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楨

吳國楨（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

早年先後入南開中學、清華大學學習，畢業后赴美留學，獲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26年，回國之後進入政界，曾任漢口市土地局長、財政局長，

1928年，出任湖北省財政廳長；

1932年，出任漢口市長。

1939年，出任重慶市長。

1942年，重慶大隧道慘案發生，吳國楨被免職。

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

1945年，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1946.2-1949.3，出任上海市長。

1949年4月，去台灣，歷任台灣省“主席”、“行政院”政務委員。

1949年12月7日，國民黨政權遷往台北。12月15日，吳國楨接替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務委員”。

1953年4月，因“吳國楨事件”辭“省主席”職，與妻子前往美國。受聘於《芝加哥論壇報》擔任遠東問題顧問。

1953年5月，因與台灣蔣家父子政見不一，“請假赴美”，從事教育與著述。

1954年，被蔣介石明令撤銷其政務委員職務、開除其國民黨籍。

1966年，吳國楨於美國喬治亞州薩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學任教授，直到退休。

1984年，受邀回大陸觀光，未及成行，6月6日，吳國楨在美國病故。

1903年，吳國楨生於湖北省建始縣紅岩鎮涼水埠村(吳國楨先生故居和吳國楨先生所讀的私塾吳氏祠堂2009年亦在恢復中)，自幼隨任陸軍部軍訓處長的父親吳經明旅居北京。

1914年，年僅10歲的吳國楨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就讀。

自南開畢業后，吳國楨就讀北京清華學校，1921年畢業后前往美國留學，在格林內爾學院獲得經濟學碩士之後，1926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

吳國楨和他的哥哥吳國柄都曾在天津南開中學就讀，當時吳國楨只有十歲，是南開中學年齡最小的學生；張伯苓校長晚上查巡學生宿舍時，看見他把被子踢掉了，還曾為他蓋被。

1914年，吳國楨考入天津南開中學，成績優異。很快就與年僅16歲的周恩來結為金蘭之交。他曾加入周恩來為會長的"敬業樂群會"。該會宗旨是："以智育為主體，而歸宿於道德，聯同學之感情，補教科之不足。"吳時任該會童子部部長。周逝世后，吳在美甚為哀痛。

1982年，得長婿從中國帶來與周恩來結拜兄弟時之照片，其心中有感，特作詩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結為兄弟，後來異主。龍騰虎變，風風雨雨。趨途雖殊，旨同匡輔。我志未酬，君化灑土。人生無常，淚斷沙埔。"表達了對這位60餘年前同窗摯友的深深思念，也對其未能在有生之年與周恩來重逢而遺恨終生。

周恩來與吳國楨，對於中國20世紀的這樣兩個人物，用吳國楨夫人黃卓群女士的話來說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吳兩位是當年南開極要好的中學同學。“不同路”是指他們兩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揚鑣。

周恩來固可不說，如果開一份吳國楨的簡歷：南開畢業考入清華，清華畢業負笈北美。

北美五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哲學博士。歸國后投身政治，加入國民黨。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秘書，後任漢口市市長。抗戰爆發，任陪都重慶市長。光復後接連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上海市市長。去台後又官拜“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這樣一個“芝麻開花”的履歷和中共領袖之一的周恩來自然是“道不同”了。

儘管後來(1953年)吳國楨和一手提拔他的蔣介石也割袍斷義，離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蔣氏父子的黨國體制，但這並不意味他反蔣就認同周。作為一個有著留美背景的自由主義者，他反蔣就是反專制。因此，從他一生看，他反蔣(後半生)同時也“反共”(一生)，但並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卻“相與言”，而且私誼長存。

1921年，吳國楨清華畢業后，被保送到美國留學。他先是在美國格林奈爾大學學習，主修經濟，兼修市政。畢業考試時，吳國楨各門課的成績都是A（最好成績），唯獨思政課得了個B+（僅次於A）。巧的是，後來吳國楨大半生都在出任各省市的行政長官，像1932年出任漢口市市長，1939年出任重慶市市長，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長。

