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

中國翻譯家

徠林紓（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國近代文學家，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晚稱蠡叟、踐卓翁、六橋補柳翁、春覺齋主人。室名春覺齋、煙雲樓等。

早年曾從同縣薛錫極讀歐陽修文及杜甫詩。後讀同縣李宗言家所藏書，不下三四萬卷，博學強記，能詩，能文，能畫，有狂生的稱號。光緒八年（1882年）舉人，官教論，考進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學國文教員。所作古文，為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推重，名益著，於是任北京大學講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軍人徐樹錚所辦正志學校教學，推崇桐城派古文。

後來在北京，專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曾創辦“蒼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學院前身。工詩古文辭，以意譯外國名家小說見稱於時。復肆力於畫。山水初靈秀似文徵明，繼而濃厚近戴熙。偶涉石濤，故其渾厚之中頗有淋漓之趣。其題畫詩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獨饒山水味，何須攻苦學名家？”。花鳥得其師陳文台之傳，淡墨薄色，神致生動。

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鳥則不復作矣。著畏廬文集、詩集、春覺齋題畫跋及小說筆記等。

1人物生平 2個人作品翻譯作品

其他作品 3主要成就思想變化

學術主張 4人物事件

大事件

1852-11-08

出生

1852年11月8日出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

1897

與王壽昌合譯《巴黎茶花女遺事》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讚揚。

1924-10-08

去世

1924年10月8日去世，享年72歲。

人物生平

林紓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於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

閑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1882年對於林紓來說是關鍵而又具轉折性意義的一年：從一個窮秀才一躍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舉人。在擺脫貧困窘境的同時，他廣結師友、飽讀詩書。愛國心切的他，雖已過而立之年，卻不辭辛苦，七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原本一心報效祖國的林紓“七上春官，屢試屢敗”因而從此絕意於仕途，專心致志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紓捧著《閩中新樂府》和讓洛陽“一時紙貴”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開始了他遲來且豐碩的著譯生涯。然而，林紓涉入譯界卻是極為偶然的事，他的譯作如此暢銷也在意料之外。當時恰逢林紓母親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壽昌等幾位好友為幫林紓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譯書。林紓起先再三推脫，最後才接受了這一請求。《巴黎茶花女遺事》得到國人相當的認可，從某種程度上激勵著林紓沿著翻譯文學作品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之後短暫的72年生命里，他不僅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餘篇針砭時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筆完成了《畏廬文集》《諷喻新樂府》《巾幗陽秋》等40餘部書，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人生百態；而且在不諳外文的特殊情況下，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餘部西洋小說，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如英國作家狄更斯著的《大衛·科波菲爾德》、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托爾斯泰著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司哥特著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笛福著的《魯濱遜漂流記》等。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紓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紓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斗，並留下了“譯才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林琴南先生造像

林紓畫作

個人作品

林紓有《畏廬詩存》，卻刪去了《閩中新樂府》。他自稱"吾詩七律專學東坡（蘇軾）、簡齋（陳與義）；七絕學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參以荊公（王安石）；五古學韓（愈）；其論事之詩則學杜（甫）"（《林畏廬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評康有為贈詩稱讚他的譯著，而不談他的古文是"捨本逐末"（同前）。他自言在京與吳汝綸論《史記》為文之用心，深得吳之首肯。又推重吳汝綸評點《史記》"發神樞鬼藏之秘"（《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又稱吳始見其文，贊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贈馬通伯先生序》）他標榜桐城派，其實他的古文跟桐城派並不相同。像《冷紅生傳》《蒼霞精舍后軒記》《趙聾子小傳》，都善於敘事抒情，寫得生動而有感情，或雜以詼諧，能感動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謹嚴而較平順。他的《畏廬文集》，於閑漫細瑣之處，曲曲傳情，與歸有光文相近。他自己也說："六百年中，震川（歸有光）外無一人敢當我者。"（《林畏廬先生手札》）晚年名高，好自矜張。或傷於蹇澀，不復如初集之清勁婉媚了。其實林紓的成就還在他的"林譯小說"，他的詩文和畫，都為譯著所掩。

翻譯作品

林紓翻譯小說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讚揚。接著他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後共譯作品180餘種。介紹有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未出單行本的多在《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跟林合譯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鍾等，合譯法國作品者有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驥、李世中等。

林紓譯得最多的是英國哈葛德，有《迦因小傳》、《鬼山狼俠傳》等20種；其次為英國柯南道爾，有《歇洛克奇案開場》等7種。林譯小說屬於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國托爾斯泰的《現身說法》等6種，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等5種，大仲馬《玉樓花劫》等2種，英國狄更斯的《賊史》等5種，莎士比亞的《凱撒遺事》等4種，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3種，美國歐文的《拊掌錄》等3種，希臘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記》，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英國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菲爾丁的《洞冥記》，斯威夫特的《海外軒渠錄》，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里德的《吟邊燕語》，安東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傳》，美國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法國巴爾扎克的《哀吹錄》，雨果的《雙雄義死錄》，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

林紓和他翻譯的《茶花女遺事》

林紓不懂外文，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口譯者之手，因而也產生了一些疵誤，如把名著改編或刪節的兒童讀物當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卜生的國籍誤成德國等。即使這樣，林紓仍然譯了40餘種世界名著，這在中國，不曾有過第二個。

