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的本質，就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係及其產物。”（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論》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海洋信仰、與海洋有關的人文景觀等都屬於海洋文化的範疇。

人類的生命來自海洋，人類的文化起源於海洋。海洋佔地球表面的71%，總面積約3.6億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最大的“寶庫”。海洋的浩瀚壯觀、變幻多端、自由傲放、奧秘無窮，都使得人類視海洋為力量與智慧的象徵與載體。

海洋文化包羅萬象，人類緣于海洋，因由海洋而生成和創造的文化都屬於海洋文化；人類在開發利用海洋的社會實踐過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質成果，如人們的認識、觀念、思想、意識、心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經濟結構、法規制度、衣食住行習俗和語言文學藝術等形態，都屬於海洋文化的範疇。海洋文化中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強烈的個體自覺意識，其強烈的競爭意識和開創意識，都比內陸文化更富有開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險性、神秘性、開拓性、原創性和進取精神。

中華民族是人類海洋文化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中華民族祖祖輩輩所居住的大地，東南兩面臨海，海岸線長達1.8萬公里，這樣的地理環境，孕育了祖國悠久的海洋文化。

考古表明，早在舊石器時代，中國沿海地區就已有了人類活動的足跡。從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5世紀，中國古代的航海業和航海技術，一直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古人還留下了眾多描寫海洋的詩詞作品，如“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等等，足見海洋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文化的淵源和重要組成部分。無論從我國海洋歷史文化、海洋軍事文化、海洋旅遊文化或海洋民俗文化中都能挖掘出無數亮點。較具有代表性的，如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壯舉，歷史性地開闢了亞非海上航路，傳播了中華物產和中華文明。更重要的是，在與不同國家進行文化、經濟交流的同時，沒有佔領別國一寸土地，沒有建立一個要塞，沒有掠奪一份財富。鄭和下西洋代表了中華民族發展和平共處、睦鄰友好關係的精神實質，是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偉大實踐，不僅完美地展示了中華民族對外交往的優良傳統，也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傑出典範和成果。這就是先進的中華文化、先進的海洋文化。

中華文化發展到今天，文化氛圍更加融洽和諧，文化創新更加積極活躍，文化產品日益豐富。文化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協調發展，對外文化交流、非物質遺產保護、舞台藝術、群眾文化事業的發展都顯現了勃勃生機。當代中華兒女，踩著前人的足跡，正以更加抖擻的精神、更加科學的態度、更加穩健的腳步在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大路上昂首前行。雖然海洋文化在文化部門還沒有一個專門機構加以關注，但是我們欣喜地看到國家海洋局以及全社會對海洋文化越來越重視。我們對海洋文化的研究和探索日漸深入，如對海島文化、航海文化、海洋文學、海洋旅遊文化、海洋經濟文化、海洋環保文化、海洋軍事文化、海洋科普的研究和海洋文化歷史遺產保護等等。有關的海洋院校、海洋論壇、海洋博覽會、海洋文化節等也在日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相信這些必將有力地推動海洋事業的蓬勃發展，必將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海興國強民富，海衰國弱民窮”。面臨已經到來的海洋世紀，讓我們共同了解海洋、關心海洋，建設和弘揚海洋文化，讓海洋更好地造福人類。

人類文明是由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共同構成的。海洋文明一詞最早出現在李二和《舟船的誕生》一文中，后被國內外學界陸續引用。

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是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中華古代文明，就是由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陸上的火與石斧創造出了舟船，舟船的水上活動又推動了大陸文化的發展。獨木舟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它不僅體現了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以及整個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而且為人類海洋文化的發展，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紀元。

人類的特性，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探求與渴望。

人類對水的依賴是如此的強烈。只要有水流經過，人類就會逐水漂航。古埃及的尼羅河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及古代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文明，莫不緣此而生。同樣，在海洋上，只要有海島（在人們的視野）出現，人們就會乘舟船逐島而去，從而建立起陸海之間的文化交往。古代中國的文化，就是這樣被一步步傳播到世界各地的。

