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鎖

戰時的上海，封鎖鈴聲一響，電車成為一個相對靜止、封閉的空間。華茂銀行的會計師呂宗楨為了躲避討厭的年輕人——太太姨表妹的兒子，坐到素不相識的吳翠遠旁邊，並不得不做出調情的樣子。這個場景讓那年輕人知趣走開，但呂宗楨又不得不延續與翠遠的搭訕。面對一個男人突如其來的言行，翠遠自然是震驚而排斥的。呂宗楨閑聊的話題與情緒，在吳翠遠的意料之中，無非是公事的繁忙、生活的疲憊，對家庭尤其是對妻子的厭倦。在呂宗楨一步步的攻陷下，吳翠遠內心的快樂戰勝了原來的審慎與拒絕。亂世的封閉電車上，吳翠遠逐漸忘記現實的寡淡，伸手觸摸一個理想而浪漫的夢境。最後，“封鎖”解除，人們的行動都回歸正常，呂宗楨也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置”。吳翠遠這才明白，封鎖期間的一切，等於沒有發生。

民國32年（1943年）的上海已經成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孤島”，人們戰戰兢兢地生存著。上海由於高度殖民化，中西文化混雜，出現了電車、咖啡館、電影院等現代事物。因而封鎖的底色就是戰爭背景和都市文明。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每天正常行駛的電車才會封鎖，因而才有封鎖后的故事。戰爭時期，《封鎖》這類反映男女基本愛情慾求的題材並不是敏感題材，因而得以發表。

吳翠遠：大學的英文助教。她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女孩，頭髮、長相、裝束都是千篇一律的式樣。在家裡她是一個好女兒，在學校她是一個好學生。大學畢了業，翠遠就在母校服務，打破了女子職業的新紀錄，但翠遠不快樂，她已厭倦了這一角色，卻無法改變自己。這種模稜兩可的生命狀態，使得翠遠面臨了生活與情感的尷尬：既不甘心像貧寒人家的女孩匆匆嫁人，又無法自我奮鬥到出人頭地，而她的相貌也不足以使她遭遇一場傳奇的愛情。

呂宗楨：庸碌、老實的銀行會計師。他遵太太旨意，穿著西裝戴著玳瑁邊眼鏡，外表和觀念都已被社會的秩序束縛得齊齊整整，沒有空虛，即使是在“封鎖”剛剛來臨時，坐在電車上的他，仍然能立即從手中的報紙上找到填滿可怕空虛的辦法。

主題思想

張愛玲在《封鎖》中通過男性和女性的互看達到了對女性自身的內省，表現了張愛玲的女性意識既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這些女性雖是時代的新女性，她們生活在都市中，吃穿用度都跟新潮流，很多受過大學教育，但她們無意識中還是被中國傳統的男權思想所掌控，某種程度上依然是男性的附庸。呂宗楨對吳翠遠的看是從單純男性感官上出發。在談及終身大事時，他還自私地推卸責任既說要替她安排好，又想重蹈三妻四妾的舊路讓她做外室。而吳翠遠作為一名受過大學教育，並在大學工作的現代女性，一方面她討厭父母渴望她找個有錢女婿趕緊嫁掉的虛偽和庸俗。另一方面，她不自主地受家人想法控制，想嫁給呂宗楨這個有婦之夫氣一氣他們。“擱淺”的電車讓荒誕的偶然調情成為愛情，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張愛玲對愛情的真實性的消解和嘲諷，也可以看到張愛玲對女性精神深入的解剖和自省意識，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意義和象徵意義。

