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式

開展科學研究、建立科學體系、運用科學思想的坐標、參照系與基本方式，科學體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

範式概念是庫恩範式理論的核心，而範式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理論體系。庫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範式就是一種公認的模型或模式。”“我採用這個術語是想說明，在科學實際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範例——包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儀器設備統統在內的範例——為某種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了模型。”在庫恩看來，範式是一種對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承諾，是科學家集團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這些東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學家的共同信念。

瑞澤爾認為：範式是存在於某一科學論域內關於研究對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來界定什麼應該被研究、什麼問題應該被提出、如何對問題進行質疑以及在解釋我們獲得的答案時該遵循什麼樣的規則。範式是一科學領域內獲得最廣泛共識的單位，我們可以用其來區分不同的科學家共同體或亞共同體。它能夠將存在於一科學中的不同範例、理論、方法和工具加以歸納、定義並相互聯繫起來。

周曉虹認為：可以將宏觀—微觀、自然主義—人文主義視為兩對既有一定的區隔、同時又互為過渡的“連續統”。由它們可以進一步獲得四種理論範式。

範式的特點是：

（1）範式在一定程度內具有公認性；

（2）範式是一個由基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相關的儀器設備等構成的一個整體，它的存在給科學家提供了一個研究綱領；

（3）範式還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可以看出，在庫恩的範式論里，範式歸根到底是一種理論體系，範式的突破導致科學革命，從而使科學獲得一個全新的面貌。庫恩對範式的強調對促進心理學中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由於範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範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

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給出這個詞語的現代用法，他指出範式是在某一個指定時間內一系列限定某一個科學學科的活動。他自己則比較偏好 exemplar 和 normal science 兩個更有哲學意義的概念。他在其書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定義科學範式為:

那些被觀察和被檢查的 那些會被提出的相關問題以及其希望被解答的 問題如何組織 科學結論如何被解釋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徵，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對庫恩的範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1987）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範式，並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它是哲學範式或元範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範式；

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範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像，它是人工範式或構造範式。

雖然範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範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於範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庫恩特彆強調科學的具體性，並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因為他認為，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於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在實際的“圖像”、“模型”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範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像”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係，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我們通常討論和運用的是範式的後面兩種含義。

美國科學史家庫恩，以其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以下簡稱《結構》）而飲譽世界，儘管人們對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它是“智慧歷史的一座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科學領域最重要的發掘”；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它是“完全不足信的”和“耀眼的錯誤”。

在庫恩看來，“科學革命”的實質，一言以蔽之，就是“範式轉換”；是少部分人在廣泛接受的科學範式里，發現現有理論解決不了的“例外”，嘗試用競爭性的理論取而代之，進而排擠掉“不可通約”的原有範式。當然，一個新範式的確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贏得大部分科學家的“選票”。

庫恩的範式理論大體來自於由 科學史實例引發的思考。二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認為“物體自由落體的速度和物體的重量成正比”。因此，“物體越重，下落的速度就越快”。這一觀察似乎接近日常生活的事實：除非在真空里，一張紙和一本書落地的速度是不一樣的。但是，如果把它們合在一起，下落得更快還是更慢？伽利略爬上了比薩斜塔，用一對同樣大小的木球和鉛球，以實驗的方式，證明它們是同時落地的。為什麼二千年來，人們一直承襲著這個錯誤的認識呢？

當波普兒和他的對手們正在熱烈地討論著科學的“可否定性”時，庫恩認為，一門理論的正確與否是不可能被“證錯”或“證對”的，它不過是在那兒。就像一套合身的衣服，只到發現它變得不合身了為止。一門理論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問題解答”以後，就會遇到越來越多的“怪題”。從解答不了到出現危機，就會刺激新的理論出現，而舊的理論就像不合身的衣服一樣被扔掉。“斜塔實驗”就是這樣使人們放棄了過時的亞氏理論。

“例外（Anormly）”對於理解科學進步極其有幫助，因為它們指出了原有模式的不足並刺激新的理論產生。眾所周知，1900年英國物理學家湯姆遜曾經宣稱：在物理學的天空上只剩下兩朵“烏雲”。然而，正是這兩朵“烏雲”在二十世紀導致了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的誕生。1873年《牛津英語詞典》曾經引用達爾文的話：“在自然界里，沒有比一個不能飛的鳥為更大的例外。”可見，一個例外的事實通常是不為現有的概念框架所預期的、難以解釋的和邏輯不相容的。庫恩在《結構》中寫到：“發現源於對例外的意識，就是說，源於對那些多少違反常態科學統攝下先導預期的性質的認識（第52至53頁）。”科學發現作為一個複雜的過程推動範式轉換，在舊範式中的“例外”在新範式里就不再是例外。以庫恩的話來講，“常態科學”是科學群體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設，通常在嚴謹的邏輯框架下運行，如果沒有大膽的探索精神是斷不可以打破這些框架的。而處於“常態”下的科學家們遠非客觀，他們有理由持守“正統”的理論，而傾向於在現有的架構內尋找問題的答案。譬如，公元三世紀希臘天文學家Aristarchus 就提出了行星圍繞太陽旋轉的理論。但是當時的科學群體卻以托勒密的地心學說為正統，沒有準備好接受這一認識的飛躍。

