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川古文化遺址

好川文化遺址地處仙霞嶺南麓的大山深處，山高坡陡，森林茂密，雨量充沛，動植物資源豐富，可供耕種土地稀少。距縣城妙高鎮約12公里。屬山間低谷丘陵地貌，發源於好川西約8公里的忠溪經好川襟溪匯入松陰溪，屬甌江水系。

嶺頭崗處於北緯28°33′27″、東徑119°10′42″，是一相對高度為31米的谷間低丘，崗頂相對平整，平面大致呈鞋底形，面積約5000平方米。崗頂東迎日出，西送日落，光照充足，向北可遙望1700多米白馬山。近代嶺頭崗成為墳地。1970年闢為茶園。1997年3-4月間，好川村修水渠從吳處水庫引水，準備將嶺頭崗茶園改為水田，並借來推土機施工，推土機推出文物。經過近兩個月的搶救性發掘，共清理80座墓葬，出土玉器、石器、陶器、漆器、(痕迹)等隨葬品1028件(組)。

墓地規模大，墓葬數量多，以大中型葬為主，小型墓葬僅8座，占墓葬總數的10%。墓坑寬大，平面幾呈方形，墓坑的長、寬係數多小於1.5，大於2的無一發現。不同等級墓葬的隨葬物品懸殊，大型墓葬品種類齊全，數量多，製作精；小型墓葬隨葬品種類不全，數量很少。隨葬品以陶器為主，有少量玉器、石器、漆器、，其中陶器762件，玉器98件，石器142件，漆器26件。陶器以泥質灰陶居多，泥質灰胎黑皮陶佔一定的比例，夾砂陶、印紋陶少量。鼎(三足盤)、簋、缽、豆、罐、杯、鬶、為隨葬陶器的基本組合。陶豆數量占隨葬陶器總數的一半以上，型式豐富，頗具特色。玉器多錐形器、玉珠等裝飾品；漆器上幾何形曲面玉片數量較多，在4座墓葬中發現的12件三重台階狀(祭壇狀)曲面玉片為其他遺址、墓葬所不見；玉僅在7座大中型墓葬中發現8件；琮、璧等未見。石鏃95件，是數量最多的石器。石錛34件，石鋮11件，三孔石刀1件。沒有發現石耨刀、斜柄石刀、石犁等農耕用具。

墓葬的頭向多朝東南，絕大多數墓葬的墓向在95°～160°之間，僅10座墓葬的墓向在27°～55°之間，表明好川文化受共同的原始宗教的制約。葬具外填土內放置隨葬器物也是好川文化頗具特色的葬谷。

好川文化陶器從墓葬隨葬品看，夾砂陶數量不多，但夾砂陶釜始終存在，夾砂陶鼎數量很少，而可能作為陶鼎替代器的泥質陶三足盤數量不少，表明好川文化可能在仙霞嶺山地為適應環境而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反映精神意識的葬俗則保留了其原有的文化傳統。

粉砂狀泥質灰陶是好川文化最主要的陶系，泥質灰胎黑皮陶有一定的數量，這是好川文化陶器的一大特點。好川文化陶豆特別發達，陶豆數量超過其他陶器數量的總和，占出土陶器總數的57%。陶豆型式豐富，形制演變軌跡清晰，發展序列明確。豆形體高大，豆盤很淺，豆盤下發達的垂棱，豆把上流先進位造業基地的圓形、三角形鏤孔是好川文化陶豆最顯著的造型特徵，也是好川文化陶豆極具自身特點的裝飾風格，它們構成好川文化的一個鮮明的文化特徵。部分陶豆的口垂棱、圈足部位還有朱紅彩裝飾，這可能反映了當時人們是從側面觀察和欣賞這些陶器，相當一部分可能是有著特殊用途的陶禮器。陶器中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水器多，各有自己的發展序列。鬶、杯、盉等不同形態的水器有著不同的用途。從第二期墓葬開始幾乎每墓一件，應是燒水的主要器具，杯無疑是喝水的用具，而　很可能是用來盛酒的。部分陶杯、陶也有朱紅彩裝飾，有些可能是作為禮器使用的。三喙罐也為好川文化所特有。

好川文化陶器的又一特徵是出現少量的拍印條紋、曲折紋陶器和表灰色硬陶器，這些嚴格意議上不屬於幾何紋陶範疇，但它們應該是幾何印紋硬陶的濫觴。

好川文化的石器以鏃為主，石錛次之，石鋮不多，石刀僅1件。石錛以桂葉形扁薄長鋌鏃居多且最具特徵，柳葉形石鏃少量。石錛形體都很少。石鋮窄長形、斜刃、梃鑽孔、並列雙孔均是自身的形制特點。

好川文化玉器經鑒定，多透閃一陽起石系列軟玉。器形多是體量很小的錐形器、珠及幾何造型的曲面玉飾片，玉鋮不多，琮、璧等玉禮器沒有發現。錐形器尾榫部均無小孔，絕大部分素麵無紋。玉鋮有寬短、窄長兩型，斜刃多崩缺，與石鋮一樣有並列雙孔的。

亞腰形漆器、柄形漆器是好川文化又一具有鮮明自身特徵的器物，很可能是好川文化象徵某種身份地位的“禮器”。漆器上的飾物經歷由石質到玉質的變化過程。鑲嵌幾何形曲面玉片漆器集中體現了好川文化精湛的玉作工藝和高超的漆器製作工藝技術。三重台階狀玉飾片如今為好川墓地所獨有。

好川文化是一支分佈於浙西南仙霞嶺山地的新石器時代末期的考古學文化。通過類型學排比，與相關文化的比較研究推斷出好川文化的年代上限在良渚文化晚期，下限至夏末商初，約距今4200~3700年，前後積年500年左右。

好川文化與周邊的良渚文化、花廳基地、曇石山文化、樊城堆文化、山背文化、石峽文化、肩頭弄文化、馬橋文化以及松陰溪流域商周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又有著自己濃厚的個性特徵。它的文化面貌新穎獨特，文化內涵豐富多彩，文化因素多元特點明顯，因此許多考古家將此命名為“好川文化”。

好川文化遺址的發現填補了浙西南浙閩贛三省交界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為當地考古學文化發展譜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一些重大學術問題提供了有益線索，是浙西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現《好川墓地》的發掘報告已於2001年月12月出版發行，許多考古學界專家正在對好川文化的內涵進行深入研究。但是根據好川文化遺址周圍採集到的一些陶片及石器分析，在好川文化遺址周圍還應該有另外的人類遺址遺跡，尚待進一步勘探發掘。從好川墓地的規模看，好川人類的生活區將是一座規模寵大的“村寨”，好川人類生活的環境、好川人類生活的民俗風情、好川人類住宅的建築風格等等未知領域，都有待於對好川文化遺址周圍地區進一步勘探發掘後進行深入探索研究。

2002年11月在溫州鹿城老鼠山發現一處好川文化遺址，發掘面積達635平方米，共清理了35座好川文化墓葬，6座唐代墓葬，並發現了好川文化連片的石構建築遺跡，出土了1000多件石器、陶器、銅器以及大量陶片，它的發現增進了人們對好川文化分佈狀況的了解，同時，也為研究好川文化聚落布局特點以及社會結構等提供了豐富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