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丁伯爵

第四代阿伯丁伯爵（1784-1860）Aberdeen,George Hamilton Gordon,4th Earl of英國首相（1852-1855）。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曾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受教育。1801年承襲伯爵爵位。1806年成為蘇格蘭議會中貴族代表之一。1813-1814年人駐維也納大使。

1828-1830年和1841-1846年兩度任外交大臣。1852年為首組織聯合內閣，一度曾極受歡迎。但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猶豫不定得之策和處置不當導致他辭職。他儘管身為托利黨人，卻支持天主教改革，並追隨羅伯特·皮爾支持自由貿易。

要舉出一位對事態發展明顯小於第四代阿伯丁伯爵喬治·漢密爾頓·戈登的英國首相是困難的。人們還記得他的主要原因是，他領導的政府宣布和發動了克里米亞戰爭，而他本人是反對那場戰爭的。這兩個事實足以說明為什麼阿伯丁在首相名冊上不佔有傑出地位。但是，這兩個事實也促使人們產生低估他的聲望和能力的傾向。他是在1855年被趕下台的。在此之前，下院以305票對148票通過了一項動議，要求成立一個調查駐克里米亞英軍狀況的特別委員會。但是，阿伯丁爭辯說，自從滑鐵盧戰役結束以來，英國在軍事上產生那種公認駭人聽聞的缺陷的責任應當由所有有關大臣公正合理地分擔。然而，說他發動一場無準備之戰和說他根本就不喜歡這場戰爭一樣，都是無力的辯解。如果他爭辯說，就像1854年的情況那樣，這個國家想打仗，他的處境也不會好多少。阿伯丁是一位軟弱的首相，他在這方面顯得特別明顯。他身不由己的被迫去執行一種他認為是錯誤的、也明明知道會帶來災難的政策。阿伯丁是位誠實、不無才能的人，但他的政治生涯的結局是可悲的。

阿伯丁1784年1月28日生於愛丁堡。他屬於阿伯丁郡那個古老和富有冒險性的戈登家族的一個支系。他在違背祖父意願的情況下被送到哈羅公學念書。（“我建議我的孫子在蘇格蘭接受部分教育，讓他不至於小看自己的家鄉。”）因此，老人是在威嚇之下才同意為孫子支付學費的。在哈羅公學，他曾同一個任性的，名叫哈里·坦普爾的男孩發生過一次小爭吵。後來他知道哈里·坦普爾就是帕麥斯頓勛爵。他在哈羅公學畢業後上了劍橋大學。這時他已繼承了阿伯丁的爵位。在他進哈羅公學四年之後，他的堂兄弟拜倫勛爵也來到了這所學院。

他選擇了小威廉·皮特作為自己的監護人。對一個孩子來說，這是頗有見識的。他曾作為這個偉人的門徒到國外遊歷，並在馬爾梅松會見了拿破崙。1805年，他同阿伯康侯爵的女兒凱斯琳·漢米爾頓小姐結婚。此時已是成年的阿伯丁到北方看來自己的房地產。那裡的景象蕭瑟凄涼，使他愕然。他決心栽花種樹，排水清理，修建比較考究的莊園。他花了幾年的時間達到了目的。

1806年，他當選為蘇格蘭貴族議員，並在兩年之後被封為薊花騎士。1812年，在結婚7年，生下3個孩子之後，他的妻子去世了。他一直深切懷念著他的這位妻子，直到50年後他也去世。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再次與別人相愛。不過，當卡斯爾雷子爵準備讓他出任駐維也納大使，擔負起勸說奧地利帝國同拿破崙決裂的任務時，他的心思就放到了其他問題上。當他到達施特拉爾松德時，他發現奧地利和法國已經開戰了。在他前往布拉格途中，到處是一排可怖的戰爭景色，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戰爭給各國造成了駭人聽聞的創傷，這種景色晝夜在你腦際縈繞。”萊比錫各民族大會戰結束后，當他同奧地利皇帝的隨行人員經過這裡時，眼前的景色就更加慘不忍睹了。

阿伯丁忘不掉他所目睹的一切，這使他對戰爭深惡痛絕。在滑鐵盧戰爭期間（他的兄弟亞歷克斯死於這場戰爭）和戰爭結束之後，他一直潛心於經營在阿伯丁郡的房地產。後來他估計，這期間他種植了1400萬株數。他對妻子說，“我一定要把這個地方建設好。”他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他還酷愛古典藝術和考古學，任考古協會主席達30年之久。他是雅典學會的創始人。他熱情支持希臘的解放，這是不足為奇的。

這時他第二此結婚。妻子是漢米爾頓夫人哈里特。這位寡婦有3個孩子，是阿伯丁亡妻的表妹。他沒有對哈里特隱瞞這樣的事實；她無法取代他的第一個妻子凱斯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對此哈里特從不甘心。他為阿伯丁生了5個孩子。