庫恩的批判者認為他力圖把科學說成不過是一群“烏合”的規則。庫恩則認為：“這是沒有道理的，我要準備為此不實而爭辯。”如果說“常態科學”是緩慢、連續、穩定和積累的變化，那麼“科學革命”或“範式轉換”則是極少發生卻又極有意義的變化。確認了範式的存在，科學就沒有不朽壞的範式，“嬰兒科學”常常是從少部分人那裡探索出來的，如伽利略、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等。庫恩相信，科學的歷史是由那些極具洞察力的新思想推動的，而不是連續積累的效應。“常態科學”只是在科學首創確立以後的“精湛化”。

庫恩的範式理論也是人們常常拿來批判霍根《科學的終結》的一部分。他們認為科學的探索是沒有止境的，霍根看到的所謂“科學的終結”，不過是庫恩描述的“常態科學”那一部分。範式轉換甚至是不可預期和“計劃”出來的。因此，從根本上證明霍根是錯誤的，需要等待新的科學突破並由此而導致的範式轉換。

在科學與神學的無限爭吵中，庫恩的發現似乎更有利於神學，實際上是錯覺。科學哲學的理性思考一再告誡人們：科學是在一定時期內的假設，自然科學的權威不宜用來衡量人文價值。神學曾經是中世紀歐洲人的“可靠”知識來源，近代科學的誕生則基本取代了神學的位置。

在英語里，庫恩賦予了原意為“語法模式”的“範式”一詞以“現代含義”，然而它的曖昧性使得它幾乎可以被套用到傳統與創新的任何領域，各路人士對它也無不心領神會。例如，工業人士認為技術創新，從蒸汽機到計算機，可以引起產業結構（範式）的變化；經濟學家則運用稅收政策來促進公司結構（範式）的合理化；在管理學中還出現了一系列諸如組織範式、開放範式、同步範式、協同範式、參照範式和隨機範式等等雜燴新術語；社會學家更是把它奉為至寶，用來描述所謂“社會範式”的變化；布希政府1989年也曾推行過一個不太成功的“新範式運動”，如確保教育、強化市場、賑濟窮人和行政分權等。無怪乎有人抱怨庫恩的“新意”早已面目全非以致成為“陳詞濫調”。批評者在他的經典《結構》一書里發現了二十二個“範式”的不確切使用，庫恩也承認他對“範式”一詞的使用出現了“彈性”。

庫恩範式學說似乎和中國傳統的整體思維觀念一拍即合，很容易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如經濟學者把它來作為“改革目標轉換模式”的理論依據；企業家據此再造企業的內部結構、轉換機制等；歷史學家用它來解釋朝代的變更，如“超穩定系統”，有“問題是老的，方法是新的”一說；或探討“李約瑟難題”：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有“科學技術循環加速”一說；或回答資本主義制度為什麼　在英國產生，有“潛在結構”一說，等等，大體都是從結構的“新角度”入手。

筆者給出這麼多範式外用的例子，並不是要給讀者一個它“多麼有效”的誤解。相反，範式分析作為一種方法也存在著局限。有的應用、或套用、或濫用不僅空洞、膚淺，而且缺乏嚴謹的結構介定、沒有轉換的臨界條件分析等等。範式轉換也不可能那麼頻繁，對於臆想恣意的範式轉換不過是單相思的“浪漫幻想”。任何領域都是一樣，如果沒有思維的突破、技術的更新，單純的所謂“範式轉換”就毫無意義。“例外”導致現有框架的危機，應運而生的新思想又往往是導致範式轉換的契機，而不是無病呻吟地倒置過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庫恩並沒有讓歷史學家完全信服自然科學可以清晰地劃分為“常態”和“革命”相互交替的階段，而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似乎對庫恩的理論倍感興趣。我們應該意識到，庫恩的探討不同於他的奉承者，如西方“後現代派”把他作為反科學的“同盟者”，片面地“發展”他的理論。他們的研究範圍通常包括哲學、心理學、認識論、社會學、文化、女權和藝術等等。自波普爾、庫恩和費耶阿本德等科學哲學家對科學的深刻反省以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裡，“後現代派”的一個逆反傾向就是缺乏對真理的理性探討。他們共同的信條就是宣稱“一切知識都是由文化決定的”，進而滑向了強烈反科學的偏見里。

庫恩1922年出生於辛辛那提，這座美麗的小城市是筆者到美國來生活的第一站。庫恩曾獲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學位，曾在多所大學里任教，最後一站止於麻省理工大學，研究興趣由物理學轉為科學史。庫恩於1996年6月在麻州去世。美國副總統戈爾評論到：“更準確地講，他揭示了已經被建立的理論在新的事實和觀察得不到解釋的壓力下，是如何崩潰的。”這一概括，就其實質性的貢獻而言，也算公允。（1999年6月12日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