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文龍

諸文龍，從小拜師著名國學藝術大師徐松安先生學習書畫詩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溯江源、下涉東海，行程七萬餘里，參與創作巨幅國畫《萬里長江圖》（150米長卷），中國美協主席吳作人題寫畫名《萬里長江圖》,在中國美術館,武漢展覽館和深圳美術館展出，在人民日報、星島日報及香港文匯報等海內外各級報刊上發表。作品參加各級展覽並獲獎，廣泛流傳於海內外。筆耕畫壇四十年，涉獵中國畫諸領域，以及攝影、文學、治印、書法各方面均有建樹.

國畫《萬里長江圖》的創作經過三年的集體努力在一九八六年末問世。

《萬里長江圖》長150米，是我國有史以來反映長江題材的最大的一卷巨幅長卷中國畫。全圖分為茫茫源頭、玉碧金川、巴山蜀水、高峽平湖、極目楚天、浪下三吳、滄海旭日等七個部分，描繪了長江源頭到出海口的全貌，展現了八十年代的全長江磅礴的浩蕩氣勢、悠久的歷史聖跡、全新的人文景觀。

《萬里長江圖》的創作開始於一九八四年初，由長航黨委書記解蒞民同志倡儀，長航集團總公司主辦，武漢航海學會贊助，集陳作丁、諸文龍、劉一原、魏康祥、樂建文、黃志等六位畫家上溯江源，下涉東海，前後歷時一年有餘，行程七萬餘里，搜集了大量的創作素材，后經多次反覆，十易其稿，三年後的一九八六年末集體創作完成。此畫由武漢榮寶齋裝裱藝術師胡長青先生精裱上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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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山水畫創作發展迅速。湯文選創作有《漢江之晨》、《月乍明》，出版有《湯文選畫輯》。陳作丁創作有《柑桔飄香》、《朝發》。80年代，陳作丁與諸文龍、魏康祥、黃志、樂建文、劉一原合作《萬里長江圖卷》(長150米)，在全國獲得讚譽。程寶泓的《洪湖組畫》，周韶華的《大別山壯歌》、《飛翔》、《東坡赤壁圖》、《黃河魂》，邵聲朗的《鄂西秋艷》(陳列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北廳)，張善平的《蒼翠游龍》、《洪山夕照圖》，魏揚的《那裡來》、《薯地》，蕭采洲的《乍雨還晴》、《玉龍》等，均為有影響的作品。

諸文龍，沈愛其，劉一原，周天林四人早年曾拜師於徐松安先生門下，跟隨徐松安先生多年，堅持繼承傳統、深入生活的藝術創作思想，積累豐富的繪畫經驗，如今都成為一代宗師，在湖北被譽為四家村。

徐松安先生是漢上著名書畫篆刻家，先生原名徐石，號木公、魯漢、木長、松廠、松岩居士，齋名松風堂。1911年出生在漢口，先生幼年家貧，在一家字畫店當學徒，因特殊的緣分結識張大千並拜其為師。經過大千先生的指導，未到弱冠之年的徐松安在漢上聲名大噪，正式鬻畫漢上。徐松安先生是民國至建國初期活躍於漢上印壇的傳奇人物，張大千認其為徒，齊白石稱其為弟，這種傳奇集中體現在先生對藝術的執著探索、對人生的執著追求。

徐松安幼年家貧，在一家字畫店當學徒，他悉心觀摩店裡經營的名家字畫，於中又特別傾心張大千的山水之作。每天繁忙落地，徐松安便在如豆的燈下，臨習筆墨間的超然之氣。

一日，店老闆偶然到徐松安住處，見其山水習作酷似張大千的風格，甚是驚喜。精明的老闆執意讓徐松安在習作上題張大千的名款，作品裝裱后又懸掛在搶眼之處，常令商賈甚至書畫同道駐足流連。事有湊巧，時逢大千先生客次武漢，由國民黨官員張道藩陪同逛武漢三鎮的字畫店。無意間瞥見題有大千名款的作品，其筆法峻朗，設色清雅。大千先生滿腹疑惑，在他一再追問下，店老闆推說：是小店的學徒，為求生計，仿冒先生大作糊口。大千先生聞之是名不見經傳的少年所為，更是驚訝，定要仿者現身。當他看見少年徐松安氣宇軒昂，舉止謙誠時，遂在漢口六渡橋德華酒樓設席收為弟子。經過大千先生的指導，未到弱冠之年的徐松安在漢上聲名大噪，正式鬻畫漢上。

