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多爾·馮·博克
軍事家,軍人
費多爾·馮·博克(Fedor von Bock,1880年12月3日—1945年5月5日),出生於勃蘭登堡省庫斯特林的軍人世家,德國元帥。
博克的父親曾升至少將,母親也是軍人家庭出身,博克從小就嚮往成為真正的軍人,在軍界大幹一番。博克先後到格羅斯利希特菲爾德軍校和波茨坦軍校學習。1898年,博克以優異成績從軍校畢業,獲得少尉軍銜,1905年,任營部副官,1907年,任團部副官,1908年,晉陞為中尉。1910年,博克調入總參謀部任職。1912年,博克晉陞為上尉。1945年5月5日,博剋死於英軍轟炸。博克生前在陸軍中獲得“庫斯特林的聖火”綽號。
費多爾·馮·博克出生於勃蘭登堡省的庫斯特林,該地是一個古老的城堡,位於柏林東方的奧德河畔。博克的家庭是一個普魯士新教貴族,有著可追溯到條頓武士時代的古老軍事傳統。博克的曾祖父曾在腓特烈大帝的軍隊中服役,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博克(Friedrich Wilhelm Bock,1780年5月25日–1838年2月1日)則是普魯士軍駐耶拿的少校,曾擔任駐馬德堡的軍隊副司令職務,妻子為阿爾貝丁·馮·豪登查米(Albertine von Hautcharmoy,1800年6月16日–1876年1月11日)。父親卡爾·莫里茲·馮·博克(Karl Moritz von Bock,1828年1月15日–1897年4月16日)是普法戰爭時的一位軍官,后被晉陞為少將,並曾任托爾高的指揮官。卡爾曾在聖昆丁戰役中指揮第44步兵團,后在身受重傷的情況下繼續指揮,使第44步兵團最終得以於法耶一地重挫法軍。因卡爾對普軍的勝利有功,受集團軍司令奧古斯都·卡爾·馮·哥埃本(August Karl von Goeben)推薦獲頒功績勳章,但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決定以加封頭銜代替獎勵,因此在1873年1月19日,卡爾被加封為貴族。
博克的母親為歐爾卡·海涅·福朗西斯卡·馮·法金漢(Olga Helene Fransziska Freifrau von Falkenhayn,1851年3月4日–1919年12月14日),她是俄羅斯和德國出身的貴族,具有女爵頭銜,同時也是未來德國參謀總長—埃里希·馮·法金漢的姊姊。卡爾與歐爾卡於1873年10月19日結婚,育有兩個兒子—博克與他的兄長費多爾·法朗茲·卡爾(Fedor Franz Karl,1876年2月6日–1943年12月3日),由於博克的家族與俄羅斯貴族關係密切,因此依照傳統地被賦予了俄羅斯名字—“費多爾”(德語:Fedor、俄語:Фёдор)。日後博克之兄成了德軍第3集團軍的參謀將軍,並與博克一樣,獲得了功績勳章。
在博克出生前10年,德意志帝國完成了統一,當時國內軍國主義相當興盛,故博克在8歲的時候就被送到柏林大光野(Gro-Lichterfelde)的普魯士軍官軍校(Preußische Hauptkadettenanstalt)就讀,與後來德軍將領君特·馮·克魯格和武裝黨衛隊將軍保羅·豪塞爾為同班同學,由於博克親切的性格,同學們都以“小博克”(B挀欀挀梔攀渀)稱呼他。博克的課業成績相當突出,包括現代語言、數學、歷史都相當優異,並能說流利的俄語、法語、英語。由於家庭與學校的影響,忠於國家和以軍職奉獻一生的思想深深穩固在博克心裡,這在往後二戰其指揮風格中不時地顯現出來。博克於1897年成為了駐坡茲坦帝國步兵警團候補軍官,1898年3月15日起正式任官,階級少尉,於駐柏林斯潘道的第5徒步近衛團中服役。博克的軍事教育平順,於1903年10月1日時進入了軍事高級中學;1904年3月1日起成為了軍務的輔助指導官;同年7月12日起,博克成為了第5徒步近衛團第1營的行政參謀官。1905年,博克與年輕的普魯士貴族瑪莉·馮·萊欣貝可勒爾(Mally von Reichenbach)結婚,並在波茲坦駐軍處舉行傳統的軍事婚禮,兩年後,他們有了一個女兒,但1910年博克的妻子即因病而逝。
