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吉姆

出生寒微的吉姆·狄克遜在一所大學的歷史系擔任臨時教職，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他忍辱負重，疲於奔波，身陷於各種麻煩漩渦之中。他不得不在學院里那些出生高貴、趾高氣揚、裝模作樣的資深人士面前，尤其是在幾乎以他的恩主自居的威爾奇教授面前低三下四、忍氣吞聲，否則他那份臨時教職將保不住。但這一切並不意味吉姆就是一個老實本份、逆來順受的受壓迫者。他實在是一個痞氣十足的新型大學教師。

吉姆像對在大學教書並非由衷地喜歡，而是迫於生計。當他與教授們關係難處時，常常發出感嘆說當初走錯了路，後來的事件發展證明，吉姆確實不適合呆在大學工作。吉姆必須有一個“幸運”的轉機，故事方能結束。吉姆找到了他的公主，她是漂亮的克里絲汀·卡拉漢，有一個工商界名人的叔父。一直遭到壓抑的吉姆終於翻了身，他沖著威爾奇教授發出了宣洩性的勝利狂笑，現代版的“灰姑娘”故事就在吉姆的笑聲中圓滿收場了。該作品共15章。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了，同年，英國工黨政府於大選后登台組織政府。在工黨推行的“仁政”中，有一條是所謂“改革大學制度”，即讓少數出身於中下層階級的青年在通過若干考試關和複雜程序后得以進入歷來只向貴族子弟開放的名牌大學學習。這些青年受新政的鼓舞，都有一些獻身於社會改革的想法，準備出了學校大幹一番，但在大學畢業以後，工黨政府已於1951年下台，執政的保守黨瞧不起這批人，不肯予以重用。於是，“憤怒的青年”拿起筆向社會進行挑戰，發泄他們絕望的情緒，展示戰後心理失衡的人們與社會的衝突、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以及資本主義社會所暴露出來的其他種種矛盾。

“憤怒的青年”所代表的是那個時代英國社會中的一個新興階層——出身於中下層，受過高等教育，但卻並沒有因此真正地進入上流社會。這類人不想成為紳士，並把權力看成是可笑、不道德的遊戲。因此，他們在小說中總是塑造來自偏遠地方、處於社會邊緣因而對現存秩序懷有不滿情緒的人物。吉姆就是這個新興階層的縮影。

這時的英國小說創作出現了一種向“新”的現實主義回歸的現象，被稱之為“新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小說把揭露人性的邪惡、道德的淪喪、社會的不公作為自己的社會責任，多反映現實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和生存困境。

《幸運的吉姆》作品的靈感來自於1948年作者26歲時去萊斯特（Leicester）的大學看一個朋友。當時，金斯利·艾米斯環顧四周，然後他對自己說，天啊，得有人管管這地方了。很快，金斯利·艾米斯把這種願望付諸於實際，開始他第一部小說的創作。儘管他強烈反對當時英國傳統教育人士的虛偽和虛假的學術氛圍，可他沒有勇氣也沒有足夠的經濟保障去公開反抗這種現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創作了故事主人公吉姆，讓吉姆生活在一個喜劇的氛圍中，吉姆的反抗形式就是開玩笑和做鬼臉。作者把他對社會的不滿就隱藏在了這喜劇的背後。

《幸運的吉姆》的素材得益於愛米斯在大學中的長期生活。他熟悉大學的環境，他了解大學的文化傳統。他知道接受大學教育是中上層階級的特權。基於這幾點以及1944年的教育法案，愛米斯把吉姆放在了一所新型的大學里。

吉姆·狄克遜

主人公吉姆生活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英國，他出身於中下層階級，受過高等教育，他是某大學歷史系的一位窮講師。吉姆對文化和社會中的虛偽和做作十分反感，但為了謀生卻必須時時虛偽做作。吉姆在大學教書的目的只是得到一份工作以維持生計。吉姆真正興趣所在就是與不裝腔作勢的人打交道，喝酒抽煙，拿有限的工資極力保持像樣的生活。吉姆同“其他對戰爭和戰後艱苦生活感到厭煩的英國人一樣，希望能過最低限度的舒適生活，可是人們給他的卻是虛偽的理想主義。吉姆面臨著一種生存困境，而他要在這種困境中困獸猶鬥，既然是困獸就不會再講究鬥爭的手段了。

