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宗燠

中科院院士、中走進21世紀，“石油”這兩個字越來越牽動世人的神國人造石油之父走進21世紀，“石油”這兩個字越來越牽動世人的神經。政治家和軍事家們，為了各自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日夜不停地謀划他們的石油發展戰略。人們已經預見到，不久的將來，石油將無可挽救地走向枯竭。於是，超級大國不惜發動殘酷戰爭，以千千萬萬人的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去攫取和控制石油資源。而我國，除了以政治的、經濟的方式參與有序競爭，主要是依靠科學技術的發展，力求降低能耗，特別是研究開發接替能源。我們的辦法之一就是搞人造石油──從煤炭中提鍊石油及其產品。今天，當我們重新開啟這個思路並扶托煤煉油工程再度上馬之時，不能不想起我國的人造石油之父、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宗燠先生。

愛國救國，求索路漫漫

趙宗燠(1904 11.28 - 1989 10.10)

1904年11月28日深夜，重慶榮昌區一個殷實的趙姓大家庭的後院里，一個小生命呱呱墜地。趙先生給這第三個兒子起名趙宗燠。

趙宗燠的父親趙雲渠幼時飽讀詩書，曾入仕，做過重慶江津區知事和四川江防第二區司令。他對興辦現代工業頗有興趣，曾與同盟會成員籌辦過川南瓷廠、搪瓷廠和火柴廠。趙宗燠的家裡時常有各種客人來訪，其中幾位從歐洲回來的長輩，他們的高談闊論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德國竟能從煤炭里提煉出焦油來！

1924年，趙宗燠考入南京大學化學系。1929年留校任教，並攻讀研究生。“九·一八事變”之後，趙宗燠參加了業餘軍事訓練班和抗日“十人團”。1932年“一·二八”松滬之戰爆發，趙宗燠參加了學生義勇軍，任第四大隊隊長。他率領32名隊員，不顧當局和學校的重重阻攔，奔赴上海前線，冒著敵機的狂轟濫炸和槍林彈雨，為前線將士運送彈藥、食品，支援十九路軍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愈來愈嚴重的民族危亡形勢，激起了趙宗燠實現“科學救國”、“工業救貧”理想的緊迫性，1935年，他不顧父親和妻子的阻攔，赴德國留學。

在柏林工科大學化工學院，趙宗燠攻讀石油加工和石油代用品轉換工程技術(煤化學工程)專業，在烏貝洛德院長指導下做研究工作，從理論上接觸到煤煉油工程的各個方面。

隨著學習和研究的深入，他認識到開發煤煉油或煤化學工程不是少數人專攻一兩個課題而能奏效的，於是，他一面學習研究，一面聯絡和組織我國理工科留學生，發起成立了中國留德學生燃料讀書會，他要求大家盡量全面系統地調查收集工程建設方面的技術資料，準備日後為國家建設所用。儘管大家都儘力去做了，卻收穫甚微。因為德國煤煉油的主要工程技術對外國學生是保密的，參觀時只讓他們在廠房外走馬觀花而過。趙宗燠只能從煤的氣化、凈化、催化、築爐等書本知識裡間接進行研究和學習。1939年，趙宗燠獲柏林工科大學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完成畢業論文《油類紫外光譜分析》。

此時，我國抗戰處在最困難階段。得知趙宗燠即將學成回國，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同濟大學等紛紛致信邀他去當教授。他也收到軍政部的來信。信中說，由於日軍封鎖，中國軍隊所需要的汽油、煤油、柴油運不進來，軍用燃料奇缺，有些汽車已靠燒木炭行駛。因此他們計劃要搞石油代用品加工廠，請趙宗燠回來參加這方面的工作。