翻譯特色

林譯小說的譯筆有其獨自的特色和成功處。如所譯《撒克遜劫后英雄略》，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人物也能傳原著之神。《孝女耐兒傳》中，寫胖婦勸主婦之母為主婦出氣以重罰其夫一段，不僅原作情調未改，有時連最難表達的幽默也能表達出來。他的譯筆一般輕快明爽。

翻譯速度

林紓譯書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紓已書在紙，能一時許譯就千言，不竄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歡用古文義法來講他譯的小說。他讚美狄更斯"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善於"刻畫市井卑污齷齪之事"，善敘"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兒傳自序》），而用《史記·外戚傳》寫竇長君的話作比，認為《史記》中此等筆墨亦不多見。又說《紅樓夢》雖亦"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通過用《史記》、《紅樓夢》作比，賞識狄更斯的筆墨，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眼界。他在《不如歸序》里，稱德富健次郎"夾敘甲午戰事甚詳。余譯既，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又說："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這說明他翻譯小說，不光要把外國小說藝術技巧介紹到中國來，更要把他的愛國熱誠，通過翻譯感動讀者，加上他憑著自己的文學素養，用來補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譯作竟勝過有些原作。他藉助他人口譯來翻譯的小說，其中的成功譯作至今還具有生命力。

翻譯不足

林紓的翻譯亦被認為有不足之處。錢鍾書在收錄於《七綴集》中的《林紓的翻譯》一文中評論道：“林紓近30年的翻譯生涯，以1913年譯完《離恨天》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林譯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後期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鬆懈，使讀者厭倦。”

其他作品

林紓除翻譯小說外，文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詩有《畏廬詩存》《閩中新樂府》，自著小說有《京華碧血錄》《巾幗陽秋》《冤海靈光》《金陵秋》等，筆記有《畏廬漫錄》《畏廬筆記》《畏廬瑣記》《技擊余聞》等，傳奇有《蜀鵑啼》《合浦珠》《天妃廟》等。還有古文研究著作《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以及《左孟莊騷精華錄》《左傳擷華》等。

主要成就

思想變化

林紓半身照

戊戌維新前，林紓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談新政，作《閩中新樂府》50首，反映了他當時的進步思想。像《村先生》《興女學》等，主張改革兒童教育，興辦女子教育，宣傳愛國思想："今日國讎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村先生》）這種宣傳愛國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戰爭后更有發揚，像他所作《徐景顏傳》，就表揚海軍的為國犧牲。

林徠紓後來思想轉向保守，跟他始終主張維新、忠於清光緒帝的立場有關。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廬詩存·自序》里說，"革命軍起，皇帝讓政。聞聞見見，均弗適於余心"，"惟所戀戀者故君耳"。他雖然沒有在清朝做官，卻十謁光緒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國后，他和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相繼離開北京大學，並攻擊革命家章炳麟為"庸妄巨子，剽襲漢人余唾"，"意境義法，概置弗講"（《與姚永概書》）為桐城派張目。五四運動中，《新青年》雜誌提倡以白話代文言，發自北京大學。林紓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稱："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從保守轉到反對"五四"新文學運動。

學術主張

林紓個人畫像

林紓少孤，自雲“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十一歲從同里薛錫極問古文辭，讀杜詩、歐文務於精熟。自十三齡至於二十，“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不下二千餘卷。三十一歲結識李宗言，見其兄弟積書連楹，一一借讀且盡。非但經、子、史籍，凡唐宋小說家言也無不搜括。後由博覽轉為精讀。對生平所嗜書，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紓崇尚程、朱理學，讀程朱二氏之書“篤嗜如飫粱肉”，卻能揭露“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的虛偽性，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一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他維護封建禮教，指責青年人“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還說“盪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群”，又敢把與封建禮教不相容的《迦茵小傳》整部譯出。嚴復《甲辰出都呈同里諸公》詩云：

孤山處士音琅琅，皂袍演說常登堂。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盪子腸。

林紓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為“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同時林紓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種種弊病，反對墨守成規，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並提醒人們，“蓋姚文最嚴凈。吾人喜其嚴凈，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專於桐城派古文中揣摩聲調，“亦必無精氣神味”。他認為學桐城不如學左、庄、班、馬，韓、柳、歐、曾。並以為在學習中應知變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

人物事件

林紓青年時代便關心世界形勢，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學習西方。中年而後，“盡購中國所有東西洋譯本讀之，提要鉤元而會其通，為省中後起英雋所矜式”。他不懂外語，不能讀原著，只靠“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常向馬尾船政學堂師生“質西書疑義”。

後來他與朋友王壽昌、魏易、王慶驥、王慶通等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曾筆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譯甚豐，翻譯小說達二百餘種，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曾樸認為，林紓沒有認識到白話文為大勢所趨，堅持使用古文體翻譯外國小說，是他翻譯生涯最大的缺陷。這是中肯的評價。倘若林紓能在翻譯創作盛期用白話文翻譯小說，將會有更多中文基礎薄弱的民眾讀到外國文學。

林紓樂善好施，在他譯作暢銷海內的那幾年，月收入近萬，他大部分都用來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上學。他自己不會外文，卻資助了許多學生到國外深造。晚年，林紓的古文體受到新文學運動的衝擊，終於丟了北大的教席，從此經濟情況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濟的學生，此時都學成回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他們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個既能幫助恩師度過窘境又不使恩師難堪的計策：他們捐款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名義上是為了支持林紓的翻譯工作，實際上款項都由林紓自行使用，常常用於他私人的日常開銷。

林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