威爾奇

威爾奇是遠離倫敦的某省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是吉姆的系主任。在吉姆的眼裡，他是個附庸風雅、不學無術的虛偽之徒。他是二戰前的資本家，生活富足，但他不指望教書的收入，他還有別的經濟來源。儘管實際上他並沒有什麼學術能力，但他善於控制他的同事，利用他的地位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繼而保住他的職位。

《幸運的吉姆》主題思想：“反英雄”的新型“英雄人物”成為生活的典範。

第二次世界大戰瓦解了英帝國的殖民體系，使英國走向一個沒落的二等國家。經濟危機、勞資衝突、核恐怖及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使人民在精神上受到重創。而英國工黨的一系列改良措施並沒有給英國平民以應有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英國平民青年雖然可以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但依然無法實現自身的價值，無法真正進入到所謂的“上層社會”中。

吉姆“反英雄”的小丑形象

吉姆從一開始就竭力的想要成為一個英雄式的人物，一心想要進入上流社會，成為一個體面的大學精英。他的心中燃燒著希望之火，希望自己這樣一個出生下層的有識青年也能擁有一個機會，平等地通過自身的努力而躋身於上層社會當中。然而一切都與他所期待的似乎大相徑庭。

在該小說中，吉姆期望中的代表高雅文化的精英們和他所真正面對的虛偽、做作的精英代表之間形成了很大的落差。而他出自下層的實實在在、粗俗可笑帶有方言俚語的語言使得他與威爾奇教授所代表的知識分子的“高雅”是那麼的格格不入。自己儼然是一個可笑的小丑、鄉巴老。他想像一個擁有騎士精神的英雄那樣去完成他的使命，教好自己的書，發表文章，精彩的完成他的論文《可愛的英格蘭》的演講。但是他的這些想法總是不能實現，反而讓自己無數次的陷入到十分難堪的境地。他的一年的聘用期快到了，是否能被正式聘為大學講師還有賴於他的頂頭上司威爾奇教授的首肯。

他不得不極力地去討好威爾奇教授，然而威爾奇家人總是想讓他出醜。他越是努力的去討好，就越是鬧的笑話百出。他的內心世界里存在著兩種渴望，一種是對騎士精神的渴望，另一種是對上流社會的渴望。然而，正義的騎士品質在當時的精英社會顯得是那麼的格格不入，這不僅發人深思。而吉姆的小丑形象就越發的具有諷刺意味，對於那個時代出了問題的精英社會的諷刺，對於偽善的精英文化的諷刺。

吉姆於壓抑和憤怒中的掙扎

對於威爾奇等人的虛偽做作，在吉姆的心中早已埋下了深深的憤怒。無數次與威爾奇及其家庭的交道更加深了他對於包括威爾奇在內的精英層面的厭惡和憤恨。他的去留問題使他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他痛恨著卻不能向一個真正的英雄人物那樣直面和痛斥那些所謂的上層人物。因此他只能壓抑著，對於所謂的高雅藝術及其代表精英們，暗自地藉助各種方式來泄憤。他的憤怒顯現在他的鬼臉上，他的幻想中，他自編的歌詞里和他洋相盡出的惡作劇上。他會做“滑稽詩人伊迪斯·西特韋爾式的鬼臉”、“醉酒的愛斯基摩人的鬼臉”等等。在他的幻想中，他會用最為極端的和卑鄙的手段來對付那個最令他厭惡的文化敵人威爾奇，並將他對其最想罵的最難聽的話放入他自編的歌詞當中。他燒壞威爾奇太太的床單；拐走克里斯汀；打倒前來滋事的貝爾特郎；假裝報社記者打電話；在一次講課時發表反抗性的宣言；在酒後大出洋相。如此種種都是他在用他那特殊的小丑式、“反英雄”式的方式向那個強大的精英階層宣戰。他在那個無法容納他的世界里憤懣著，壓抑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宣洩著那種憤怒和壓抑，在那個讓他喘不過氣來的世界里掙扎。