得悉趙宗燠回到重慶，軍政部交通司負責搞交通油料供應的朋友們立刻和趙宗燠接觸上，他們對趙宗燠說，現在抗戰前方後方用油都很困難，你無論如何不能去教書，一定要留在重慶。軍政部的領導也來動員趙宗燠。當時的軍政部部長是何應欽，次長叫張伯旋，是留美的，也是學燃料的，很想搞一點事業。他一再挽留趙宗燠留在交通司工作，辦一座燃料工廠，包括：植物油代替柴油，酒精代替汽油；還有一個最難的也是最需要搞的工程，就是搞個煤煉油工廠。按他們的要求，趙宗燠寫了一份書面報告，介紹了國外煤煉油工業發展情況：一個方法是費托(Fasher thops)合成，將煤氣化后，通過催化合成汽油。另一方法，就是煤炭直接加氫，變成汽油、柴油、高級汽油、航空煤油。爾後，交通司據此制訂了一個辦費托法煤煉油實驗廠的方案，由趙宗燠擔任軍政部交通司合成油廠籌備處主任，負責籌辦。

趙宗燠擬定了一個辦廠計劃，提出先籌辦一個小型試驗裝置，從煤炭的低溫乾餾開始，生產一部分焦油和煤氣，再催化合成汽油；資金是個大問題，雖然抗戰時期，國家財政十分困難，但無論如何也要調撥一定資金；還有人才，光他一個光桿司令不行，還需要化工、工藝、工程、機械以及基建建設等方面的技術人員。計劃送到了蔣介石那裡，蔣介石認為資源委員會是搞技術的，就叫何應欽寫了一封信，連同計劃轉給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灝，由他審定。孰料這一批轉就是三四個月。

就在趙宗燠焦急等待之時，周君實又來登門造訪。周先生時任教育部長，他此番屈駕惠顧，是要聘請趙宗燠當同濟大學校長。同大其時已由上海搬遷到昆明，他和教育部還要把它搬到四川來。他要趙宗燠一定幫他的忙，一起去接收同大。趙宗燠說我已在軍政部為上校技正，任廠長的消息也準備要發表了。軍政部有規定，凡軍用人員不能請假。周君實說不要緊，蔣委員長那裡他有很多朋友和熟人。於是他就寫了個報告，去活動。果然軍政部就批了：“准予借調。”因為是借調，周君實只好讓趙宗燠做了同濟大學教授、秘書長、總務長。趙宗燠就同他從重慶飛到昆明，接收了同大。之後，按照周君實交給的任務，飛回四川選校址。即將動身時，接到軍政部交通司的電報：辦合成油廠的計劃翁文灝批准了，何應欽、張伯旋叫他馬上回去辦廠。趙宗燠問周部長怎麼辦？周君實說，你可以把找校址和辦廠的工作結合起來一起干。

回到四川，趙宗燠立即著手選校址之事。他認為樂山離重慶不太遠，也算個城市，有山有水，比較安全；而且附近有煤炭，廠址也可考慮選在這裡。就帶了事務主任、總務主任，到了樂山。果然覺得這裡適合辦學，周部長也同意，校址便選定了。但樂山山高路曲，運輸有很大困難，在此辦廠不合適，最後廠址選定在重慶北碚寶源煤礦坑口附近。

不久，趙宗燠任合成油廠廠長的消息正式發表，並給予視同少將的待遇。

該廠隸屬於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灝、副主任錢昌照曾先後帶領行政、財務、人事、物資等部門的負責人前去視察。初時雖然沒有完全滿足趙宗燠的需求，但也調撥了部分資金和物資，尤其在所需人才方面，得到同時留歐回國的經濟學博士、時任資源委員會人事處代處長寧嘉風的大力支持，調來了留德和國內的大、中學畢業生多名，組織起數十人的技術隊伍，使得建廠工作得以迅速開展。

抗戰時期辦廠，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但趙宗燠信心十足，他殫精竭慮，日夜操勞，一邊指揮土建工程的進行和機器設備的採購和安裝，一邊帶領技術人員開始了以煤為原料合成汽油等車用油品及其他代用品(包括煤層快速乾餾、煤焦油裂解、加壓脫水制酒精等)的研究試驗並進行投產準備。煤煉油研究試驗工作很快取得成果，有的還達到了當時的世界水平。根據研究成果，趙宗燠與幾位技術人員合作，發表了《合成石油鐵催化劑研究》、《合成石油鎳催化劑研究》等論文。不久，小裝置生產試驗取得進一步成功。

