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空軍基地

抗戰時期為中美空軍重要軍事基地

徠芷江空軍基地,位於湖南省懷化市芷江侗族自治縣,距懷化市31公里。該機場始建於1936年10月,抗戰時期為中美空軍重要軍事基地,有“遠東第二大機場”之稱。1945年,中日雙方曾在此舉行了舉世矚目的“洽降會議”,宣告侵華日軍的最後失敗。芷江機場於2003年底重新開工建設。

概述


芷江機場是重要的戰略空軍基地
1937年12月1日,國民政府為了全國軍事戰略布局需要,蔣介石電令在芷江修築機場。
1937年,“七·七”事變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高漲。在強烈的抗戰聲浪推動下,蔣介石臨時動議,由南京遷都重慶。他感到芷江這個“西楚咽喉”對捍衛大西南後方具有重要的軍事地位,即以國民黨中央航空委員會的名義電令湖南省府擴建芷江機場。1937年12月,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徵調芷江、麻陽、會同、黔陽、漵浦沅陵辰溪鳳凰等十一個縣的民工1.9萬餘人修建機場。1938年10月機場竣工投入使用后,國民黨武漢航空第九總站及南昌飛機修理第二廠相繼遷來芷江。從1938年冬到1945年10月,先後有蘇聯志願空軍中隊、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戰鬥機隊、運輸機隊、國民黨空軍第四大隊、第五大隊(中美空軍混合大隊)、第一大隊等空軍部隊進駐芷江機場。尤其是1944年至1945年8月,中美空軍一大批先進的戰鬥機、偵察機、轟炸機、運輸機聚集芷江機場,最多時達三、四百架,僅美軍空地勤人員就多達六千餘人。
芷江機場作為二戰時期國民黨重慶政府的前進機場,盟軍的戰略空軍基地,駐場空軍除經常與侵華日機進行空戰外,還擔負著掩護從昆明機場起飛的重型轟炸機實施對華北、華中日軍駐地的戰略轟炸,切斷日軍後勤補給線,封鎖長沙、湘江和京廣鐵路運輸,阻止日軍進攻大西南等重要軍事任務。但在當時,芷江機場是軍事保密的重點,凡涉及這一機場空軍作戰及戰果的報道,都是以“紅岩機場”、“湘西某機場”、“湘西盆地機場”等代號稱呼,給芷江機場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神秘色彩。芷江機場在八年的抗戰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直接參加空戰打擊侵華日軍。1938年,蘇聯志願軍空軍第一大隊20架“短劍”式驅逐機進駐芷江機場,在首次對日機空襲芷江機場及縣城的空戰中,有3架日本轟炸機被駐守芷江機場的蘇聯空軍擊毀,9名飛行員斃命,其他日機見勢逃逸。首戰告捷取得了輝煌戰果,極大地鼓舞了湘西人民抗戰的鬥志。1944年7月中下旬,駐芷空軍第五大隊——中美空軍混合大隊3個編隊的戰鬥機轟炸了汩羅新市的日軍兵站,擊落6架攔截日機;空軍第五大隊3個編隊戰鬥機,掩護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24架重型轟炸機轟炸了被日軍佔領的岳陽城,在空戰中擊落日機4架。三次襲擊白螺磯機場。日軍以湖北省監利縣境內的白螺磯機場為進犯湖南的主要機場,聚集了大批飛機,準備用以掩護地面部隊向湘西及川黔西侵犯。這一情報被芷江機場中美空軍混合大隊掌握后,決定以奇襲的戰略消滅日本空中飛賊。1944年7月至9月,中美空軍混合大隊3個大編隊的20餘架“鯊魚”式機群第一次突襲了白螺磯機場,機場旁邊三個長方型機庫里110餘架日機被擊毀,創造了抗戰期間中美空軍擊毀日機最高紀錄。時隔半月,偵察發現該機場跑道兩旁排列著30餘架日機,從芷江機場起飛的3個大編隊“鯊魚”式機群掠過洞庭湖水面,第二次襲擊了白螺磯機場,機場30餘架日機和幾百桶汽油被炸毀。事隔四日,混合大隊在配合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的重型轟炸機完成了對岳陽日軍兵站的轟炸任務后,趁前來攔截的日本飛機返回白螺磯機場加油之機,第三次對該機場、日軍高炮陣地和機場附近的油庫進行轟炸,炸毀日機20餘架、高炮陣地和油庫。白螺磯機場在近一個月時間裡連遭三次襲擊,日本空軍損失慘重,致使日機一個多月時間在湖南上空消失了蹤影,嚴厲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二是直接切斷日軍補給線。1944年5月末,駐芷江機場的中美空軍混合大隊頻繁地向湘北日軍補給線發起攻擊,給日軍的水陸運輸以沉重的打擊。同年8月中下旬,從芷江機場起飛的戰機在汩羅新市、衡山附近公路上炸毀110餘輛日軍軍車,在衡山附近的湘江江面上炸毀1艘大型日軍鐵甲船,船上千餘名日軍斃命;在岳陽城附近船塢,用空投汽油彈燒毀日軍上千艘大小運輸船隻。次年5月,第五大隊戰機在岳陽、衡陽附近公路上擊毀日軍車輛270餘輛。中美空軍利用芷江機場對在湘日軍補給線實施有效打擊,大大增強了湖南人民的抗日鬥志,有效遏制了侵湘日軍的擴張野心。
三是直接參加遠程作戰。1945年2月25日,從芷江機場起飛的中美空軍混合大隊的轟炸機穿越日本海,參加空襲日本東京,一枚炸彈投中了防衛嚴密的日本皇宮,挫傷了日本皇室的尊嚴,引起了日本軍政界的一遍混亂。同年3月末,中美空軍混合大隊執行了一次往返飛行2100多公里,攻擊南京日本大本營的特殊任務,先後對明故宮機場、大教場機場及大教場機場東南端新建的運輸機場等目標實施了連續攻擊,摧毀了機場上的機棚、指揮塔、掩體內的飛機及機場附近公路旁的大批卡車和機槍陣地,整個南京城接受了戰火的洗禮。芷江機場的戰機還先後飛至江西九江碼頭,炸沉日軍汽船10艘,炸毀40餘米長的日軍大汽船一艘,舢板20餘只,擊毀九江機場日軍飛機7架;飛至廣東曲江,炸毀日軍倉庫2座,運輸船70餘只、卡車17輛。
在抗日戰爭期間,駐紮在芷江機場的中國和盟軍的飛機,對日軍的兵站、機場、碼頭、後勤運輸線及日本本土不斷地實施突然襲擊,使日軍防不勝防,阻不勝阻,使侵華日軍不得不在臨近失敗前發出無賴的哀嘆:“在中國戰場上,過去一直是由我們掌握絕對制空權作戰,現在則經受了完全新的體驗。”

