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米·巴巴

霍米·巴巴關於文化、認同以及民族的理論著述在全球文學界、文化界和藝術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巴巴是一位具有詩人氣質的文化批評家，還是一個藝術痴迷者。他不但喜歡收藏多種藝術品如繪畫、玉器、古董等，更將自己的藝術觀點以及自己對藝術與少數族苦境、后殖民狀況之關係的看法付諸筆端。據粗略統計，自1980年代以來，巴巴正式發表的探討藝術的論文有十幾篇。他不但頻繁地受邀到世界各地的著名學府演講，還多次被邀到歐美著名博物館、美術館講學，擔任知名刊物《國際藝術論壇》（Artforum International）的專欄作家，還擔任一些歐美著名藝術機構的顧問，如：倫敦當代藝術研究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倫敦國際視覺藝術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Visual Arts）、洛克菲勒基金會藝術與人文分會、美國藝術國家博物館等。

霍米·巴巴是一位重要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家，善於從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角度，對外在的強迫的權力如何通過心理因素扭曲人性加以描述。他在《后殖民與後現代》一文中指出，后殖民批評旨在揭露以下三種“社會病理”：一是在爭奪現代世界的政治權威與社會權威的鬥爭中，文化表象之間不平等和不均衡的力量對比關係；二是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話語是如何為不同的國家、種族和民族設定一個霸權主義規範的；三是揭露現代性的“理性化”過程是如何掩蓋和壓抑其內在矛盾與衝突的。在他看來，在後殖民和後現代語境中，真正的學者必須永遠質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階級民族立場，甚至性別為何？自己究竟是用什麼樣的思維方式、話語方式、言說方式來展示自己聲音的？因為差異性是很難抹平的，任何想通過語言達到完全徹底的思想“對譯”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在通過各種話語的交流中，恰好是看似無意義的、抹平差異的說法，隱藏了一種話語暴力、意義誤讀和更大的文化危機與文化矛盾。只有承認這種危機和矛盾，才能真正促使雙方達到真誠的理解和對話的可能，否則，對話僅僅是掩蓋了差異的文化霸權的一種文化策略而已。

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既不是定位在後殖民宗主國的文化的普遍性意義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抹平差異的所謂多元話語的問題上，而是定位在“處於中心之外”的非主流的文化疆界上。這使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成為一個永遠不封閉的、未完成的文化構成物。在崇尚普遍性潮流中，霍米·巴巴標舉邊緣文化立場，是相當有眼光的。他認為，被壓制的、非主流的“弱勢文化”，完全可以對占主導地位的殖民文化進行“改寫”，而這種改寫不僅是話語權力或文化策略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經濟、文化和價值批判方面的，所以，這種改寫也許是第三世界文化獲取自己的合法性，使自己的邊緣的生活方式、話語方式不至於過分惡化的重要前提。

霍米·巴巴強調，在第三世界對第一世界進行改寫時，要注意它所具有的邊界，即必須反對性別歧視，反對帝國主義和新種族主義等，因為一切忽視文化差異的結果，一切抹平少數話語的立場的做法，其最終結果都可能是複製老牌的帝國主義的政治和文化，使得全球性的文化喪失差異而變成一種平面的模塊，那將是人類文化的末日。

霍米·巴巴除強調西方霸權主義對東方文化的侵略外，還強調了東方人對西方文化入侵的抵制和反抗。他還提出了一種解構主義的“文化雜交”（cultural hybrid）理論。不同文化的相互影響，不是融合而總是雜交。霍米·巴巴認為後殖民思想對人心的入侵有許多是無意識的，即是從一個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從被迫感接入到適應感接入的過程。

霍米巴巴的文字顯鏡鑒了賽義德、弗朗茨·法儂和雅克·拉康，深思熟慮探究了文化差異或者他稱之為文化“方位”的性質。他定位他獨樹一幟的后殖民論：“背靠文化差異的概念，我試圖把自己放在界線性的立場，放在作為差異的文化的生產性空間之中，放在差異或他者性的精神之中。”這一“生產性空間”大同於自由派對“文化多元性”和“多元文化主義”的相對主義觀點，後者構成了另一個學術空間。在那一空間中，“西方品味”將文化定位在“一種想象博物館”里，在一個自我選定的網路之中，而其中普遍化和歷史化的迫切要求，在時刻準備承認文化的社會與史多元性的同時，又超越它們，變得玲瓏剔透形若幻相。