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土廣袤的大陸國家，黃河、長江做為母親河哺育了中華民族並使中國以其古老的文明著稱於世；中國同時又是一個具有漫長海岸線和遼闊海洋的海洋國家。偉大的中華民族同地中海國家一樣，都是人類海洋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內涵豐富的海洋文化，是人類歷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不僅早在7000年之前就創造了輝煌的航海歷史，而且遠在7000年頻繁而漫長的航海中，把最早的人類文明、古代文化和科學技術帶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李二和《中國水運史》緒論）。

這是由世界各地先後出土和發掘的大量的、歷代文物及世界各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對歷代古文獻資料的研究，包括多次有關中國海洋文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結果所達成的共識。

在我國浙江餘姚縣的河姆渡遺址，出土了五支木槳。其中一支殘長為62.4厘米，殘寬為10.8厘米；另一支殘長為92厘米，殘寬9厘米。經碳14測定，五支木槳距今年代為7000年左右，屬母系氏族社會遺物。同層出土的還有近百種動植物和帶有榫卯和企口板結構的房屋建築所用的木料遺存，還有炭化稻粒等。這證明，漁獵和採集在當時的經濟生活中，仍然起著十分重要的輔助作用。河姆渡遺址位於杭州灣以南的寧紹平原，姚江從遺址的西部和南部流過，南為四明山，與河姆渡隔江相望。遺址海拔僅3—4米，在古代可能是一片汪洋或低洼的沼澤地。值的特別注意的是，在出土木槳的槳柄與槳葉結合處，陰刻有弦紋和斜線紋圖飾。由此證明，如此雕工精細的木槳，決不是最原始的，當有一個漫長的發展和演化過程。那麽原始木槳的出現，應當更早一些，可能在8000年左右（李二和《中國水運史》第1章中就作了大膽的推論）。無獨有偶，同樣是在浙江杭州，在蕭山跨湖橋新石器遺址，又出土挖掘出了一隻獨木舟。經碳14測定，這隻木舟的距今年代為7500—8000年，這恰與我們在《中國水運史》中的推斷相吻合。應當說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這是我國迄今發掘到的一隻最早的獨木舟（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那麽，人們不僅要問：舟船的起源到底在何時？誰是舟船的發明者？

這在古代浩繁的典籍中，說法卻不一。

《山海經海內經》中說，番（凡）禺始作舟。《墨子》說，是巧垂。《呂氏春秋》卻說是舜的臣子虞姁（於許）。《發矇記》中又說是舜的另一個臣子伯益。《世本》中又說，是黃帝的兩個臣子共鼓、貨狄。《易經·繫辭下》說：“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說黃帝“劊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另外，我國遠古文獻中對舟船的記載也很多。《世本》中，有巴人乘土船浮夷水（今清江）之說；《爾雅·釋水》：“庶人乘泭”、“並木以渡”；《國語·齊語》中說“方舟設泭；《越絕書》中說“方船設泭，乘桴洛河”；《論語·公冶長》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等都是古代對舟筏的記載。

馬克思曾說：“一般說來，勞動過程只要稍有一點發展，就已經需要經過加工的勞動資料。”而“火和石斧通常已經使人們能夠製造獨木舟。”古代中國舟船文化的史實恰恰證明了這一點。《世本》說：“古者觀落葉以為舟”；《淮南子》說：“見竅（翹）木浮而知為舟。”“浮”的現象和概念賦予了人們美好的想象；導致人們去“刳木”，使其變輕易浮，從而產生了獨木舟。

但不管怎麼說，無論是誰發明的，無管是怎樣一種說法，它都是古代勞動人民勤勞和智慧的結晶。獨木舟的出現，直觀地說明了古代中國人民在舟船科技與海洋文化方面非凡的發明和創造力；她擴大了人類的生存空間，同時也揭開了人類水運歷史的序幕、揭開了舟船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序幕。

我國和世界各地出土的有關與中國古代舟船文化有關的文物、歷史遺存越來越多。

除了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雕花木槳，和杭州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獨木舟，在江蘇武進出土的戰國時期的特大獨木舟，至今陳列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還有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沉船等，都分別訴說著古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和發展水平。