戰火中的洗禮


芷江機場從開始修建起,日本人似乎已預感到它潛在的嚴重威脅,成了日本人的心腹之患。日本特務機關於1938年就派遣特務漢奸潛入芷江收集有關機場等方面的軍事情報,並企圖破壞機場的修建,其活動被中國軍方發現,並被駐芷江的賓兵司令部處死。日軍在派遣特務的陰謀失敗后,公然又於芷江機場竣工不到一個月就派出轟炸機18架,偷襲芷江機場和縣城,遭到駐場蘇聯志願空軍的沉重打擊,有3架日機被擊落。三天後,又有18架日機從常德飛臨芷江,突然向芷江機場發起攻擊,投下炸彈124枚,在機場上留下了上百個大小彈坑。在後來的幾年中,日機多次對芷江機場及縣城實施輪番轟炸。
據縣府1946年對空襲損失的不完全統計,自1938年11月至1945年12月,日機共對芷江實施了38次轟炸,出動飛機513架次,投彈4731枚,炸毀房屋3756棟,損失糧食30萬擔,損失總值163.17億元(法幣)。在這38次轟炸中,攻擊機場的就有23次,投向機場的炸彈達3109枚。在整個抗戰期間,芷江城區共有838名同胞在日機轟炸下傷亡。儘管如此,芷江人民不畏傷亡,企盼和平,積極支持抗日。每當機場遭受日機轟炸后,成百上千的城鄉民眾,帶上鋤頭畚箕,自動去填修彈坑,搶修跑道,每遭受一次大的轟炸,一天左右就可修復,機場的作戰飛機又可照常起飛降落。更有大批匠人,為機場趕製了許多木製飛機模型,排放在機場中央,用帆布蓋著,藉以蒙蔽迷惑日軍,以達到保全和掩護中國和盟軍飛機的目的。芷江機場經受了抗戰的洗禮,芷江人民為抗戰付出了代價,為和平作出了犧牲。
1944年4月以後,隨著豫湘桂戰役的推移,鄭州、洛陽、長沙、衡陽、桂林、柳州等處中國機場的陷落,從這些地方撤下來的中美空軍大部分匯聚到了芷江基地。當時芷江機場成了中美戰略空軍唯一的前進基地,成了捍衛大西南後方的堅強屏障和迎接全國大反攻的前哨陣地。這時的日軍大本營也已經覺察到,不掃平芷江基地,打開大西南的通道只是一種夢想;重新奪取制空權,徹底消除佔領區城市、交通線和日本本土空中的巨大威脅也只能是一句空話。因此,日本人決定不惜老本也要拔除芷江空軍基地這個眼中釘、肉中刺。
1945年4月,中日雙方一場圍繞著芷江機場的爭奪戰——湘西會戰(又名芷江會戰)打響。日軍出動主力部隊第二十軍團,下屬6個師團,3個獨立旅團,偽和平軍第二師和飛行師團第44戰鬥隊、獨立54中隊及炮兵、工兵2個獨立聯隊共8萬餘兵力。廣西、東安日軍向北,邵陽、雙豐日軍向西,寧鄉沅江日軍向南,兵分三路向芷江形成合圍之勢。重慶國民黨軍事當局意識到穩定湘西,保住芷江基地,不僅關係到大西南及陪都重慶的安危,也直接關係到即將開始的全面反攻的整個戰略部署。
因此,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決定傾注大力,將日軍聚殲於雪峰山東麓地區,死守芷江戰略空軍基地。湘西會戰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親自掛帥並擔任總指揮,參戰陸軍為8個軍23個師,約12萬餘人。駐紮在芷江空軍基地的國民黨空軍第一大隊、第四大隊、第五大隊及美軍第十四航空隊一部的所有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和運輸機,承擔起控制整個華中地區的制空權,攔截日機,轟炸戰區內敵後方的大小鐵路公路橋樑,保障中國守軍後備兵力的補充、後勤物資的補給、戰區情報的提供、從空中聚殲日軍地面部隊等作戰任務,全力以赴配合湘西會戰。