在美期間，他與國民政府駐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楨交誼篤厚，又與宋子文及宋美齡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為日後歸國從政伏下契機。晚年赴台後，文官吳國楨、武將孫立人同遭蔣氏猜疑而被拋棄，孫氏為蔣終生軟禁，吳氏卻在蔣夫人的關照下安然赴美。他晚年在回憶中仍稱蔣夫人是“很有吸引力和魅力的女人”，“蔣夫人個人對他和他的妻子一直很好”。戰時，國民黨高層中甚至傳出吳國楨與宋美齡有染的緋聞。而吳國楨與宋子文也是過往甚密，甚至在宋氏與蔣介石發生衝突時，宋氏會想到請吳國楨居間疏解。

1926年，吳國楨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后，起程回國。不久，吳國楨步入仕途，開始其將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吳國楨初到美國，以演講和筆耕為生。他與《芝加哥論壇報》簽訂了三年的合約，為其撰寫評論，同時他也到美國各州去作巡迴講演。吳國楨更希望能到一所高等學府任教，其實，憑藉吳國楨的學歷、經歷和才幹，他應該是諸多高等學府爭相聘請的對象。但在50年代，美國許多高等學府都歧視華人，同時，一些名牌大學有一些所謂的“中國通”，把持講壇，操縱刊物，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也排斥中國學者。擁有三十多個博士頭銜的胡適於1949年4月來到美國，本來也打算在美國東部的大學里謀一教職維持生活，正由於人為的因素，被排斥在大學講壇之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胡適只好到哥倫比亞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當管理員，月薪300美元，每日埋首故紙堆里編目整理，很是委屈。

在這種背景下，吳國楨想在大學中謀一教職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直到1963年，吳國楨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的阿姆斯特朗學院作特邀講演。吳國楨的人品、倫理觀、道德標準以及淵博的學識都給該校校長亨利·阿西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阿姆斯特朗由三年制的學院改為四年制的大學，正缺少歷史和哲學專業的教授，亨利校長便熱情地邀請吳國楨到學校任教。1965年，吳國楨應邀到阿姆斯特朗大學擔任東方歷史和哲學教授，年薪4000多美金。

來到阿姆斯特朗大學任教的第二年，吳國楨即與《亞洲研究》雜誌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筆墨官司。《亞洲研究》是美國亞洲學會的會刊，其前身是費正清等人創辦的《遠東季刊》，是一份研究亞洲和中國問題的權威刊物。

吳國楨在閱覽美國出版的關於清朝地方政府的書籍時，發現這些書籍的內容既不夠充實，又常有謬誤之處。為了澄清有關清代地方政府的性質、組成、職能及人事制度等問題，吳國楨用英文寫成《中國帝制時代的地方政府》一文，投寄給《亞洲研究》。

吳國楨本人擔任地方高級官職達二十年以上，就地方政府的問題積累了不少資料。他在這篇文章中著重論述清朝時期縣級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縣官職責，以及當時地方政治狀況，糾正了美國某些出版物的謬誤。

《亞洲研究》的總編輯克倫邀請了兩位學者評閱此文。其中一位認為吳國楨並沒有讀過關於中國帝制時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著作，比如1962年在麻省劍橋出版的瞿同祖撰著的《清代地方政府》一書，並指出吳的學術論文沒有將所引用的資料來源以註釋或參引書目的方式詳細列明；另一位學者認為吳國楨的論文雖然對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詮釋，但這只是根據個人觀察、了解，而非采自研究材料。據此，克倫將該文退了回來，並附上了評審的意見。

但是，吳國楨不服退稿的理由，他表示為了維護學術研究的崇高地位，以及使美國學術界能夠獲得正確的中國歷史的知識，有必要將此問題澄清。此後的兩年間，吳國楨連續向《亞洲研究》的總編輯克倫發出信函，指出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書在內容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建議把瞿同祖書中相關內容加上吳對瞿的這本著作的批評，作為他那篇《中國帝制時代的地方政府》的篇末註釋。

在吳國楨步步緊逼的情況下，克倫請自己的女秘書與吳取得聯繫。而吳國楨依然不屈不撓，執意要將這個問題弄清楚。在多次書信來往交涉、爭論有關評審這篇文章的意見之後，克倫給吳國楨寫了一封信，聲明以後對吳的這篇文章將不再討論和答覆。