1906年1月28日,博克晉陞為團上行政參謀官,後進入了柏林普魯士戰爭學院(Preu椀猀挀梔攀 Kriegsakademie)就讀。博克也在這時期加入了“陸軍愛國聯盟”,與日後在二戰擔任要職的德國軍官—弗朗茲·哈爾德、瓦爾特·馮·布勞希奇、格特·馮·倫德斯特結識。1908年9月10日,博克晉陞中尉。1910年至1912年,博克並未繼續就讀戰爭學院,反被派往總參謀部進行參謀業務的培訓。1912年3月22日,博克晉陞上尉。1913年10月1日起,博克轉調至近衛軍總參謀部的軍需處(Ib)服務。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隸屬於巴伐利亞皇儲魯普雷希特的第6集團軍,同年5月又調至第11集團軍參謀處。但另有資料指出博克在此時期任職為近衛軍參謀部的代理作戰處長(近衛軍隸屬於第2集團軍),之後於1915年1月26日晉陞為近衛軍作戰處長。
在各部服役期間,博克曾參與過那慕爾、聖昆丁、伊普爾等地的作戰制定。然而由於博克對參謀工作感到厭煩,同時也想要前線指揮的資歷,因此他謁見魯普雷希特,表示欲另調他職並獲准,博克因而成為了第4徒步近衛步兵團下的一個營長,而此調任時間點各方資料不一,有的寫為1916年1月28日,也有表示1917年者。1916年12月30日,博克晉陞少校。
博克曾參與過索姆河戰役和康布雷戰役,他的單位傷亡慘重,康布雷戰役令他損失70%的人員,因此他的營還被戲稱作“自殺營”。之後,博克轉調到南德的後備部隊——第200步兵師,擔任參謀(有資料指出博克於1916年8月6日轉調到第200步兵師,但當時康布雷戰役並未開始,與上述資料有所矛盾),博克在第200步兵師中幾乎受到全部參謀軍官的厭惡。1917年4月11日至,博克轉任皇太子威廉指揮的“德國皇太子集團軍群”(Heeresgruppe Deutscher Kronprinz)參謀部擔任軍需處長,同年7月27日起則任集團軍群作戰處長。在此期間,博克與威廉培養出了深切的友誼,後者曾在回憶錄《我的德國戰鬥英雄之回憶》(Meine Erinnerung aus Deutschlands Heldenkampf)中如此描述博克:“憑著無窮無盡的精力,即使在最艱困和最嚴苛的情勢下,這位天賦異稟的軍官對我和我參謀長的支援從未動搖過。”
1918年4月,博克因索姆河和康佈雷的英勇表現而獲得了德國軍事獎勵中級別最高的勳章——功績勳章。在德國停戰之前2天,博克曾晉見人在比利時斯帕的德皇威廉二世,他請求德皇返回柏林並下令基爾的叛軍,但並未成功。在德國政府投降、國內暴動的時候,博克指揮軍隊協助鎮壓左翼份子的行動,雖然他對右翼勢力企圖恢復君主制國家的“卡普政變”感到同情,但也拒絕加入,他也對在這段期間內誕生的魏瑪共和國強烈的蔑視。
一次大戰結束、魏瑪防衛軍成立后,博克成為《凡爾賽條約》規定德軍10萬兵力的人員之一,在共和政府成立前四年,博克一直關注著東疆可能來自波蘭的攻擊。1920年12月18日,博克晉陞中校。1922年,魏瑪政府與新生的蘇聯簽訂了《拉帕洛合約》,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雙方也急需重整軍事力量,博克與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尤根·奧特(Eugen Ott)、庫爾特·馮·哈默斯坦-埃垮特等人被漢斯·馮·塞克特所挑選,成為“特殊R部門”的一員,負責規避《凡爾賽條約》的限武條例,包括前往蘇聯境內組織與訓練往後為德國大肆擴軍的人事基礎,還有包括坦克與飛機等武器的開發和戰術運用,博克中校為其中的一名活躍份子。
R部門的聯絡官為恩斯特·布欽魯克少校(Ernst Buchrucker),他領導了一支名叫“工作指揮部”(Arbeits-Kommandos)的部門,表面上是支援民間建設的官方機關,實際上是暗中培養數量超過《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德軍兵員,這些人員被稱作“黑色國防軍”,它們亦依據其“秘密法庭”機關(Femegerichte)的命令,將為盟軍管制委員會工作的左翼線民謀殺,以保護德國的軍事機密、維持遵守條約的表象。博克在這些謀殺行動中涉入頗深,其中一次的謀殺案中,德國記者卡爾·馮·奧西茨基寫道:“舒爾茲中尉(Schulz,被指控為殺害線民的“黑色國防軍”成員)什麼都沒做,但執行了命令,無疑地,馮·博克上校、可能(涉入)的馮·施萊謝爾與塞克特將軍,應該要坐在被告席該人(指舒爾茲)旁邊。”博克則在法庭上做過數次偽證,表示防衛軍並未和“黑色國防軍”有所關聯,也沒有做過謀殺一類的事。1923年9月27日,布欽魯克動員4,500名“黑色國防軍”成員聚集於柏林外,準備發起政變,推翻共和政府、建立專制國家(此事件被稱為“庫斯春政變”),博克對於布欽魯克未得到防衛軍的允許就擅自行動一事十分憤怒,此事件中,博克曾表示希望沒有防衛軍成員涉入該政變,說道:“如果馮·塞克特知道你在這裡,他一定會調弄他的單片眼鏡,然後說:‘去找他!”。雖然博克當機立斷,馬上下達複員令,但布欽魯克也提早於9月30日就發動了政變,最終行動徹底失敗。