然而，在他準備進行工業化生產，期盼著不久就可以把我們自己生產的汽油、煤油、柴油送上前線，讓我們的汽車、飛機、大炮、坦克向敵人發威時，在資金和物資方面卻越來越得不到有效支持，最後幾乎成了無米之炊。如果說僅僅因為抗戰時期國家財政極其困難，實在是捉襟見肘，還可以理解；可是國民黨政府中許多高官貪污、腐敗，甚至大發國難之財，卻是他怎麼也想不通的。他多次找翁文灝等負責人交涉，他們也表示愛莫能助。

1945年，抗戰勝利了，趙宗燠滿懷希望地以為這回可以放開手腳搞工業建設了，他很快提出了一個擴大合成石油生產的計劃。但建議不但不為當局採納，還得到相反的命令，雲“日軍已敗，抗戰工業不再需要，工廠停辦，人員解散”。他費盡心血辦起的合成油廠竟然被關閉了，絕大多數工友被解僱失業。他據理力爭，但無濟於事。他痛心疾首，又迷惑不解。

1946年初，趙宗燠奉資源委員會之命，帶領幾位技術人員參加接收日本侵略者在東北的工業遺留，其中有錦州煤煉油廠。這一下又點燃了他搞合成石油研究和生產的希望。他帶領技術人員來到該廠，收集起散落遍地的圖紙資料，並找到幾個未被蘇軍帶走的日本工程技術人員訊問，花了幾個月時間全面檢查了工程建設和損壞情況。他認為此廠完全可以恢復重建起來，給國家打下一個新技術、新工程的基礎。他高興地擬訂了恢復建設錦州合成油廠的建議，呈國民政府東北行政當局及行轅主任衛立煌等裁定。痴心搞工業的趙宗燠似乎有些天真了！因為衛立煌們的當務之急，是在蔣介石催督下，與解放軍在東北決戰，豈能撥出財力給你建工廠！趙宗燠陷於焦急等待之中。

正當山窮水盡之際，卻又他鄉遇故知。在奉天(瀋陽)他與掌管東北財權的寧嘉風先生重逢了。寧嘉風厭惡國民黨的腐敗和打內戰的行徑，也主張和平建國，願意助趙宗燠一臂之力。他說只要有個上面的什麼批複，我就把資金撥給你。而這個問題在東北不可能解決，去找中央政府，找那些也願意搞工業建設的閣員們，如翁文灝、孫越崎、錢昌照等。

於是趙宗燠親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請命。他知道這一使命的艱難，為作“持久戰”計，偕賢內助王應明女士同往。他真的有些不識時務，那時的國民黨當局正與解放軍決戰東北和京津，豈肯顧及戰爭以外的事！如此在南京耽延八個月之久，當局為了拒絕他的“胡鬧”，竟以停發工薪治之，他的旅資很快用盡。為了堅持這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他幾次把自己珍藏的字畫賣掉，再後來，又不得已電求四川家中兄弟支援。然而，當局並不為所動，又以對他處分相威脅，明令他不得再過問石油工業之事，調他到瀋陽化工廠任廠長兼總工程師。

離開錦州，趙宗燠仍不甘心，一再囑咐幾位技術人員，千方百計保護好廠里的機器、設備和技術資料，一定要爭取機會再行重建。

不久趙宗燠又被調到天津，任天津化學工業公司總經理兼總工程師。

天津解放前夕，國民黨當局命他撤到南京，再去台灣，並通知夫人先行。“科學救國”、“工業救貧”理想一再遭遇阻厄和波折的趙宗燠，對妻子王應明說：“我對國民黨是徹底沒了信心。我一生就想給國家辦點新興工業，為改變國弱民窮的落後面貌出力。可是我遭遇到的，不是偏見歧視，就是惡意中傷；不是門戶排斥，就是壓制打擊；至於國民黨政府中的貪污不以為恥，賄賂可以公行……我更是看夠了，我是死也不跟他們去！”王應明說：“這些年你所遭遇的坎坷，我感同身受。你不去，我也決不走。我們兩人患難與共，要死我也要和你死在一塊。”