後來，吳國楨又去函數次，均被原封未拆地退回。為了這篇文章，雙方來往信件多達40封，歷時兩年，郵電費用所耗不少。其實，該稿件即使被刊載，也並無稿酬，只是讓個人的研究心得，受到應有的重視罷了。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吳國楨準備上法庭控告亞洲學會，但由於昂貴的律師費用，以吳的經濟情況，實難承受。最後，吳國楨只好把他和亞洲學會的來往信件，連同那篇文章，自費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定名為《美國為何不理解亞洲事務？》。

1927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國。曾受蔣介石器重，歷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湖北省稅務局局長、蔣介石侍從室秘書、重慶市市長、外交部政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上海市市長等要職。

1938年10月，日軍攻佔漢口，吳國楨全家逃往重慶。

1939年，吳國楨出任重慶市長。1942年，重慶大隧道慘案發生，吳國楨被免職。

1943年，吳國楨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1945年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蔣下野后，吳國楨隨蔣四處行動，作為他的幕僚，出謀劃策，並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內任職，但吳國楨亦特別對台灣政治有所動作，此亦種下了陳誠對吳不滿的遠因。

國民黨逃台後，為了爭取美國的好感和支持，1949年12月，蔣介石任命吳國楨取代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將丟失大陸的責任全部歸罪於國民黨政權及蔣介石集團的腐敗無能。這極大衝擊了台灣政局和美蔣關係，被稱為是給國民黨這口棺材釘上了最後一個“釘子”。

國民黨內群情激憤，很多人主張要公開與美國當局辯論。吳國楨主持外交組進行研討，提出了三點"應對"方針：第一，白皮書已成過去，此後美國對華政策與戰略必將有所變更，對此宜持冷靜態度；第二，國民黨應於短時期內在若干區域厲行改革，在較能作戰之區域作若干軍事能力上之表現，此為目前一切宣傳成功所不可缺乏的條件；第三，民間輿論對白皮書所指責事實有所辯正時，國民黨及"政府"不宜阻止，但不論辯正或批評，均有一致觀點。這些意見均為蔣介石採納。

8月16日，國民政府發表了由蔣親自審定的聲明，一方面表示對"白皮書"中許多問題"持嚴重異議"，"將於適當時期對它作詳切之聲明"；另一方面又強調兩國不能因過去問題的辯論而影響互相間的“傳統友誼"及"共同目標”，希望美國捐棄前嫌，繼續援華。此舉穩定了當時的美蔣關係，使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逐漸穩定下來。

194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遷往台北。

12月15日，蔣中正任命吳國楨接替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台灣地區行政機構政務委員“，以利用吳國楨“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爭取美援”。

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期間，致力於推動台灣人地方自治、農業改革，允許某些地方官員職位由普選產生，並試圖減少濫用警權。但是在韓戰爆發后，美國改為全力支持”國民政府“並給予美援，吳國楨的地位也因此下降，與蔣經國及彭孟緝的特務系統也不斷發生衝突。台灣火柴公司總經理王哲甫無辜被捕，吳下令放人。台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執行蔣經國命令，堅不放人，先判死刑；由於吳的反對，經蔣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吳國楨已完全無法再與蔣經國共事，蔣中正曾派黃伯度傳話，許以台灣地區行政機構負責人之職，要吳好好與蔣經國合作，願當院長兼省主席亦可。但吳一概拒絕，偕妻上日月潭，聲言非辭職照準不下山。

在50年代初，隨著“美台關係”的加強，吳國楨被蔣介石用於向美國示好、拉關係的作用已經不大，於是，在吳與小蔣的爭權中，蔣介石開始公開偏袒蔣經國，排斥吳國楨。

1950年8月7日，吳國楨的頭像刊載在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

1952年復活節，吳國楨由日月潭下山，在台中“無錫飯店”用餐，飯畢下樓，見包姓司機臉色慘白；吳的座車前輪與主軸聯接的地方，疑似螺絲鬆動，幾遭不測。

在這種情況下，吳國楨自感已成蔣氏父子的眼中釘，難以繼續在台灣立足，乃於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為由辭去台灣省政府主席職務，遠赴美國。但老父幼子卻被留作人質，不準同行。

1953年4月，吳國楨辭省主席職，蔣介石任命俞鴻鈞接替吳國楨。1953年5月24日，吳與妻子前往美國，蔣經國、陳誠到機場送行。1954年被蔣介石明令撤銷其“政務委員”職務、開除其國民黨籍。

1953年11月，蔣介石以“矇混舞弊，不盡守責”罪名突然免去了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秘書長王世傑的職務。