1924年初,博克成為了駐科沃布熱格的第4步兵團第2營營長。在1925至1926年期間又成為國防部的參謀軍官。在1928年後期,博克被任命為駐奧得河畔法蘭克福的第1騎兵師師長。1930年再被任命為駐東普魯士的第1步兵師師長。1931至1935年期間,博克還擔任了德國在斯德丁的第二軍區司令。他的晉陞相當順利,1925年5月20日,博克晉陞為上校、1929年2月6日為少將(一說2月1日)、1931年2月7日為中將(一說2月1日)。1935年,當希特勒上台宣布徵兵后不久,博克被任命為德累斯頓的第3集團軍群司令,並在同年3月1日晉陞步兵上將,就在這個時期,他結識了空軍的阿爾貝特·凱塞林將軍,未來博克將與後者在各大軍事行動中攜手合作。1936年10月20日,博克與威海爾敏·歌德萊貝·傑尼·馮·波登(Wilhelmine Gottliebe Jenny von Boddien)再婚。
1938年10月,正在檢閱部隊的博克
德奧合併后希特勒發表講話
博克在他的辦公室里
博克的陸軍元帥權杖
第一階段
博克元帥在東線戰場
博克的陸軍元帥領章
第二階段
博克在蘇德戰場指揮作戰
費多爾·馮·博克
博克儘管對遭此貶黜深為憤怒,但仍支持希特勒。德軍內反希特勒組織幾次派人勸他領導反希特勒,都被博克拒絕。博克還提出警告:“誰要反對元首,我就反對誰。”這點他至死也未悔悟。
1945年5月5日,德國軍隊正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基爾公路上行進。突然,一批英國空軍的戰鬥轟炸機群飛來實施低空攻擊。其中一架轟炸機緊盯住一輛敞篷汽車連續掃射,車上的3名婦女和司機當即被打死,唯一的軍官則身受重傷。這位軍官被德軍救出后,即刻送往奧爾登堡的醫院,經搶救無效而於當晚死去。這位唯一的死於盟軍槍彈的納粹德國元帥就是博克。
博克的軍事能力被軍事歷史學家評為“保守”的,提倡閃擊戰的年輕德國將領亦認為博克是舊式軍人,後者也曾對使用裝甲縱隊深入敵軍領土的作法多次表示懷疑,他爭論說這樣將使攻擊者兩翼暴露於敵人,陷入危險之下,因而他傾向廣大正面的攻擊,即使在大為成功的西線戰役后,博克也並未改變其看法,但到了巴巴羅薩作戰時,博克已接受古德里安的新一派裝甲戰運用方式。軍事歷史學家肯尼茲·麥可塞在其著作中提及蘇德戰爭前蘇軍裝甲部隊指揮官水平時表示:“在德軍諸多優異的裝甲戰將領中,博克與古德里安無異是‘人中之龍’。”博克並非是一位軍事天才型的將領,但其帶兵能力受到肯定。布魯門特里特於回憶錄中評價博克為“我國第一流的軍事智囊人物,同倫德斯特和曼斯坦因,具有指揮大規模作戰的才幹。
在性格上,博克無疑是傳統而保守的普魯士軍官、軍國主義者,也是德軍中頗擅長演說的軍官,因為其慷慨激昂的表現,被人冠以“庫斯春的聖火”的綽號,他的私生活極為嚴肅且刻苦耐勞,有資料指出他常連續工作好幾天而不吃飯,另外還被描述為“與生俱來的腓特烈普魯士主義性格”、“暴力的國家主義者,有嚴格的紀律意識,只知道加強其部隊及提升自己的軍人生涯。”博克並非一名優秀的理論家,但其責任感非常強烈,在他為母校向軍校學生演講時總是提到:“一位德意志軍人最大的榮譽就是為祖國戰死沙場。因為這個理念,博克多了個“垂死者”(Der Sterber)的昵稱。另外,博克也以性格高傲、冷漠、欠缺幽默感、野心勃勃、與同僚不合著稱,歷史學家薩穆爾·米查姆(Samuel Mitcham)寫道:“博克有種使人憤怒的個人特質,鮮少與人和諧相處……他不喜歡納粹份子、痛恨奧地利人以及不分國籍、藐視所有的平民……對於布勞希奇任職陸軍總司令,就博克來看是個錯誤,在他心中只有一人能適任該職位,那就是費多爾·馮·博克。博克傳記作者阿爾弗雷德·W·圖倫尼(Alfred W. Turney)則在其著作序言中如此總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之際,博克的橫死,可以說普魯士貴族軍國主義也差不多同時暴亡。
