。有了行政級別，這些職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礙人才的使用。同時，把人才和行政級別聯繫起來，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費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賦予很多行政事務，沒有時間從事專業。更為重要的是泛行政化和專業主義的相對立。從人才方面來說，新加坡成功最重要的有兩個領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專業人才。新加坡各方面的我們可以稱之為文明的水平都是因為專業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則為專業人才提供一個理想的環境。

要確立執政黨的改革主體地位，除了使用人才，中國也必須在民主方面做文章。執政黨要確立權威，除了向社會開放，黨內民主也變得非常重要。中國未來勢必往這個方向走。幾年前黨的十七大已經在這個方向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的節奏會越來越快，這是不可避免的。十七大報告提出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這個提法很確切。沒有黨內民主，社會民主很難自下而上進行下去。同時，黨內民主一定要和社會民主協調。否則就會產生這樣的情況：你不是選出來的，我是選出來的，我為什麼要聽你的？要是同一級的村委會跟村黨支部都有些矛盾。因此，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結合起來。

精英之間競爭多了，就會發育出一些基本規則。規則可以成文，也可以不成文。比如，黨內民主選舉，需要年齡、教育程度、地方和中央工作經驗這些技術性的條件。更進一步，什麼可以爭論，什麼不可以爭論、什麼可以修改，什麼不可以修改，這些前提就成為民主的邊界與約束條件。憲法就是進入政治競爭的各種政治力量，無論是個人還是政黨，都必須服從法律，在憲法的構架內活動。

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國家的司法體系，甚至連美國，總統通過對法官的任命，政治對司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是，不要去干預司法的自治性，法官、律師的獨立、專業精神，應該得到保證，這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律師與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會的信任，因為社會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執政黨可以通過人大系統來參政執政，像新加坡這樣。黨在人大裡面占絕大多數，通過人大跟政府、司法系統發生關係。在地方，很多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有著方面的考慮。執政黨必須有合理的執政和參政機制。中國要推動制度的合理化。這方面，有很多力量，但黨自身很重要。黨要根據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要有合理的方式管理社會。

中國的政治發展，不光要縱向比較，還要橫向比較。和改革開放之前比較，中國政治進步了很多。橫向比較也一樣。如果黨的執政能力弱化了，就沒有將整個國家整合起來的力量。改革是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黨不能和其他力量隔離開。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呈現出開放性。中國只能在這個結構之下尋求民主化的途徑。

新加坡模式能否移植

新加坡，這個華人佔總人口3/4的島國，以其高度的經濟發展水平、廉潔高效的政府和優美整潔的環境，贏得世界的普遍讚譽；其領導人時不時提及東亞價值觀和儒家文化，無疑令它的亞洲鄰居中國倍感親近。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由於信息渠道和專業知識的局限，“新加坡經驗”往往被理解為權威體制、高薪養廉、嚴刑峻法、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模式等，其實，真實的新加坡並不盡然……

新加坡模式是指新加坡建立的社會保障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個人賬戶模式）。

由政府規定一定的投保費率，企業和個人按照國家的規定進行繳費，投入個人積累賬戶，由國家實行統一的投資，進行保值增值。費率按照經濟發展的不同年份，國家規定不同的繳費率。

由於新加坡的個人賬戶投資獲得較好的收益，個人賬戶可以分為三個，即特別賬戶，普通賬戶和保健賬戶。普通賬戶規定資金用於購屋、個人投資、教育支出；特別賬戶用於養老以及應付個人緊急需要；保健賬戶用於享受住院基本醫療保險。

新加坡個人賬戶模式取得的成就：

1、開創了養老保險個人賬戶模式

2、勞動者晚年生活得到保證

3、開闢了一條國家急需資金來源

4、藉助個人賬戶資金運營解決“居者有其屋”問題

5、藉助充裕的個人養老賬戶資金解決住院醫療保險問題

6、藉助運營良好的個人賬戶資金實行了經濟良性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