王與吳國楨關係十分密切，王下台後，從台灣傳出他曾擅自批准吳國楨套購外匯12萬美元的消息，實際上是影射吳“攜資外逃”，台灣當局並要求他儘速返台。吳國楨認為這是蔣氏父子蓄意陷害，於是拒絕返台，並致函要求國民黨闢謠。在得不到國民黨的答覆后，吳又想在台灣報紙刊登澄清廣告，但居然沒有一家台灣報紙同意刊登。於是，吳國楨決定向蔣氏父子發難。

1954年2月7日，吳國楨接受美國一家電視台的專訪，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稱如不從速實行民主，台灣難以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並表示他出走美國完全是因為與蔣氏父子政見不合，不為所容。

此言一出，即在美國引起巨大反響。一周以後，吳再接受美國一家通訊社記者採訪，指責蔣介石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獨斷專行；國民黨鉗制言論，大搞特務政治，並要求徹底清查國民黨的經費來源。

蔣介石聞言惱羞成怒，除組織島內輿論進行圍剿外，並於3月17日以“總統”名義發布命令，指吳國楨“背叛國家，污衊政府，分化國軍，挑撥政府與人民及僑胞與祖國的關係，居心叵測”，網羅了十三條罪狀，宣布解除吳國楨所有職務，開除黨籍；對於有關“違法瀆職”罪行，將徹底查辦。

台灣當局並向美國政府提出讓吳國楨回台的請求，但遭美國拒絕。

對於蔣氏父子在吳國楨案中扮演的角色，遠在大洋彼岸的李宗仁評論說：“蔣先生統治大陸20年，未能實行三民主義，到台以後，對內厲行專制，對外宣傳反攻大陸”，容不得一點批評意見，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台灣自由民主人士胡適在離台返美前對此案評論說：“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批評政府或許對於台灣當局還有點好處，假使吳所講的話有一部分是真實不假，那麼就不應該因其系出吳國楨之口便拒絕加以考慮。”

外交活動

1942年12月，在中國已與英美等國結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動十分頻繁之際，吳國楨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外交部政務次長，兼任蔣介石侍從室秘書。

其時，外交部長宋子文常駐美國，吳國楨肩負輔佐宋子文掌理戰時外交的重任，曾一度對外暫代部務。其間，他參與主持了中美、中英新約簽署、籌組聯合國、爭取國際軍事政治援助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動，參加了接待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中國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務，並負責處理外交部日常的外交活動，見證了戰時中國爭取美英支持和大國地位的外交活動。

1945年8月，吳國楨奉命以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身份，與法國臨時政府駐華使館代辦戴立堂在重慶簽署《收回廣州灣法國租借地專約》，宣告了法國強租廣州灣歷史的終結。

“吳國楨事件”告一段落後，吳國楨受聘於《芝加哥論壇報》擔任遠東問題顧問。1966年，吳國楨於美國喬治亞州薩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學（Armstrong Atlantic State University）任東方歷史和哲學教授，直到退休。在美國期間，吳國楨著有各種著作，其中包括詳細分析中國神話與早期歷史的《中國的傳統》（Chinese Heritage）一書。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9年中美建交后，吳國楨更加關注大陸的經濟建設。通過閱讀報紙和與訪問大陸的人士交談中得知，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進步神速，由此逐步改變了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看法。

1982年，大女婿俞益元歸國觀光。回去後向岳父詳盡介紹了在大陸的所見所聞及有關方面的盛情款待，還帶回了一張南開中學時吳國楨與周恩來的合影，睹物思人，吳國楨感慨萬千。

次年，長子吳修廣夫婦再訪大陸，有關方面特意安排他們到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觀光，並拜訪了吳國楨的親朋故舊。

1984年春天，鄧穎超、楊靜仁聯名邀請吳國楨歸國觀光，並參加新中國35周年慶典，吳欣然應約。他重新閱讀《鄧小平文選》，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了信心，他說：“《鄧小平文選》，他反覆看了3遍，這個人他非常欽佩。中國照目前的進步下去發展經濟，下一世紀，將和美國、日本，鼎足而立。”