博克為一位君主主義者、鄙視納粹主義,也從不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將納粹黨的高級官員不放在眼裡,如1938年德國空軍總司令、納粹黨高官的赫爾曼·戈林曾於一次宴會上與博克接觸,戈林本人同博克一樣,曾於一次大戰因為英勇表現獲得功績勳章,他對博克表示擁有此勳章者都是他的朋友,而博克則以非常冷漠的態度回應:“有著同樣的勳章,不能使我們的社會地位是平等的。”至於希特勒,博克長期與其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這也使得在前參謀長貝可勒爾與大批高級將領在戰前遭希特勒撤職時,博克的地位能保持不墜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博克也反對希特勒處決所有蘇聯政委與游擊隊的命令,也從未實施過。博克不僅要求德軍給予敵軍戰俘人道待遇、嚴厲而公平的對待蘇聯平民,還想說服其與德軍合作,讓他們獲得土地的私有權。對於與蘇聯的戰爭,博克自認德軍的任務不僅是要殲滅其武裝部隊,還要讓蘇聯人民擺脫共產主義。
時代周刊封面上的博克
普魯士皇冠勳章:第四級,1911年9月13日授予
德意志帝國 鐵十字勳章:二級,1914年9月18日授予
德意志帝國 霍亨索倫皇家勳章:騎士佩寶劍級,1916年10月25日授予
德意志帝國 鐵十字勳章:一級,1916年10月30日授予
德意志帝國 梅克倫堡-什未林大公國軍事十字勳章(Grand Duke of Mecklenburg-Schwerin Sches Militärverdienstkreuz):二級,1917年8月3日授予
德意志帝國 漢堡漢薩十字勳章(Hamburgisches Hanseatenkreuz):1917年9月19日授予
德意志帝國 符騰堡寶劍皇冠騎士十字勳章(Ritterkreuz des Ordens der Württembergischen Krone mit Schwertern):1918年1月25日授予
德意志帝國 不來梅漢薩十字勳章(Bremisches Hanseatenkreuz):1918年1月30日授予
德意志帝國 功績勳章:1918年4月1日授予
德意志帝國 宰林根雄獅佩寶劍騎士勳章(Ritterkreuz I. Klasse des Grossherzoglich Badischen Ordens vom Zähringer Löwen mit Schwertern):一級,1918年10月1日授予
奧匈帝國 軍功十字勳章(Militärverdienstkreuz):第三級,1915年6月24日授予
奧匈帝國 鐵冠勳章(Kaiserliche Orden Krone der Eisernen):第三級,1917年2月9日授予
魏瑪共和國 普魯士王國服役十字勳章:1920年3月授予
魏瑪共和國 西里西亞鷹十字勳章:二級與一級,1921年4月15日授予
納粹德國 榮譽戰鬥十字勳章(Ehrenkreuz für Frontkämpfer,又名“1914/1918年世界大戰榮譽十字勳章”(Das Ehrenkreuz des Weltkriegs 1914/1918)):1934年12月14日授予
納粹德國 國防軍長期服役勳章(Wehrmacht-Dienstauszeichnung):第四級到第一級,1936年10月2日授予
納粹德國 橡葉國防軍長期服役勳章(Eichenlaub zur Wehrmacht-Dienstauszeichnung):第一級,1939年9月12日授予
納粹德國 騎士鐵十字勳章,1939年9月30日被授予
南斯拉夫王國 皇冠勳章:第一級,1939年6月1日授予
保加利亞王國 皇家軍功勳章:指揮官十字級,1918年8月2日授予
義大利王國 皇冠勳章:大軍官級,1940年8月27日被授予
羅馬尼亞王國 米歇爾英勇勳章(Ordinul Mihai Viteazul):第三級與第二級,1942年7月29日被授予
羅馬尼亞王國 米歇爾英勇勳章:第一級,1942年9月1日被授予
匈牙利王國 皇家軍功勳章:佩寶劍大十字級,1942年11月27日被授予
五次於國防軍日報上被提及(1941年8月7日、1941年9月19日、1941年10月18日、1941年10月19日和1942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