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機四卿
軍機四卿
“軍機四卿”是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四個人的合稱。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征。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軍機四卿
北京半截衚衕41號是他在朝為官時的故居,也是在這裡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後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其候刑時,曾有一首題壁詩:“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 留將公罪後人論。”後來此詩被梁啟超看到后,知道這個是譚嗣同在諷刺自己,所以梁啟超將其篡改,變成:“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1857—1898),字叔嶠,四川綿竹人,戊戌六君子之一。1889年(光緒十五年)授內閣中書,後晉為侍讀。曾入張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職期間經常寫信向張之洞密報朝中動態。中日甲午戰爭時,主張集精兵猛將大舉北援,保衛津沽。1895年參與發起強學會。強學會被封禁后,又聯合會中志士抗爭。清廷在強學會舊址基礎上設立官書局,命其參與選書事宜。1898年春在京創立蜀學會,並辦蜀學堂,以張之洞的《勸學篇》為指南,兼習中學和西學。4月列名保國會,而每於集會時常當眾假寐。在百日維新中受到光緒帝召見,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與康有為相交,但變法主張多有不合,攻擊康“多謬妄”,聲稱要對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變時被捕,張之洞營救不及,被害。遺著編為《楊叔嶠文集》和《楊叔嶠詩集》。
(1875年—1898年),字暾谷,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朝末年維新派人士。出身貧苦家庭。
自幼入私塾學律賦,博學強記,聰慧好學。年長曾隨岳父沈瑜慶游武昌,結識贊同維新變法人士陳寶箴、陳三立父子。1893年回鄉參加福建恩科鄉試,中第一名舉人。1894年到北京參加恩科會試,不中。次年再次赴京參加乙未科會試,又不中,乃入贄於內閣中書。時值甲午戰敗,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基於國家與民族的嚴重危機,開始投身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維新變法運動。5月2日,與同試舉人“發憤上書,請拒和議”,反對割讓遼東和台灣。1897年入張元濟等在北京創辦的“通藝學堂”學習,增長了西學才幹。1898年1月31日,發起並動員寓京的福建籍維新人士,成立閩學會,與粵、蜀、浙、陝等學會互通聲息,傳播西學。不久,康有為在京組織保國會,他為該會“始倡董事,提倡最力”。6月11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朝廷命四品以上各官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錫藩以“才識明敏,能詳究古今,以求致用,於西國政治之學,討論最精,尤熟於交涉、商務,英年卓犖,其才具實屬超群”,將他推薦給光緒帝。9月5日,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在9月5日到14日10天里,上書言事最多,不少變法上諭出自他的手筆。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再次“訓政”,他與譚嗣同等皆被捕入獄。9月28日,被殺害於宣武門外菜市口。時年23歲。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遺著有《晚翠軒集》。
(1859~1898年)字裴邨,四川省自貢市富順縣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是清末維新派的著名愛國詩人。
祖籍福建省武平縣,客家人,四川富順趙化出生,系清初湖廣填四川客家後人第七代。家貧,勤讀,於光緒九年(1883)中癸未科殿試二甲第八十八名進士,授刑部候補主事。任京官期間,雖生活清貧,但廉潔自律,一塵不染。敬業勤慎,政績甚佳。公餘閉門讀書,不事權貴。儘管自己官聲頗好,升遷無礙,但見國難當頭,常自憂慮,以致缺眠少食。思救國救民之策,非改革弊政,興新學、行新政不可。
1898年9月5日,光緒下詔賞他與譚嗣同、楊銳、林旭四人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政變發生,四章京及康廣仁、楊深秀同被捕,於9月28日(舊曆八月十三日)被殺害於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
梁啟超為之作傳,康有為作輓聯,稱“孤旌特表六人中”。而其他人士,亦予其高度評價:“政府寮友見者,謂君子於政事無新舊畛域,斟酌最平允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