吉姆於笑中的反抗

吉姆一直在期待著，尋找著自己的出路。但是他越是極盡一切辦法去討好威爾奇之流，他對於上層社會那種偽善與特權越是充滿了憤怒和反叛，那麼他的“討好”就越是錯誤百出，滑稽可笑。該小說中吉姆始終在笑著，而他每每發出的笑聲都是在嘲諷周圍的精英文化，都是一種憤怒的宣洩。他在生活上要求不高，能有錢喝點啤酒、抽煙，再有個女友，也就心滿意足了。在與“高雅藝術”的鬥爭中，可以很真實的感受到吉姆內心的深深的痛。他在痛著，但卻笑著，甚至在鬥爭進入最緊張的高潮階段時，他的笑達到了幾近於狂歡的程度。

在酒精的作用下吉姆進行了《可愛的英格蘭》的公開演講。在這次演講當中，他如同狂歡節上極盡醜態的小丑一樣，模仿著威爾奇教授，模仿著校長的說話聲音，讓兩位精英遭受了極端的尷尬。狂歡進入最高潮的時候，他在辛酸與狂笑中甚至表示他的話純屬胡說八道，除了瘋人院的人之外是沒有誰會一本正經地聽進去的。在該小說結尾，吉姆迎面碰上威爾奇父子，吉姆“吸了一口氣來公開抨擊他們兩人，又把它完全吐出來，迸發出一陣狂笑”。他笑得前仰後合，笑得眼睛片上蒙上一層水蒸汽，笑的閉不攏嘴，直至笑聲變成呻吟。吉姆這種壓倒性的狂笑是對他以往所受壓抑的一種宣洩。這些象徵性很強的細節辛辣地諷刺了英國的傳統精英文化。吉姆在大笑，用大笑來蔑視那個官方世界的人們的虛偽和愚蠢。不管吉姆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宣洩，他始終是笑著並痛苦著。

“高攀婚姻”

二戰戰後的“高攀婚姻”與戰前持相反的特點：不是傳統的窮家女子高攀上流子弟或豪商富賈，而是出身卑賤的男子得到出身高貴的女子的青睞。吉姆在威爾奇家中鬧得笑話百出，在大學里也出盡洋相，結果被大學解僱。但吉姆結識了一個富有的倫敦市儈，後來成了這個富人的秘書。於是他時來運轉，不僅謀得了收入不錯的職務，而且贏得了這個富人的侄女的愛情。吉姆也成了真正幸運的吉姆。

幸運的背後

吉姆的這一勝利其實是商業資本對精英文化的一次勝利。一方面，以富商為代表的靠工商業發家的資本家們在經濟上佔領了牢固地位之後隨即需要在文化領域尋找代言人，為其宣傳實用和實幹的價值觀念。然而精英文化在他們看來並不適合他們的需要。另一方面，出身寒門靠自奮鬥終於成為大學教師的吉姆卻發現自己不見容於那個重視出身的精英文化圈子。吉姆選擇向精英文化宣戰，就使自己站在了同樣不滿意精英文化的富商戈爾·厄誇爾特的一邊。厄誇爾特是一個富有的藝術贊助商，是“一條威爾奇不止一次想釣上鉤卻總是徒勞無果的魚”。厄誇爾特也的確神通廣大，具有救世主般的支配眾人的權力。吉姆在演講大出洋相之後幾乎無路可走，厄誇爾特的一個電話就完全扭轉了局面。吉姆在厄誇爾特這個代表工商業資本的強大力量的支持下，一下子從“灰姑娘”變成了衣食豐裕的皇后。