遺憾的是，正當他翹首盼望回到闊別30餘年的故國懷抱時，突然病故於美國喬治亞州薩凡那寓所，終年81歲。

1929年，吳國楨擔任漢口市財政局長。有一天，他路過一家照相館，看見櫥窗里陳列著一張少女的相片，婀娜多姿。

吳國楨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但不知她是誰家的小姐。他見這位少女的照片是和當時一位名聲不大好的電影明星楊耐梅的照片放在一起時，便靈機一動，計上心來。

吳國楨裝著很生氣的樣子，走進照相館，質問老闆：“你們怎麼可以把人家千金小姐的相片，和電影明星的相片放在一起招攬顧客呢？”緊接著，吳又追問：“你們知道不知道，這位小姐是一位有聲望人家的女公子？”老闆見吳國楨西裝革履，胸前還掛著市政府的圓形徽章，知道他是當官的，於是趕緊回答：“知道，知道！她是漢陽鐵廠黃廠長家的大小姐。”

這位黃廠長名黃金濤，早年也曾在美國留學。黃小姐是黃的長女黃卓群，當時正在上海中西女校讀書，因天生麗質，被譽為該校校花。黃放假回漢口時，在這家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片，被老闆私下添印放大，陳列在櫥窗內，招攬顧客，結果引起吳國禎的注意。

後來，在吳國楨哥哥的安排下，吳國楨和黃卓群見了面，兩人一見鍾情。

1930年，二人在漢口租界的一所教堂里舉行了婚禮。吳國楨和黃卓群的這段姻緣非常美滿，兩人相依相伴走過了一生。

半個世紀后，吳國楨已經在美國定居，他的一位鄰居曾這樣評價黃卓群：“吳夫人美麗賢惠，且能文能畫，多才多藝。平日除料理家務外，尚能發豆芽，做豆腐，蒸饅頭。最令人佩服的，她自己還能縫製西服，手藝精巧，式樣大方，不遜於職業裁縫。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吳國楨是唯一一個先後擔任過中國四大省市長官的人物。1933年吳國楨任漢口市長，盡心市政建設，曾主持修建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戰時復為保衛大武漢，作出積極貢獻。1939年吳氏又任戰時陪都重慶市長，實施疏建並重、城鄉並重、心物並重三個“並重”綱領，並積極修建防空洞，以減少日本軍機轟炸重慶的損失。1946年任上海特別市長，竭力控制財政預算，取締黑市和姦商，試圖穩定瀕臨崩潰的財政經濟。1949年再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協助蔣氏父子穩定台灣的統治。

吳國楨能夠四次出任中國重要省市長官，首先在於他得到了蔣介石的高度寵愛和信賴。1926年秋由美歸國后，吳國楨初任上海政治學校教授，後由張群推薦入政界任職。1932年被蔣介石聘任為私人秘書，其才華深受蔣氏賞識，雖然吳氏任此職時間不長，但由此與蔣介石結成密切關係，成為其屢受重用和進入中樞任職的重要原因。

其次，吳氏在四任省市長官期間所顯示出來的為人與才能也為各方所讚賞。新中國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顏惠慶到北京參加國共談判，顏氏對吳國楨非常賞識，他對毛澤東說：“你們只想做對中國有益的事，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的上海市長，但你們卻把他列入頭等戰犯。”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公布的內戰戰犯名單中，吳國楨位列第17位。毛澤東回答：“那絲毫沒有關係，瞧傅作義將軍，他也是頭等戰犯，但他到這邊來了。你回去告訴吳國楨。要他就呆在那裡，既然你們喜歡他，那麼就讓他留在上海當市長。”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幾天後，中共地下黨果然派人與他聯絡，惜未為堅持“反共”立場的吳國楨所接受。

《荷清苑書簡》的寫作風格不是特別經營或雕琢出來的，同時具有自然科學的冷靜，也有人文的深刻與熱情，我想這是因為吳老師經過保釣運動的洗禮，從而在他的文字里留下了影子。年輕時候的吳國禎老師，建中畢業，考入新竹清華大學，役畢后負笈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攻讀化學博士，如此亮麗的學歷與現在“會讀書”的青年一樣，或許會被歸類為“人生勝利組”。但這種台灣“知識青年”的典型塑造，一走就是幾十年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被奉為歷久不衰的黃金圭臬，住在思想牢籠里而不自知的結果，就是意識形態愈形偏執。歷史給了台灣青年幾次掙脫牢籠的機會，其中一次就是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