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娃

鹿兆謙（黑娃）是白鹿村族長白嘉軒的長工鹿三之長子。他從小就野性十足，不喜歡讀書，可能是在田野里跑慣了，性子無法收回來，加上他發自內心的自卑感，所以他覺得他是不可能通過讀聖賢書來改變自己命運的。他之所以可以走進學堂，是因為“仁義白鹿村”的族長白嘉軒的“仁、義”二字，所以讀書不是黑娃的主動請求，更不是他發自內心的本能反應。黑娃覺得“讀書不再是幸事而是活受罪”。雖然黑娃在這群孩子中成了王，但是他卻對鹿兆鵬產生了崇敬。兆鵬讀書多，對他好，並且還將冰糖這樣的罕物送給她，這樣，“冰糖”就成了他們之間的友誼的紐帶。正是由於對兆鵬的崇敬，所以他才能在兆鵬的領導下燒糧倉、鬧革命，並且引起改變了他的命運。由於他的一種與生俱來的叛逆，所以他見到冰糖“無可比擬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渾身顫抖起來，竟然哇地一聲哭了”，當兆鵬再次將水晶餅這樣在鄉下少見的罕物給他時，他反倒“咬一咬牙”“把水晶餅扔到路邊的草叢裡去了。”

黑娃領著鹿兆鵬和白孝文去河灘砍柳樹股兒，他們卻到庄場看牲畜交配。這使得他們被先生責罰，被家長毒打。隨後，在白嘉軒的執意要求下，黑娃又回到了學堂。白嘉軒想讓黑娃以後可以“知書達理。當兆鵬兄弟和孝文相繼去白鹿書院求學，他終於“扛起板凳”，離開了學堂。

假如黑娃繼續上學，可能關於他的故事就不會再出現，正是由於他在文化知識上的缺陷使他少了封建宗法制的束縛，多了一份自由，多了反抗。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就註定了他要和中國革命的大時代聯繫起來。

城裡“反正”了，“革了命了”，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辛亥革命。由於民族災難深重和清末“新政”的收效甚微，革命形勢日漸高漲，最終爆發了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但是“舊軍官、舊官僚也紛紛出來謀取權力”，這樣造成了一定的革命隱患，革命是不成功、不徹底的。

當革命軍與清軍將要在西安決戰之時，朱先生用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將清軍壓境的二十萬大兵斥退，這一情節說明當時革命形勢不是很成熟的。百姓們只知道“反正”，卻不知道如何為“反正”，連白嘉軒都問“反了正還有沒有皇帝？”冷先生和鹿子霖也不知道這個新名詞的具體含義，這充分說明了辛亥革命的群眾基礎很薄弱，百姓們不知道革命到底是為了什麼，他們還以為是歷史上普通的改朝換代呢，這樣的革命只是上層人的革命，是不可能使廣大民眾得到什麼利益的，所以它是不可能取得徹底勝利的。

清王朝的一切地方機構全都廢除了，說是廢除，但是實質上也只是名稱上的改動罷了。“縣令改成縣長；縣下設倉，倉下設保障所，倉里的官員稱總鄉約，保障所的官員叫鄉約。”他們對百姓收稅“按土地畝數和人頭收繳印章稅”。這種稅收方式從本質上仍是一種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剝削，革命了，但是人民群眾並為體會到一絲革命的歡愉，所以村民們說一句粗話“這反正倒反成個朘子了！這縣長倒是個朘子縣長……”。

由於稅重，所以爆發了“交農”事件。腐敗也是使這次暴動發生的一個原因。黑娃的父親鹿三參與了這場大風暴，他憑一時衝動成為了這場暴動的主要領導者。這次暴動是勝利的，所以他的東家白嘉軒“在街門口迎接他”，並且“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這句話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看可能是句不太中聽的話，可是，鹿三是個長工，他沒有文化，儘管白嘉軒對他象一家人一樣，但是他畢竟是沒有什麼社會地位的，是不可能做出如此驚天的偉業的。鹿三的所作所為是嘉軒始料不及的，所以嘉軒才對他產生了如此的尊敬。

“交農”事件的平息是靠錢來完成的，尤其是搭救帶頭的和尚。這也說明了這個政權是腐敗的，是不可能長久的。

儘管黑娃在這個時期還沒有映入我們的眼帘，但是正是這樣的大背景之下，黑娃富於反抗的人才能得到發揮，所以這樣的環境造就了一個時代的叛逆者——黑娃。

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建立起了封建買辦的反動政權，開始了獨裁統治。袁世凱倒台之後，帝國主義操縱之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全國一片混亂，人民叫苦不迭。在這種割據的同時，新文化運動興起了，新思想得到了傳播。這些在白鹿原上也得到了發揮，人們也體會到了這種社會變化。

黑娃在這一時期經歷了使他人生得以改變的偉大變革，他逆父所願，到渭北去扛活。因為白嘉軒的神聖族長形象給他一種壓力，所以它試圖以此方式逃脫這種宗法制的束縛、制約，過一種新生活，黑娃的這種新生活使他與整個封建宗法制度暫時脫節了。他成了一個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他與小娥的愛戀正是導致他人生悲劇的導火索，小娥雖然是郭舉人的妾，但是她的生活是一種畸形的、變態的，是沒有人格可言的，而黑娃生活於社會的最底層，他與小娥走到一起也是可以理解的，黑娃與小娥是一種自由的戀愛，這衝破了封建枷鎖的羈絆，是歷史的一大進步。他們的這種“自由”正值“五四”時期，這也正好是暗合當時時代脈搏，雖然這不是用新思想作為武器爭取權利的鬥爭，但是客觀上也起到了否定封建禮教的作用。

對於黑娃的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白鹿原上有兩種不同的反應，一種是代表封建宗族觀念的族長白嘉軒，他不許黑娃進祠堂，他最為忠實的長工鹿三（黑娃之父）將他們逐出家門。另一種是接受了新文化的兆鵬，他對黑娃十分讚賞，“‘你——黑娃，是白鹿原村頭一個衝破封建家所實行婚姻自主的人。你不管封建禮教那一套，頂住了宗族族法的壓迫，實現了婚姻自由，太了不起了！’”。黑娃的一切都是無指導思想的，是無意識的，這種最原始的情感也是最真實的，它使得那些條條框框的適度變得十分蒼白。鎮嵩軍進駐白鹿原，使得這裡的秩序大亂，這些軍隊是反動軍閥的隊伍。他們到處為地盤兒爭鬥。黑娃是個文盲，但是他也知道“‘城牆上的旗兒也是紅的換藍的，藍的又換黃的，黃的換成紅的’”.這表明了軍閥的混戰已經到了不可開交的地步，他們強迫老百姓納糧，所以，他們是人們的禍害。兆鵬和黑娃放火燒掉他們的糧台是一種對這股社會逆流的反抗，軍閥依靠自己手中的武裝視人民的生命為草芥，對人民大肆盤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這種現象是普遍的，但是，農民的社會地位低下，沒有先進的知識武裝頭腦，他們挖掘不出這種現象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只能是將自己的想法隱藏，一切都懾於反動的武裝而流產，黑娃的傑作恰恰是一種超出階級狹隘觀念的進步，他從行動上步入了革命，農村有了自己的革命力量。黑娃的這種行為還有一種想在人們面前為自己正名的意義，他想通過這些是自己能為人們所接受，回歸到現實中，從本質上講，他雖然是叛逆的，但是他也使嚮往回歸的，所以他後來的跪倒在祠堂上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