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愷

在哈佛，艾愷看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五四時，主流思想都在激進批判中國傳統文化。而梁漱溟從小接受西式教育，實際上並沒有讀孔子，卻還在為中國傳統文化辯護，我覺得這太有意思了。”

此時大陸正值“文革”，艾愷也不知道梁漱溟是否還活著。為了收集資料，他只好到台灣和香港找梁漱溟的學生，通過他們了解梁漱溟。1973年，也就是尼克松訪華后的次年，艾愷作為隨行翻譯獲得一次去北京的寶貴機會。不過，他想見梁漱溟的要求卻沒有得到許可。他還去積水潭（舊稱敬業湖）找梁漱溟父親的墓碑，只看見石碑已被切成方塊。

“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梁先生被限制居住，而且地方很差，房間又黑又窄，當然不許他見我。”艾愷講著標準普通話，有些無奈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不久，艾愷突然接到梁漱溟在北大時的一位學生打來的電話。他說，梁漱溟希望作者可以來當面和他討論。更巧的是，艾愷偶然得知他的一個中國留學生，竟是梁漱溟鄰居。艾愷將書寄到北京后，梁漱溟寫信邀請艾愷來訪問他。

1980年8月，艾愷終於見到了梁漱溟。10餘天里，他帶著錄音機，每天早上到梁漱溟家裡，兩人在一張小桌前對坐，三小時之後，艾愷再離開。“這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位來自美國的歷史學者首次親身訪問他的傳主。”艾愷評價。

這次面對面的訪談，讓艾愷發現，87歲的梁漱溟思維清晰，《最後的儒家》中有少數事實與梁漱溟的回憶有出入。訪談記錄隨後被整理結集為《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直到2015年8月，還由三聯書店出了第三版。

1980年的北京之行，也讓這位義大利裔漢學家對梁漱溟的佩服和尊敬始終洋溢於表，他謙恭地稱其為“梁先生”。在天津電視台拍攝的一部紀錄片中，他還在山東鄒平梁漱溟墓前，以中國傳統禮數三拜九叩。

上世紀70年代，美國青年學者艾愷在哈佛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時，聽他的老師，史學大家費正清講到了梁漱溟時，對梁產生濃厚興趣，以致將梁漱溟作為他的博士論文主題。此後，對於梁漱溟及中國文化的追蹤研究，一直貫穿著艾愷的學術生涯。

梁漱溟，這個名字屬於一個“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持守與擔當。他對中國與世界的深刻洞見，時至今日餘音猶響。梁漱溟的一生，經歷山河的數次改朝換代，經歷國家的無數的動蕩變革，對梁漱溟一生的研究，幾乎就是對近百年中國社會變遷的思考。

改革開放后，中國大城市的現代化引起了美國普通老百姓的注意，他們漸漸驚奇地發現：中國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最早出口物品，到現在出口文化。而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範圍內最具影響力的元素，當屬儒家思想。1979年，艾愷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後的儒家》出版成書，他沒有拘泥於一般地論證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義，而是從全球性的反現代化思潮來理解和分析梁漱溟。他用了七年多的時間撰寫了這部《最後的儒家》，使之成為第一部關於梁漱溟的系統的傳記，博得西方學術家的普通好評，並獲美國“東方學獎”，成為梁漱溟研究領域的第一人。

不僅如此，這位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當代最活躍、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他對中國發生的巨變有相當的發言權。山東省鄒平縣是中國農村最早向美國學者開放的調查點，從1986年開始，來自美國的學者先後有100多人次到這裡蹲點調研，艾愷，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鄒平也是梁漱溟“鄉村建設”的試點，從1986年以來的20多年間，他幾乎每年都要漂洋過海來中國山東省的鄒平縣考察，成為鄒平乃至全中國20多年來巨大變化的見證者。

1942年，艾愷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首府哈利斯堡。由於兄弟姐妹多，家庭比較困難。但艾愷靠著一點獎學金，1960年進入一所天主教辦的國王學院。艾愷對歷史很感興趣，1963年夏天，他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關於印度史、日本史、中國史的書，覺得中國史的書最有意思，於是決定研究中國史。

1964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專業攻讀碩士學位，其指導老師是政治科學系教授鄒讜。鄒讜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其父親鄒魯是國民黨元老、中山大學首任校長。《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一書令鄒讜聲名大噪，該書被譽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艾愷就跟著鄒讜研究中國歷史。

1966年，艾愷考入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師從費正清與舒爾茨，攻讀博士學位。費正清是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美國最負盛名的“頭號中國通”，致力於中國問題研究長達50年。舒爾茨也是著名的漢學家，寫了很多中國思想史方面的書。

1969年，艾愷開始搜集博士論文資料，發現梁漱溟這個人非常有意思。在艾愷看來，梁漱溟的故事非常有戲劇性：

他的一生就是20世紀中國的歷史。早年受康有為、梁啟超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後來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覺沒什麼好結果，曾自殺過好幾次，閉門研究佛學，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這一段就蠻有戲劇性。

