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英

羅英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7歲進私塾，1908年進上海澄中學堂讀書。他勤奮學習，品學兼優，1910年經學校保送為“庚子賠款”第一批公費留美學生。1911年，羅英與茅以升、鄭華三人進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橋樑專業。

1917年羅英在康奈爾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先後在美國魯洛斯特紐約省鐵路公司和紐約中央鐵路公司工作。1919年回國，在河海專門學校任教，後去天津任津浦路養路主任，兼任南開大學、北洋大學教授。1927年，曾參與設計監造京奉鐵路瀋陽皇姑屯機車廠。1927年，奉調入關，任北寧鐵路山海關橋樑廠廠長。1932年，提升為北京鐵路天津總局技術主任工程師。1933年，羅英應錢塘江大橋工程處處長茅以升的邀請，任該處總工程師，與茅以升共同設計和建造了錢塘江大橋。

錢塘江人海處潮頭壁立，江底流沙將可承受橋墩壓力的百層覆蓋於水面以下40米深處，江潮流沙兩大險阻使一些人以“錢塘江造橋”比喻“不可能成功的事”。在這樣艱難複雜的水文地質條件下建造鐵路公路兩用大橋，國內尚無先例。茅以升稱之為“八十一難”、“其間所歷險阻難以盡述”。羅英與茅以升密切配合，提出新的設計方案，克服海潮沖刷、地質水文條件極差、資金短缺、工期緊迫等不利因素，發明“基礎、橋礅、鋼樑”三種工程同時施工的方法，使該工程達到工時最短（兩年半），工款最少（合美金160萬元，比鐵道部顧問美國人的方案造價低33%）的良好效果。1935年4月正式開工后，羅英親臨工地指揮。1937年8月14日，日本飛機轟炸大橋工地。當時江中正橋橋墩還有一處尚未完工，墩上兩孔鋼樑無法安裝。羅英會同茅以升率領工人，以大無畏為國獻身精神，夜以繼日加速施工。9月26日凌晨4時，第一列火車從大橋上駛過錢塘江，錢塘江造橋終於成功了！人群歡聲雷動，相互祝賀，喜慶場面難以形容。11月16日，錢塘江公路橋通車。這是中國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現代化大橋。

錢塘江橋建成后，1937年11月底，羅英調任湘桂鐵路桂柳段測量總隊長。1938年，提升為湘桂鐵路桂南段工程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負責桂林至柳州鐵路的勘測設計和施工任務。桂柳線的關鍵工程柳州橋，原計劃用鋼筋混凝土墩台，並向國外訂購了鋼柿梁。由於廣州、武漢淪陷，這批鋼材末能運來。羅英匠心獨運，提出利用從南海鐵路拆下來的舊鐵軌和基地拆下的單線鐵路舊鋼板梁拼建大橋。柳江落差大流速快，山洪暴發時一天可漲十餘米，流速可達5"6米/秒。在這樣的河道上用舊鋼材建鐵路橋，世無先例。以至大橋通車典禮時（1941年初），火車司機竟聽信危言不敢駕車過橋。羅英親自登上機車，機車廠廠長親自駕駛火車駛過了大橋。中央政府交通部長稱柳江橋是“外國人所從末敢造的橋”。

柳江橋建成后，羅英應桂林市建設局研究會邀請，設計建造了灕江橋。該橋因陋就簡，上部用木結構，下面石砌墩台，基礎牢實。新中國成立后，利用原基礎改建為雙曲拱橋。

抗日戰爭勝利后，羅英為國家的橋樑建築奔走四方。他先後擔任北平第八區公路管理局局長，昆明第四區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長，廣州、重慶、成都等公路總局專門委員和副總局長。

羅英為人正直，廉潔奉公，任人唯賢，不徇私情，不阿識奉承，不趨炎附勢，不肯加人日趨腐敗的國民黨。在昆明期間，國民黨基層黨部人員對羅英百般刁難排斥，甚至貼出“清算羅英”的標語。局內群眾激於義憤，在標語“清”字前加“做官”二字，后加一逗號，把標語改成了“做官清，算羅英”！

羅英任人為賢，大力支持新秀，在建橋工地，著力培訓技術骨幹，對建橋提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建議。

1956年，羅英當選為第三屆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為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羅英雖病魔纏身，仍揮筆撰書，寫成《中國橋樑史料》初稿。

1959年，羅英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會上，周總理號召老一輩科學家抓緊時間著書立說，把成果和經驗留給後人。羅英不顧病魔纏身，揮筆不已，數年間先後寫成《中國橋樑史料》（后正式編成《中國橋樑技術史》）、《中國石橋》等著作，並著手編寫《中國百拱橋研究》。在寫完第4章（計分9章）后不幸因癌症於1964年7月1日在上海逝世，終年75歲。

羅英逝世后，各界人士沉痛哀悼，上海市政協舉行隆重公祭，周總理送來了花圈，趙祖康主祭，茅以升致悼詞

羅英作為中國近代橋樑建設事業開創者之一的業績，永遠為後人紀念；羅英愛國獻身不謀私利的品德，永遠受後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