戰爭進行中，他積極組織天津化學工業公司及兩個分廠的工人和職員，保護廠里的機器、設備和資產，迎接解放。

1963年，在西德世界石油展覽會上，趙宗燠（右二）與奇馬公司董事長奇馬先生合影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一天，一男一女兩位客人，突然來趙家造訪，他們是東北工業部派來的幹部李新和楊潔。他們說，東北已完全解放，全國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決心迅速重建東北工業，他們是專程來天津恭請趙宗燠參加東北工業的恢復和建設工作，特別是錦州合成油廠的重建工程的。

趙宗燠喜出望外，他對李新和楊潔說，不僅他要去，還要帶上幾位工程技術人員一同去。於是，他即刻收拾行李，出關北上。到瀋陽后即被任命擔任東北工業部化工局總工程師兼錦州合成油廠總工程師。

到任后，趙宗燠對技術人員和工人們說，雖然東北已經解放，但全國的解放戰爭還在繼續，人民解放軍需要糧秣彈藥的供給，也需要汽、煤、柴、潤等石油產品的支持。很快全國就要解放，國家必然要全面恢復和進行經濟建設，而我國現有的天然石油礦藏不能滿足需要，是世界上公認的“貧油國”，將來我們會找到大油礦的，但要能供應億萬人民生活和生產建設所需，恐怕十年、八年也難以實現。所以，我們要利用這個基礎和我國豐富的煤炭資源，通過我們的努力，儘快生產出、多產出合成油來，為改變國家人民的貧窮落後狀況貢獻我們的力量。

復建開始了。趙宗燠在當年留下來的幾位技術人員的幫助下，找來幾年前收集和保存下來的不太完整的圖紙和技術資料作為參考，與廠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進行研究討論后，制訂出復建方案，指導和帶領二三百名技術人員和工人，日以繼夜地進行設計、檢修、安裝、調試，原料的採購和運輸，到1949年底即恢復了原料氣製造設備DDR爐的運行。同時，他指導了與中國科學院大連石油研究所的合作，研製出生產合成油的常壓鈷催化劑、釷催化劑、鎂催化劑及合成生產裝置，解決了造氣、合成等關鍵技術問題。而後與大連石油研究所再次合作，研究開發出性能更好的用於合成油生產的溶鐵催化劑，獲得了國家級獎勵，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獲此殊榮的重要成果之一。1950年，合成油生產裝置全部試運成功，生產出合格的合成油產品。這是日本人搞了八年、他在重慶搞了四五年也沒有的結果。到1954年該廠復建全面完成，合成油年產量達到3萬噸，大大超過原設計能力，幾乎與當時全國最大的玉門油礦的產量相當。

之後，趙宗燠繼續指導錦州合成油廠的第二期工程開發建設，增加了5台水煤氣發生爐和第三段脫硫裝置，建立了催化劑中型試驗裝置和三座硫化床反應器，到1955年，該廠原油年產量已達5萬噸。

這樣的產能在現在看來或許微不足道，但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全部天然石油年產量才30萬噸的國家來說卻是彌足珍貴的，它向世人表明──我國完全有能力利用自己的煤提煉出石油！人們都知道，我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天然石油的勘探和開發沒有完成國家計劃，而煤煉油的生產卻遠超計劃，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國家對能源的急需。

此外，這期間，他還急我國國防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之需，組織技術和生產力量，研究、設計和建設成七碳烯烴環化制甲苯裝置，生產出甲苯供製造軍火所用。

1955年，趙宗燠調到石油工業部任生產技術司總工程師，並任科技委員會副主任。1957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現稱院士)。1959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六屆常務委員，是全國政協無黨派民主人士召集人。