4月9日戰役正式打響后,日軍從安化、益寧鄉、雙峰、邵陽、東安、新宇、武岡1300餘里的扇形地段向湘西發起全面攻勢。經過近兩個月的戰鬥,在中國地面部隊頑強抵抗、英勇奮戰和中美空軍的猛烈打擊下,1945年6月7日,參加“芷江攻略戰”(就是“湘西會戰”)的日軍被迫撤回原陣地,共殲滅日軍28320人,生俘213人,還繳獲大批武器彈藥。
侵華日軍大本營發動的這場寄予極大希望的“芷江攻略戰”,結果與意願背相徑庭,不僅未能觸動芷江機場的一根毫毛,反而給日軍第二十軍主力帶來了滅頂之災。同時也為中國軍隊乘勝開展反攻、相繼收復桂、柳等城市創造了條件。促使日軍南方軍被迫縮短戰線,轉攻為守。湘西會戰是中日雙方最後一次惡戰,中方的取勝,加速了日本投降的進程。

評論


1945年8月15日,芷江機場嚴陣以待的中美空軍大機群,正靜待著出擊的命令。突然從基地指揮部里傳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這從天而降的喜訊,頓時使整個機場沸騰了,人們擁抱、慶賀。在重慶的蔣介石連續兩次急電駐南京的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催促其趕快派代表與中國軍方接觸,洽談受降事宜。
談判的地點選定在湘西南重鎮芷江。中方這一重大的歷史性選擇主要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芷江的地理位置優越。芷江處於昆明、重慶、南京之中心地帶,無論是重慶、昆明派出的中美受降代表,還是南京日軍總部派出的乞降代表,乘飛機來芷江都很方便,連最遠的南京,乘飛機到芷江也不超過4小時可到達。加之機場跑道保持完好,可供各種飛機安全起降。
徠二是取決於芷江厚重的軍事背景。當時芷江機場為中國戰區第二大軍用機場,又是對日戰略反攻的前哨陣地,不僅機場上擁有數百架飛機,具有強大的空中實力,而且在其周圍駐紮著大批中國地面部隊。這對日本方面來說,本身就是一種軍事壓力。因此,可以發揮解除日軍降使的精神武裝,打掉其囂張氣焰的巨大威懾力。
三是芷江機場在抗戰中的作用功不可沒。芷江機場在抗戰期間所出動的數千架次飛機,搞得日本本土和大陸佔領區的城市和交通線一天也不得安寧,日軍早已把它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欲拔除而後快。駐紮南京的日軍大本營包括今井武夫在內的日酋們,特意精心策劃和發動的那場“芷江攻略戰”,就是妄圖實現其攻戰芷江,夷平芷江基地的軍事陰謀,最後是“欲圖之而不可得”。確定在芷江受降,允許日本人踏上芷江這塊土地,讓其以戰敗者的姿態來領略下一芷江這塊炸不爛、攻不破的神聖土地的風采,真可謂是“怕來之而不可避”。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玩笑,具有極大的諷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