《幸運的吉姆》之所以能夠成功，最重要的就在於作者對於吉姆這樣一個新型“英雄人物”即“反英雄”的形象的完美塑造。而吉姆這樣一個“反英雄”的誕生並非偶然，是時代賦予艾米斯這個“憤怒的青年”以靈感，借吉姆之口宣洩自己對時局和當時的文化環境的不滿，大聲的喊出新文化人的呼聲。吉姆的平凡正代表了平凡人物於平凡生活中反“正統”的叛逆精神，成為讀者生活中的一個活的典範。

《幸運的吉姆》以喜劇形式，甚至鬧劇形式展開，詼諧幽默的語言拉開了吉姆生活的一幕又一幕，有時喧囂熱鬧，有時胡言亂語，有時迷亂，有時癲狂。就是在這種看似輕鬆的、喜劇式的諷刺幽默之下，讀者又時時能夠感受到吉姆身上散發出的憤怒情緒，並且這種情緒還十分強烈。

作者通過誇張、怪誕、幽默、諷刺等喜劇藝術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諷刺了當時英國學術界的虛偽做作，使讀者在忍俊不禁之餘引發對生活的嚴肅思考。

誇張手法

誇張是喜劇作品的常用手法：在《幸運的吉姆》中，金斯利通過人物誇張而滑稽的思想活動及行為方式來製造喜劇效果，強化對醜惡現象的批判。以主人公吉姆為例，他的表情總是很粗魯，愛開機智的玩笑。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他總是轉向想象中的喜劇世界尋求安慰。

吉姆誇張的想象針對的不僅僅是威爾奇一個人，而是以他為代表的整個社會階層。通過想象，吉姆壓抑已久的厭惡情緒得到釋放，這是他反抗現存不合理的社會秩序的途徑之一。吉姆還喜歡戴各種誇張的面具，這是他發泄憤怒和不滿的另一種方式。除此之外，吉姆的荒誕而誇張的行為也是小說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燒掉威爾奇家的床單，晚會上拐走克里斯廷，欺騙計程車司機，打倒上門尋釁滋事的貝爾特朗，假裝報社記者給威爾奇夫人打電話等各種行為都讓讀者大笑不已。吉姆許多行為都是“內心反抗意識的外在表現”，這些看似誇張、荒誕的行為實則是吉姆內心深處憎惡和鄙夷威爾奇之流價值觀念和虛偽嘴臉的強烈體現。在這些行為中，吉姆實際上擔當了混亂秩序的破壞者、醜惡行為的揭露者和道德的捍衛者的角色，而這些角色才是吉姆的本來面目。儘管身陷囹圄，吉姆始終不忘自身的使命，要做一個職業和道德的守護神：一心一意地教好書，幫助感情受創的瑪格麗特重新振作起來，揭穿貝爾特朗欺騙和利用克里斯汀的事實。

吉姆其他角色的轉換——從情歌的演唱者到勤奮的研究中世紀的學者再到大學老師乃至浪漫的舞者——都顯示了吉姆的多才多藝和適應能力。在某種意義上，吉姆這些角色的頻繁轉換又使他像球員一樣由於移動迅速而成為出色的防守者，永遠不會被對方擊中要害。金斯利的誇張手法有效地塑造了吉姆這個集“反抗者、犧牲品和小丑”等形象於一身的典型人物。

怪誕手法

如果說誇張是作者金斯利刻畫正面人物的主要技巧，而怪誕則是作者刻畫反面人物的主要方法：通過人物怪誕而醜陋的外貌以及怪異而荒誕的行為描寫製造喜劇氣氛，映襯人物內心的陰暗和墮落，既娛樂了讀者也給讀者以啟示。威爾奇教授和他的兒子貝爾特朗就是成功的範例。

威爾奇是一個研究嚴肅歷史問題的學者，而在大庭廣眾之下猶如小丑一樣誑論音樂問題，這正是其怪誕的一種體現。雖然金斯利沒有給威爾奇教授貼上怪誕、討厭的標籤，但他的一言一行都使人厭惡，更使自己的滑稽荒誕無可遁形。