具體講到英國，巴巴將“享受和鼓勵文化多元性”描述為一種控制和“圍堵”式：一個透明的範式被建構起來，一個東道社會或主導文化給出的範式，它說，“這些他者文化是不錯，但是我們必須要能夠將它們圈定在我們自己的網路之中”。這就是我所說的“創造”文化多元性以及“圍堵”文化差異的涵義所在。文化差異不可能圍堵在自由民主的普遍框架里，或者，馬克思主義是歷史主義的普遍框架里，因為這些差異文化經常是“不可度衡的”，並非按部就班分門別類，是在觸動引發認同一種質闡解的“第三空間”。這一觀點緊密聯繫著他的殖民話語和東方主義批判，此一批判的“主要功能就是通過實行監督並且激發快感/不快感複雜形式的知識的生產，創造一種‘主體人’空間”。

針對這“文化差異的圍堵”，他引入了“混雜性”這個概念，將它置於另一種三維辯證的作為他者的第三化型之中。巴巴否定或者是來自文化的追根溯源，或者是來自文化“翻譯”（他從華爾特·本雅明那裡借來的術語）之表徵行為的本質主義，而設想一種與蓓爾·瑚克斯獨特邊緣性遙相呼應的第三空間，有如斯皮沃克和賽義德，他毫不含糊地挑戰霸權歷史學。

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持續不斷處在混雜性的過程之中。但是對於霍米·巴巴來說，混雜性之重要並不在於能夠追溯兩種本原，而讓第三種從中而出，反之混雜性對於霍米·巴巴來說，是令其他各種立場得以出現的“第三空間”。此一第三空間置換了建構它的歷史，樹立起新的權威解構、新的政治動因，而這些都是現成的智慧未能充分了解的……文化混雜性的程引發了一種不同的東西，一種嶄新的以前未被認知的東西，引發了一個意義和表徵的談判的新時。

第三空間生產性的能力具有一種殖民與后殖民的起源，這一點是意味深長的。因為心甘情願降格走進那一塊異邦領土，就像霍米·巴巴領導你們的那樣，可以明，從理論上認知闡述的分裂空間有可能開闢通向一種國際文化的概念形成。其基礎不是多元文化主義或雜多性的異國情調，而是文化混雜性的撰寫和表達。為了那一目的，應當記住正是“際”這個轉譯和談判的邊緣，這個“內”—“間”空間，承載了文化意義的重負……探討第三空間，就有可能避開極端政治，而將自己表現為他者。

像其他關鍵人物如斯圖亞特·霍爾和保羅·吉爾羅伊一樣，巴巴聲援了后殖民論爭獨樹一幟的黑人英國傳統，它聯繫著又不同於由瑚克斯、韋斯特、斯皮沃克、扎爾杜婭、格梅茲帕那和霍米·巴巴論及的大多數後現代空間女權主義者所示範的北美傳統。撇開這些文化。差異不談，這個《黑大西洋》（吉爾羅伊一本書的名字）兩岸分享的工程是意在探索分別在建構一種“雙重幻相”的新的身份。製造這幻相的一方面是種推廣差異、唯我獨尊的本質主義諸如黑人國家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漫無邊際的文化相對主義，它將黑人主體性融解在一個普遍主義大熔鍋里，或者讓它消失在多元平等的大雜燴之中。

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間有時候玩世不恭地遊盪在邊緣之上，是為了一個無空間根基的文學修辭，一個漂浮的隱喻，表徵著一種無意中遮掩了時間對空間悠久特權的批判歷史意識。雖然如此，巴巴在《文化的方位》中，仍卓有成效地鞏固了一種第三空間文化政治的策略構想，幫助第三空間從霸權史學和歷史主義之解脫出來。這本書的一些段落同樣不失為一種過渡性概括，連接了我們到過的地方和面前的路程。

當代西方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代表人物霍米·巴巴。通過全面考察巴巴的知識生涯和細讀他的代表性著作，認為，與另兩位后殖民理論大師相比較。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理論代表了當代西方后殖民主義理論批評發展的最新階段。即全球化時代的后殖民批評.，種批評的特徵在於通過其混雜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國的文化霸權。實現了第三世界批評從邊緣向中心的運動。導致了文化多樣性的真正實現。

巴巴的批評理論的建樹主要體現在：1、將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糅為一體，發展了一種頗具挑戰性和解構性的后殖民文化批判風格；2、他的混雜理論影響了當前國際學術界對文化身份認同和少數族裔的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評家發出自己聲音的具體策略；3、他的模擬概念對第三世界批評家的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努力有著巨大的啟迪作用；4、他所發展出的一種文化翻譯理論強有力地衝擊了翻譯研究領域內的語言中心主義模式。,隨著對全球化問題研究的日益深入，巴巴的影響將越來越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