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評論

何廉回憶：“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讚揚《世紀評論》的一封信，……我回信約他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訴我說，他要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原文發表，不能有一字改動，我立刻表示同意。過了兩天，他把稿子交給總編輯張純明。”《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發表，“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並不是說《世紀評論》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裡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大公報》館找到經理胡霖，把我自己手裡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大公報》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將刊載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買一空”，《觀察》稱之為“頗有‘寓買于禁’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