於是決定他的博士論文就寫梁漱溟。雖然他要寫梁漱溟，卻見不到梁漱溟本人。那時，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艾愷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還活著。為了收集梁漱溟的資料，他只好去台灣和香港找認識梁漱溟的人，通過他們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松訪華之後，艾愷曾為幾個到美國去訪問的中國代表團做翻譯，於是在1973年有機會來到中國。他提出要見梁漱溟，遭到拒絕。未能見到梁漱溟，艾愷帶著遺憾離開中國。

收集到材料后，艾愷決定把博士論文的題目叫《最後的儒家》。1973年，艾愷開始用崇敬的心情描繪梁漱溟，將之視為當代孔夫子式的聖人。

1975年，艾愷寫完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後來又加了幾張，1979年出版了《最後的儒家》，這本書獲得了費正清東方最佳著作獎。

1980年，艾愷終於第一次見到了梁漱溟。

那時，有一個梁漱溟曾教過的北方石姓學生去看梁漱溟。他一回美國就給艾愷打電話說，“梁先生知道你的那本書，希望你來華與兄見面。”

很巧合，艾愷的學生之中，有一個剛來美國留學的中國女孩。她是梁的鄰居，艾愷從她那裡得到梁漱溟的地址。為了確保梁漱溟能收到，艾愷給他寄了兩本書，一本寄到政協，一本寄到他的住址。梁漱溟收到這兩本書後，給艾愷寫了一封信，希望艾愷來中國訪問他。

1980年，艾愷來到北京。第一次見面，艾愷與梁漱溟談了很多，並且約定：每天早上交流三小時。此時，雖然梁漱溟已經87歲了，但思維依然很清晰，解答了艾愷的許多疑惑。

當時艾愷帶了錄音機，把他們的談話錄了下來。2006年1月，梁漱溟的長子梁培寬把這個對話錄——《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作為單行本出版了。令艾愷沒想到的是，這本書出來以後很暢銷。“這個世界會好嗎”就是80多年前梁濟問梁漱溟的問題，卻成了艾愷與梁漱溟對話錄的題目，也許有點意味深長。

1988年梁漱溟去世三四天之後，艾愷才到達中國，為此他感到很遺憾。

獲得第九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1979年，艾愷的博士論文取名《最後的儒家》出版，旋即在海外引起高度關注，還獲得費正清東方最佳著作獎，並輾轉被梁漱溟知曉。

艾愷因梁漱溟而開始研究中國。研究了梁漱溟之後，他開始研究山東鄒平地方史，這是梁漱溟曾經搞“鄉村建設”的地方。

1986年，艾愷從鄒平回北京，梁漱溟還向他詢問鄒平的情況。之後，梁漱溟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外國人在鄒平做研究”的文章，引用了艾愷的一些話。回美國后，艾愷寫了一個報告，山東鄒平後來就成為外國人研究中國農村的最早基地。

在這之後，艾愷又做了河南西南部地方史的研究，這也是因為梁漱溟的原因，他也曾在里做過試驗。

從1973年到現在，艾愷來過中國至少二十幾次，“八九十年代差不多每隔一年來一次，2000年以後差不多每年來一次”。

艾愷覺得，無論農村還是城市，三十年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73年來時，中國的公路、建築物很少，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水平也不高。1980年來時，感覺到了改革開放的勢頭，開始出現變化；1982年再來時，就看到了明顯的變化；1984年以後更是如此。

他預測未來二三十年中國面臨的問題，可能來自貧富差距、農民工、環保方面。“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會最關心這方面的問題。”艾愷說。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他憂心忡忡，最近一直在研究反現代化的理論，著有《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等著作，他對現代化作出了尖銳的批評，對現代化的“好處”審慎地接納並警視，提出了種種化解現代化弊端的辦法。

雖然艾愷成為漢學家是因為梁漱溟，但其對中國現代化的認識卻與梁漱溟不一樣。

實際上《最後的儒家》的副題就是“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正是他對現代化存在懷疑的反映。

英文介紹：

Guy S. Alitto, Ph.D.

Professor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Teaching/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labor history,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Guy Alitto has taught in all areas of Chinese studies, including modern and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s and pre-modern history. Most of his courses, and all of his graduate courses, are in the area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is research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has been in local histories at the village, county, and regional levels (Zouping county in Shandong, the Wanxi area of Southwestern Henan), in family history (the Liangs of Guilin), and social history (Chinese banditry 1880-1950). He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olitical/social realms and the intellectual/cultural, as manifest in specific individuals and local cultures. He continues to be interested in the ongoing Chinese discussion on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Selected publications

"Ershiyi shiji de shijiewenhua hui yanhuazhi rujiahua de wenhua ma?" (Will 21st century culture evolve into a Confucianized culture?) in Dushu (Beijing 1996).

"Zhongguo wenhua xingcheng de yaosu ji qi tezheng" (The essential elements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ir special features) in Guo Tingyi xiansheng jiuzhi danchen jinian lunwenji (Taipei 1995).

Shijie fanweinei de fanxiandaihua sichao: lun wenhua shouchengzhiyi (Anti-modernization thought trends in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on cultural conservatism) (Guiyang: Guizhou Provincial Press 1991).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2n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Courses

Introduction to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China (Autumn 2005)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Winter 2006)

Readings in Literary Chinese (Winter 2006)

Modern China (Spring 2006)

Reading Qing Documents (Spring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