作者接下來對威爾奇的外貌描寫更加凸顯了該人物的淺薄並強化了他作為腐朽的社會階級不道德的原型形象：“一個上了年紀的拳擊手”，“一個非洲野人”，“一個破舊的機器人”。

威爾奇和他的夫人實乃冒牌藝術家，為了保住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而竭力偽裝，附庸風雅，好像自己才是高雅文化的代言人。對威爾奇一家虛偽面目的揭露使作者對英國學院制度和精英文化的批判更加犀利與尖銳。

此外，金斯利還善於利用人物、敘述者及讀者的認識差異增強故事的喜劇效果。吉姆覺得自己缺少一份幸運才會處境艱難，而讀者通過作者的敘述可以發現吉姆的尷尬境地其實是由於自己的任性而非不幸造成的，就如他最終大獲全勝是得益於自己的美德而非簡單的幸運一樣。相反，威爾奇教授自認為是知識淵博的學者和有良知的系主任，但是在敘述者眼裡他卻是一頭高傲自大的蠢驢：“這個老頭喜歡規避人，而且他這個毛病已經根深蒂固，不可救藥，這是出了名的。”威爾奇的虛偽還表現在他明知自己不是牛津或劍橋的教授而只是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學的老師，卻偽裝成知識淵博、無所不通的學者。顯然，威爾奇教授並未認識到自己的淺薄和無知，而讀者卻一目了然。

金斯利還借用人物怪誕的行為描寫來製造喜劇氛圍，從而突出反面人物的齷齪並使讀者對他們的反感越發強烈。例如，威爾奇的思緒總是支離破碎，句子經常不完整，聽者永遠也等不到他下面要說的內容。威爾奇教授喜歡純粹的鄉村生活，對任何機械的東西都會蹙眉頭。而實際上，他自己簡直就是個機器人，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各種社交場合，似乎都是按照預先設計好的程序行事。

該小說最讓人啼笑皆非的就是酷似機器人的威爾奇無法應對另一台機器——他的汽車時的情景，威爾奇停停走走的汽車就像他斷斷續續的說話習慣一樣，很難到達目的地。在這種情形下，人與機器結合在一起就難免威脅到車上的乘客，因為威爾奇任憑預先設定的程序來控制實際的機器行走的路線。因此，機器是支配人而不是人主宰機器，人儼然變成了機器，不再是具有獨立意識的個體，而是被機器支配的物件，即人變成了非人，機械地重複編程好的動作和感情。

又如，本來行雲流水、自由流暢的音樂在威爾奇那變得異常僵硬、死板；而他關於笛子和留聲機的區別的論述更暴露出自己的無知。

教授的兒子貝爾特朗是金斯利在《幸運的吉姆》中塑造的又一成功的反面人物。貝爾特朗表面上高貴儒雅，而他的思想意識、言語模式和行為特點都顯示他實際是個厚顏無恥之徒。他模仿繪畫的腔調使自己完全成了別人嘲笑的對象，甚至他的法國名字和他戴的小圓帽都暗示著他名不副實的聲譽和地位。金斯利對貝爾特朗的外貌描寫更使讀者覺得他怪誕可笑：穿檸檬色運動上衣，運動衣上的三顆紐扣都扣著，留著大鬍子，一邊長，一邊短，胸前露出一根草藤花樣的領帶。這樣的外貌描寫根本是對貝爾特朗佯裝大陸新貴淺薄的諷刺。

貝爾特朗使人厭惡不僅在於他的衣著外貌和言談舉止，而且在於他與自己父親手下的妻子有染並試圖勾引克里斯汀從而想獲得她舅舅的寵愛。貝爾特朗一沒有真才實學，二沒有道德良知，他只能使用奉承、欺騙等卑鄙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正因為如此，他才敢登堂入室，警告吉姆離克里斯汀遠點。他自認為出身豪門、慷慨大方、魅力四射，能夠欣賞自己喜歡的事物，用高檔藝術品裝飾自己的家。而在讀者看來，貝爾特朗最大的諷刺就在於他根本就沒有一丁點兒藝術天分卻妄自尊大地封自己為“畫家”。