1828年，他重返政界，在威林頓公爵領導的政府中任蘭開斯特公爵領大臣。讓他出任此職是未來表彰他的遠見卓識，因為當時天主教徒解放是一個及其重要的問題，而阿伯丁是蘇格蘭長老會的一名教徒。阿伯丁同時代的人說他“虔誠而有涵養，待人寬厚，辦事謹慎，令人無懈可擊，舉止斯文，只是有些古板的人。”換言之，他被看成一個鬱鬱寡歡、遲鈍呆板的人。實際上他是一個不幸的人。當時，他同第一個妻子生的三個女兒鐘的最後一個倖存者也快死了。利特爾頓夫人說，從表面上看，他是令人失望的：“他比以前更清瘦了，骨瘦如柴，像木頭一樣毫無表情。” 1828年，威靈頓讓他出任外交大臣，後來在羅伯特·皮爾領導的第一屆政府中出任陸軍和殖民大臣。接著，在皮爾贏得1841年大選之後又重返外交部。在擔任兩任外交大臣期間，他幫助希臘獲得獨立（希臘獨立戰爭），並解決了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一些棘手的邊界爭端問題。

在皮爾於1850年去世后，阿伯丁成了人稱皮爾派、主張自由貿易的保守黨人公認的領袖。在約翰·羅素勛爵和德比伯爵領導的兩屆短命內閣倒台之後，他在1852年出任皮爾派、輝格黨和激進派組成的聯合內閣的首相，維多利亞女王對此表示熱烈的歡迎，說聯合政府的成立“實現了國家和我們自己的最大願望。”新內閣人才濟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象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帕麥斯頓和約翰·羅素勛爵都是內閣成員。但是人們很快看到，那些最初視乎是政府的強點變成了政府的弱點；強有力 人物意味著他們將會是各執己見和抱有野心。阿伯丁不具備那種能支配他的同僚和使他們屈從於自己意志的權威。

在平時，這種情況並不顯得那麼重要，但是現在，在歐洲東部長期潛伏的一場危機突然爆發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和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分別宣布自己有權對奧斯曼帝國內的東正教和天主教臣民提供保護。內閣在另一個問題上野發生了分歧；應當讓哪種教會來監督巴勒斯坦的聖地？如果同土耳其人發生過爭吵的俄國人進兵伊斯坦布爾，又該怎麼辦呢？對外交部來說，沒有比出現這種前景更令人驚恐的了。

阿伯丁對土耳其人持有強烈的敵視態度，而當時任內政大臣的帕麥斯頓則想把俄國人拒之於地中海之外，輿論界也贊成帕麥斯頓的意見。在內閣進行了一場長時間的鬥爭之後，英國向達達尼爾海峽派遣了海軍。作為報復，俄國人侵佔了位於多瑙河以南、現在屬於羅馬尼亞的土耳其的幾個省份。1853年10月，土耳其向俄國宣戰，包括艾爾弗雷德·但尼生和卡爾·馬克思在內的英國公眾對土耳其的行動普遍感到高興。當時街頭巷尾流傳者這樣的民謠：“願上帝保佑土耳其人，把俄國人斬盡殺絕。”正當阿伯丁感到不知所措的時候，俄國海軍在錫諾普海戰擊沉了土耳其的一支艦隊。接著，英國於1854年3月對俄國宣戰。在帕麥斯頓的操縱下，阿伯丁捲入了一場他很不贊成的戰爭。戰爭的發展很快證明，他反對這場戰爭的所有理由都是正確的，1855年1月，由於披露了這場戰爭處理失當的情況而使戰爭編的非常不得人心，下院在大多數議員的支持下通過了一個動議，要求對指揮這場戰爭的情況進行調查。布爾沃·利頓說：“解散你的政府，以便拯救你的軍隊。'阿伯丁在1855年辭職。

本傑明·迪斯雷利寫道：”這個國家由一批最有才華的人統治了兩年，在他們任期結束時，他們的天才已把這個國家變成了一個衰微破敗，令人絕望的國度。“維多利亞女王授予阿伯丁嘉德勳章，這是他政治生涯的終結。他作為一位首相的失敗實際上是性格方面的失敗，他缺乏精神力量來對付帕麥斯頓和令人討厭和不忠誠的同僚約翰·羅素勛爵。羅素無休止的竭力表現自己，而帕麥斯頓又聲明要執行一種好戰的對外政策，在這種情況下，阿伯丁要擔負起面臨的任務是力所不及的。更應該受到指責的是，他雖然熟知近東問題，但卻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失敗的原因不是無知，而是軟弱。

他在阿伯丁郡住宅過著一種蘇格蘭封建貴族的傳統生活，甚至他的孩子都知道他是一位“爵爺”。每到星期六中午，他就坐在門口同佃戶們談論問題，並對發生的爭執做出仲裁。他和薩瑟蘭伯爵夫人是貴族階層中遵守這種舊習慣的最後兩位貴族。

每到星期天，一隊馬車載著阿伯丁勛爵和其他做禮拜的人前往教區的教堂。在儀式結束時，他就同牧師相互鞠躬致意。他鬱鬱寡歡的部分原因，是他在克里米亞戰爭問題上有一種負疚感：“由於沒有竭盡全力來防止這種戰爭，他一直寢食不安。”他拒絕重修一家毀壞了的教區教堂。後來，他的家屬在《編年記上》發現了一段話，對此作了解釋：“有上主的話傳於我說：你不可為我的名建造殿堂，因為你早我面前往地上流了很多血。”阿伯丁在辭職六年之後，於1860年12月14日在聖詹姆斯宮阿蓋爾大廈去世，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