當他第一次走近仰慕已久的共和國領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時，周總理親切地指著他向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介紹說：“這位趙宗燠同志是我們中國的人造石油專家。”

1964年，趙宗燠調到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任總工程師。因為該院具有管理全國石油科技工作(科技司)的職能，所以他仍擔負著指導全國煉油科技和生產建設的任務。

作為人造石油專家和全國政協常委，趙宗燠曾多次到有煤礦和油頁岩礦(用油頁岩煉油也是人造石油的一種途徑)的地方考察和視察。那些地方堆積如山的低熱值煤矸石和油頁岩引起他的思考和憂慮。這樣堆積下去，等於平地造山，土地會越占越多，而且生長灰塵，污染環境。他認為，這些東西並非全是廢物，如採取一定的工藝技術，也能產生熱值，供生產和生活之用，豈不可為國家開闢一種可用能源，從而節約優質能源嗎？1963年他出訪德國時就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專題進行過認真考察，回國后即提出《關於西德低熱值油頁岩沸騰床燃燒鍋爐的報告和建議》，並結合我國情況開展低熱值煤矸石和油頁岩的開發利用的研究，提出建設沸騰床燃燒鍋爐的工藝設想和建議。在石油部的支持下，他組織有關單位設計、施工、建設和試驗，於1965年在茂名建成了我國第一台大型沸騰床燃燒鍋爐，日處理低熱值燃料顆粒頁岩300噸、蒸發量14.5噸/時，並取得連續穩定運行5萬小時的穩定生產紀錄。由此，這種低熱值沸騰床燃燒技術受到國家重視，很快在全國廣泛推廣。至80年代末，在他的指導和一些科研單位的參與下，逐步發展成多種工藝型號的燃燒鍋爐2000多台。

這一工程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國發生嚴重經濟困難，能源供應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取得成功的，當時工業發達國家都把建設這種能充分利用低熱值煤矸石和油頁岩的沸騰床燃燒鍋爐列入優先發展的重要工程，這一成功亦使我國躋身較早開發成功的國家之列。

近二三十年來，趙宗燠一直關注著中國能源的發展狀況，深為自上世紀50年代末“大躍進”時就泛濫的“左”的思潮和十年動亂給能源開發、建設和利用造成的損失而憂思。

1979年初，我國剛剛經歷過十年浩劫，經濟生活秩序遭到嚴重破壞。人們沒有節約意識，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許多人認為我國的石油資源多得不得了，很快可以建設十來個大慶。據統計，在1978年，全國各行各業的窯爐，居然把近一億噸石油的40%多當作一次性燃料燒掉了。至於用油用電的設備和工具普遍落後，單耗高、效率低的狀況，幾乎從上到下都不重視。我國工業萬元產值的能耗要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兩倍，甚至更多。而與此同時，許多重要建設工程卻因為缺電缺油上不了馬。

面對這種狀況，趙宗燠十分憂慮。此時，他先後兩次參加全國政協和國家經委組織的能源考察團赴歐洲、日本訪問。團長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榮毅仁，趙宗燠為副團長。在考察中，他特別注重能源短缺的工業先進國家在能源轉換、節省和利用方面經驗的學習和借鑒。日本、德國在能源利用上的節儉和精細，對他的觸動很大，他更加深切地認識到我國在能源開發和利用上存在著巨大浪費的嚴重性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迫切性。

回國后他即刻趕寫出《日本節能報告》和《日本和西德能源轉換研究情況和建議》，交給全國政協、國家經委，並在一些專業會議上宣讀。

他決心在節能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氣。他查閱國外文獻，深入研究了一些先進國家的經驗和做法，結合我國能源的現狀和問題，毅然舉旗，首倡在我國開發“第五大能源”。1979年11月1日，他在《光明日報》發表《關於有效利用能源的八條建議》后，12月2日，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積極開發第五大能源》的文章，翌年3月，他又在全國政協舉行的科技報告會上作了《爭當開發第五大能源的急先鋒》的發言。