幽默手法

幽默是《幸運的吉姆》中最為重要的喜劇藝術手法。在《幸運的吉姆》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數故事開頭威爾奇教授談論音樂會的語句：“拉中提琴的年輕小夥子倒了霉，一下翻過去兩頁，這麼一來就亂套了，天啊。”狄克遜迅速地思索著，心裡也叫了聲“天啊”，然後竭力改變面部表情，以示他對說話人的幽默有所反應。

吉姆的反應其實是他內心對教授話語的不屑評價，他明明對教授的話題不感興趣，卻不敢在他面前表露出來，只能在心裡稍作發泄。

通過直接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對諷刺的對象予以淋漓盡致地嘲諷與批判。該小說的一大特點就是對人物的心理進行細緻入微的描寫。通過這些描寫，作者婉轉地表達了其對書中人物的褒與貶。

例如，小說一開篇即是威爾奇與吉姆的對話。歷史教授威爾奇大談特談其組織的音樂演奏，吉姆雖表面上在津津有味的聆聽著，並不時的予以對方回應，但內心卻是另一個世界。他在稱呼對方為教授時，“心想，全英國也找不出第二個教授像他這樣重視別人稱他為教授的了。”威爾奇不管聽話者有什麼樣的反應，仍舊“幾乎大嚷大叫地說著話，獨自大聲笑著，”一旁的吉姆卻心懷鬼胎，對威爾奇的歷史教授的頭銜提出了質疑，“在像這樣的一個地方，他是怎麼當上歷史教授的呢，是憑出版過的著作嗎？不是。是憑格外優秀的教學效果嗎？根本談不上。那麼憑的又是什麼呢”接著他轉念一想，這個人具有決定他將來命運的權利，便決心拋棄對他的厭惡與質疑，先討好他。高談闊論的威爾奇仍然滔滔不絕，炫耀著自己的“學識”與“見識”。吉姆想著“他要一把將教授攔腰抱住，揪著他的那件藍色皮毛背心，讓他喘不過氣來，帶著這個笨重的傢伙奔上樓梯，穿過走廊，衝進教職員漱洗間，把他那雙穿著無頭鞋的、小得出奇的腳塞進便池裡，扯著放水的拉手一次、兩次、三次，同時用手紙堵住他的嘴。”

一個為歷史教授，歷史系的系主任，學術不精，愧對教授頭銜，虛張聲勢，愛炫耀並以自為中心；另一個則是不學無術的痞子教師，作為精英文化中的一分子，他本應專註於自己的學術與教學活動，卻一頭扎進了人際關係的漩渦中，企圖通過溜須拍馬達到目的。作者通過對人物心理細緻幽默的描寫，挑開了人與人之間溫文爾雅的面紗，將兩位大學教師的真面目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揭露。

《幸運的吉姆》所表現的是“知識層，文化人在社會轉型期的心態失落和人格變異”，該小說寫作的社會背景決定了它的現實內容和思想高度。諷刺辛辣、詼諧幽默的語言十分引人入勝，但同時，讀者又能夠深刻感受到該小說所散發出的那種小人物憤怒和抗爭的力量。該小說對大學圍牆內的學院生活的描寫和對當時學術界不端行為的揭露與痛斥對不同時代，乃至當今都具有現實意義。同時，小說所反映出來的社會不公平現象在其他任何時代也都或多或少存在，因此，該部小說不僅批判歷史，也教育當今社會，不愧為社會批判的力作。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出生於1922年的倫敦，曾在牛津的聖約翰大學上學，畢業后在大學任教。1981年艾米斯被授予英國最高級巴思爵士，1990年獲得爵士身份。代表作是1954年出版的《幸運的吉姆》，該小說於1955年贏得毛姆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