藝術特色

象徵隱喻

《封鎖》以封鎖為名，它所說的是個因時空切斷而成的故事。在這個封鎖的特殊時空里，兩個主人公的特殊愛情隨之上演。他們的境遇與時空的相互映證，使這一時空呈現出濃厚的象徵意味。在這個人工造成的時空中，作者開始了特別的敘事。平日內心深處忍耐的事在這寂靜里膨脹了，於是被“封鎖”在電車中的已婚男人呂宗楨和未婚小姐吳翠遠，暫時背離日常的生活軌道，暫時“封鎖”對親人的情感。他們從心不在焉的聊天逐步發展到隱秘的情感交流，甚至談婚論嫁。隨著封鎖的結束，兩個在封鎖期間互訴衷腸的戀人轉眼間形同陌路。這一特殊的時空恰是一個整體的象徵：人生的真實處境是一種無形的封鎖，它封鎖了人的真實情感，而現實生活中的有形封鎖卻為情感封鎖創造了一個真空環境。在這個超越時空的時刻，它使人性解除了在現實生活中無形的封鎖，為封鎖的情感提供一個還原的機會。

意象

小說中，電車屬於一個公共場域，文明、敞開是其特徵，因封鎖而成為一片安全區域后，它被賦予了一種隱秘性的質素，那就是對於人物內心的揭露。諸如小說男主人公宗楨對翠遠傾訴自己婚姻的不幸、妻子學歷低且不體諒、工作的不如意等。由此可知，電車作為上海城市的縮影，作家再現了上海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的荒涼之景。這座孤島如烏殼蟲的巢穴一般，而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就是一個個烏殼蟲，淹沒在雜碎的日常瑣事中，來不及思考，也不願承受因思考而帶來的痛楚。當整座城市的人都互相不信任、不同情、不關懷的時候，這座城市就生成了荒涼的底蘊，生活其中的人必然變得冷漠自私。

敘事

從故事的開端：電車被“封鎖”引起了生活常態的斷裂，到故事的發展：車上人的不同表現，再到故事的高潮：呂、吳二人的交談及心理活動，最後到故事的結局“封鎖”開放，大家回到自己生活的常態。這種“常態-非常態-常態”的情節轉換過程，構成了一個圓形的敘事結構。

張愛玲在小說中運用了無焦點的第三人稱敘事，全知全能的視角洞悉所有的環境、事件以及人物的心理，並將它們呈現給讀者。作者一會兒成了宗楨：“在宗楨的眼中，她的臉像一朵淡淡幾筆的白描牡丹花，額角上兩三根吹亂的短髮便是風中的花蕊”。一會兒又成了翠遠：“翠遠皮包里有紅鉛筆，但是她有意地不拿出來。她的電話號碼，他理該記得”。不斷變換的視角，使讀者得以明白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動。

張愛玲善用比喻和擬物擬人，在之前她的其它小說中已經見識過了。譬如這篇《封鎖》，將電車軌喻作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光看字面就感覺讓人發瘋，然而開電車的人卻“不發瘋”。又說，“這龐大的城市在陽光里盹著了，重重地把頭擱在人們的肩上，口涎順著人們的衣服緩緩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壓住了每一個人。”“生命像聖經”，因為翻譯來翻譯去的緣故，所以使人“隔膜”。至少我無法想出這樣誇張卻又無比貼切的句子。

小說的前半部分象是描寫世態的，在寂靜中突然唱起歌來的乞丐，百無聊耐的電車司機，公事房裡一同回來的幾個人，一對長得頗像兄妹的夫婦（妻子總擔心那條薰魚會弄髒丈夫的西褲），手裡搓核桃的老頭子，孜孜修改骨骼圖的醫科學生……