那麼，舟船文化的發生與發展，是不是一件獨立的事情？當然不是。她既是人類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又直接推動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與提高，幾乎影響了人類所有科學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在長島縣廣鹿島吳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形器”；丹東東溝縣馬家店后窪濱海的新石器遺址中，出土了距今6000年前的仿舟陶器，同時還有伴出的骨魚鉤、骨魚叉和重達兩公斤的石網墜，以及距今5000年前的鯨魚頸椎骨等。1976年，在遼東半島大連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遺址中，也出土了仿舟陶器；1973年，湖北宜都紅花套還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在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中，出土了一隻距今為4700年前的青楓木木槳；在陝西寶雞北首嶺，發倔出了一件船型彩陶壺，上面繪製有展開的精密網紋。這當然是古人用船拉網捕魚的又一物證。迄今為止，光是在武昌、漢陽等地就發現了數千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其出土的文物大多與舟船、水和海洋有關。

位於南部渤海水域的山東長島縣，更是海洋文化的搖藍。這裡發掘出土了從舊石器到鐵器時代　的一系列重要文化遺存。其中新石器時代遺址有33處。在黑山北庄遺址中，發掘出兩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一座以海螺鋪身，顯然為海洋葬俗。裡面出土的彩陶以紅花黑彩的波浪形紋為主，當與水居有關。更有大量的貝殼和魚骨。所有出土的文物，無不反映出我國母系氏族社會，漁獵生活重要的社會特徵。

21世紀為海洋世紀。海洋是生命誕生的搖籃，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陸地可供開發資源的減少，世界各海洋大國之間在海洋經濟、科技、資源、海權等方面的競爭日益激烈。然而，種種激烈競爭的背後，實質上是海洋文化的競爭。不同的海洋思維、海洋意識、海洋觀念等文化因素，決定著競爭的格局和態勢，決定著競爭的成敗。

長江三角洲地區地處東海之濱、長江入海口與杭州灣交匯區域，是我國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2009年江浙滬三地GDP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成為全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隨著長三角區域經濟進入資源環境瓶頸期，陸域資源、能源和空間的壓力與日俱增，迫切要求突破陸域制約，加快發展海洋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海洋資源是長三角區域最大的資源優勢之一，是實現長三角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依託，也是長三角未來發展的重要戰略空間所在。據統計，長三角區域擁有海域面積約30多萬平方公里，大陸海岸線和海島岸線長達8200多公里。2008年江浙滬三省海洋經濟總產值為9584億元，佔全國海洋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2.3%，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達到14.7%。

海洋文化是長三角區域海洋資源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長三角海洋經濟發展的先進生產力。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長三角沿海先民已經能夠製造和利用舟楫開始了海上航行，並把自己的文化傳播到他們所及之處。自此之後，長三角沿海居民更是在這塊遼闊的海域上揮灑著自己的智慧與汗水，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歷史文化奇迹。從河姆渡人最原始狀態的海洋捕撈與長距離的航海活動，到聲名遠揚的“海上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時龐大的船隊，再到世界第一跨海大橋杭州灣大橋的全線貫通，都充分展示了長三角區域人民認識、開發、利用海洋的智慧與能力。隨著歲月的流逝、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繁榮和中外交往的日益頻繁，其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擴展，突出表現為俊逸秀美的海洋民俗文化、源遠流長的海洋宗教信仰文化、山明水秀的海洋景觀文化、精美獨特的海洋鹽業文化、中外交融的海洋商貿文化，還有富含海洋特色的漁業文化、港口文化、科教文化、體育文化、文物古迹、名人文化、文學藝術等。長三角區域海洋文化雖歷經數千年的演進、整合與重構，但其基本精神卻是一脈相承的：海納百川的開放性，兼容並蓄的親和力，博採眾長、厚積薄發的創新力，植根民間、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著名文化學家羅邁德·威廉姆斯說過：“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將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來選擇的光柱。”對於海洋文化繁盛的長三角區域來說，研究璀璨的海洋文化，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過去，而應該面向未來，讓海洋文化為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服務。因此，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深入挖掘區域海洋文化的內涵，大力推進區域海洋文化產業的發展，將有助於形成全社會關注海洋、保護海洋、開發海洋的良好氛圍，有效提升海洋文化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助於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全面升級，提升區域綜合競爭力，對實現“把長江三角洲地區建設成為我國文化產業集聚區”的戰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