1961年，東湖印社成立，徐松安先生作為漢上本地篆刻家的加盟，就任副社長，標誌著漢上印人和客漢印人的合流。東湖印社一九六一年九月成立於武漢，是繼西泠印社之後，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早的印學組織。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國美協武漢分會主席張肇銘和鄧少峰, 徐松安等有識人士，倡議成立一個和西泠印社相類似的書法篆刻組織，這個倡議得到了湖北省委宣傳部的支持。東湖印社成立之後，公推唐醉石為首任社長。

徐松安先生在漢口南洋大樓創辦了一個專事繪製出口國畫的“畫室”。徐先生是位才華橫溢，見多識廣的畫家。他的傳統根基、鑒賞學養相當深厚。他創辦“畫室”，一是國家需要國畫出口來創外匯，二是徐先生想在繪畫上干一番事業。“畫室”掛靠在湖北省土產進出口公司工藝科，設在漢口南洋大樓里，畫家和裝裱師不到十人，是一個非常專業，非常溫馨，工作條件很好的小機構（后移交給武漢市文物商店）。徐先生當時以仿製齊白石的畫為主要工作，他的仿齊畫幾乎亂真，行銷東南亞，反響極好。他仿製的明清繪畫好幾次被中國海關誤認為真跡而扣留。還有另一位張瑟哉先生善畫素描寫生，他的仿徐悲鴻畫與徐先生的仿齊白石畫成為出口畫中的兩大品牌，風靡一時。然而，這種帶有生產性質的繪畫工作，並沒有使“畫室”變成不講藝術的工廠，而是使“畫室”成為潛心研究傳統藝術的一方沃土。

徐先生給學生上的第一課就是練線，畫白描。他把陳洪綬的線描、《八十七神仙圖卷》等印刷品給學生臨摹，要求十分嚴格。徐先生全是拿歷代的繪畫經典給學生學習，講授與示範結合，見解甚高。雖然他自己畫得很好，但很少用自己的畫做範本，再三強調“取法乎上”，吃好“開口奶”。他認為啟蒙階段很關鍵，“開口奶”的質量會直接影響學生的藝術發育，影響學子的藝術品質、品位。這位胸襟豁達的畫家，打破了培養“傳人”的陳舊門戶觀念，廣開藝術殿堂的大門，讓學生吮吸豐富的藝術營養，在“高蛋白”和“多維生素”中成長。這種理念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多麼開放的思想！尤其是徐先生從不裝模作樣，故弄玄虛，他蔑視美術界那些自吹自擂不學無術的人，他關愛學生，不擺架子，可是在高傲無知的人面前，他會顯得更加傲氣。

徐先生早年曾拜張大千，齊白石為師，然而他並不依傍名人，而是走自己的路，主張創新，極力推崇石魯、李可染。六十年代初，先生的好友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雲接他去西安時（徐先生當時已調往武漢市文聯作專職畫家），幸會了石魯，兩人一見如故，就藝術方面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兩位畫家相見恨晚，引為知己。先生從西安回來后便埋頭作畫，畫風大變，畫出了一大批富有新意，風格鮮明的寫意花鳥。這些作品構架雄奇，氣勢磅礴，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和浪漫氣質，毫不誇大的說，他把傳統寫意花鳥狠狠地向前推進了一步，強化了寫意花鳥的表現性和精神性。

徐先生是個性情中人，豪放不羈，作畫時一盅白酒，一碟花生米，即進入到恣意宣洩的忘我境地。他那縱橫捭闔的筆墨表現，動人心弦的氛圍、情勢深深地打動人，感染人，影響人。

1969年夏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迫害的他，憤然從武漢市文聯大樓陽台上縱身跳下……時年五十八歲。他含怨而去，留下的是美術界的重大損失和遺憾！先生的繪畫、書法、篆刻均給人一種傲岸不屈，震撼人心的感覺，顯露出他一直與命運抗爭的頑強精神，藝術與人生的關係在他那裡體現得如此透徹！他的藝術，他的精神永遠存活在我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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