電車的外部是死靜的，電車內卻有些嘈雜，就在這既死靜又嘈雜的背景下，徐徐展開了呂宗楨和吳翠遠的、短暫的“愛情故事”。

相信大多數男女都幻想過艷遇，在行進的列車或汽車中，和一個陌生的異性在封閉的空間里，幾乎零距離地靠在一起。但事實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著機會與一個年齡相仿，長相也還過得去的異性坐在一起的機率幾近於零。萬一真遇到這樣一個機會，你也很可能因為膽怯而與他/她失之交臂。也許你只是滿足於裸露的手臂有意無意間短暫的相觸，佯睡時不小心滑落在肩上的腦袋。你可能在心裡猜測了種種有關他/她背景的可能，卻連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氣也沒有。一個年過三十的男人曾這樣向大家描述他的“艷遇”：“她坐在我旁邊，我們一共呆了六個鐘頭。我一輩子也沒有和一個美女挨得這麼近，我們距離不超過十厘米地廝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產生了錯覺，以為這種狀態將會永遠保持下去。所以臨下車的時候她頭也不回地絕塵而去，實在令我有些傷心欲絕。”但我想這是大多數“艷遇”的必然結局。

說回正題。張愛玲為呂宗楨和吳翠遠設計了一切造成他們“艷遇”的前提，先是“封鎖”，然後是呂宗楨的姨侄（呂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話，不得已坐到了吳翠遠的身邊）。我們可以把這些因素統統叫作偶然，就象“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緣，“封鎖”又為什麼不能“促成”一段艷遇？張愛玲大概是習慣了要把人們擱在極端的情況下來考驗他們的人性。

如果換個環境，吳翠遠很明顯不是呂宗楨喜歡的類型，因為在呂看來，“她的整個的人像擠出來的牙膏，沒有款式。”而呂宗楨也不是英俊小生，何況還有家室。無論如何這兩人也不會走到一起。在近處找原因，當然是因為他們被越來越多的人勉強擠在了一起。而突然間與陌生人如此親近的場面，很容易激發起男女之間別樣而微妙的情感。往遠處找原因，則可以歸咎於呂宗楨對他太太的憎恨——她總是要求西裝筆挺的他在麵食攤上買包子回家，而她那該死的侄子，已經開始打他十三歲女兒的主意。至於翠遠，則是帶了反叛的情緒，誰叫家裡人總叫她找個有錢的女婿，所以這次偏找個沒錢還有太太的男人賭氣做小給家裡看。

諸如此類的艷遇，並不具有我們期待中的香艷。別說男女主人公都貌不驚人，連調情所用的方式也極其俗套——

“翠遠暗道：‘來了！他太太一點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別的女人的同情。’宗楨遲疑了一會，方才吞吞吐吐，萬分為難地說道：“我太太——一點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這樣極其勉強與不和諧的調情，居然也因為某種不能預測的因素，被迫發展到了令雙方談婚論嫁的地步。呂宗楨欲擒故縱地說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話，而翠遠居然假戲真做地哭起來，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幾乎“把眼淚唾到他臉上”。結局自然更為不堪，呂宗楨閃入人群，當作一切沒有發生過，翠遠終於醒悟過來，“整個的上海打了個盹，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

我看《生活在別處》的時候，覺得昆德拉是殘酷的，因為他給浪漫的詩人小伙雅羅米爾，安排了一個極其醜陋的紅髮姑娘作為他的性伴侶。現在看《封鎖》，覺得張愛玲更殘酷，她先叫人們生出一點希望，覺得這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轉眼間就將它象肥皂泡一樣捅破，空留給人一個尷尬的念想。

作家蔣方舟：《封鎖》當中，我非常神奇地感受到小說是關於時間的魔法，因為小說里的封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短的時間，但是張愛玲當時寫車裡的人、車外的人，包括車裡面的男人，甚至還有一段不大不小的艷遇。當時我看這個小說的時候就覺得，小說真的是時間的一個剖面。

張愛玲，中國現代作家。祖籍河北豐潤，1920年9月生於上海，1995年9月逝於美國。張愛玲深受中國古典文學影響，又接受了西式教育，從而形成中西兼備的文學視野。她的作品多著眼於普通人的命運，洞察人性的幽微，又有歷史意識，寫出了大變動時代下的眾生相。代表作品有《傾城之戀》《半生緣》《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記》《小團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