什麼叫“第五大能源”？

他說，煤炭、石油(包括天然氣)、水電和核能是我國和世界主要開發和利用的四種能源，而太陽、風、氫、海洋、生物等能源在近期都難以大量開發和利用。先進國家的能源利用率為40%～50%，並還在努力，以期再提高20%～30%；而我國能源利用率還不到30%，大有潛力可挖。他說，如果第一步把我國能源利用率提高5%，即可得到目前天然氣、水電、核電生產的能源總量，而且其潛力還遠不止於此。如果解決了我國能源非科學的開發、利用和嚴重浪費等問題，就如同開發出一種新的主要能源，所以稱其為“第五大能源”。

為了促進“第五大能源”的開發及能源學術的研究與交流，趙宗燠及首都能源界的科學家和學者於1979年成立了我國第一家能源學術團體──北京能源學會。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大家一致推舉德高望重的趙宗燠為首屆理事長。

遊覽潭柘寺時，偏偏選擇和首鋼冒黑煙煙囪合影，表露其對三廢污染的憂患之情

物體的溫度是由組成它的全部分子的動量決定的。一個國家和社會也同此道理，它的發展和進步是靠所有社會成員的勞動、創造推動的。因此我要盡最後一點力量，再為國家做些事情，不然就沒有機會了。

──趙宗燠寫在八十歲生日時

上世紀60年代初期，隨著大慶油田的開發，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所需石油及其產品實現基本自給；也由於天然石油，特別是輕質原油的加工成本低於人造石油，這使得一些人，包括領導，認為我國能源問題已經解決，因而出現一些缺乏遠見的主張和做法：其一是縮減乃至停止人造石油的建設和生產；其二是我國的燃料結構由以煤炭為主轉為以石油為主。這在趙宗燠看來是十分幼稚的，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他認為，石油是寶貴的化工原料，應主要用於工業生產；而且其蘊藏量也很有限，經不起無限開採，再有半個世紀左右，世界上將無油可采。在人類未找到新能源以前，只有煤炭是可替代的能源。所以，煤煉油工業不但不應下馬，還應有更大的發展。

然而，在“左”的思潮越來越泛濫的情況下，他堅執的意見，他的高瞻遠矚並沒有被接受。結果是：建設中的大同煤煉油廠和北京煤煉油廠都下馬了，石油五廠(錦西煤煉油廠)很快轉為加工天然原油，而石油六廠(錦州煤煉油廠)堅持到1967年9月也終於停產；惟一的煤煉油科研機構──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煤煉油研究所也合併到四川，不再安排煤煉油任務。

在以後二三十年的歲月里，趙宗燠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同這些在能源利用上急功近利的、違反科學的、愚昧的思想和行為做鬥爭。

1982年，趙宗燠在出席國家科委煤炭汽化液化專業會議和石油部科技委會議時，接連發出《我國亟待制訂一個煤煉油樣板廠發展規劃》和《石油部亟待制訂一個開發石油代用品樣板廠的工業發展規劃》的呼籲。

在1985年召開的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上，他聯合侯祥麟、汪寅人等委員共同遞交了《採用煤炭直接液化技術，生產清凈的液體與氣體燃料》的提案。

1987年，錦州煉油廠邀請趙宗燠出席該廠成立50周年慶祝活動。趙宗燠利用這個機會大聲疾呼恢復煤煉油生產。他著文寫道：“我國煤炭資源尤為豐富，分佈又廣。但使用效率低，環境污染大。如果採用合成油工程，將煤炭就地轉化為能級高、質量好、技術密集型的石油和石油化工產品，不但能成倍提高使用效率，而且能10倍地提高經濟效益；再加上環保效益和社會效益，其效益之大是難以估量的。因此，國家有關部門和有煤少油的省市，要儘早考慮以煤為原料的合成石油及石油化工的戰略部署，或制定工程發展的具體計劃。這並非言之過早，而是事不宜遲！”

雖然國家在煤煉油工業生產建設的認識和實踐上走了一段彎路，但在趙宗燠等科學家的不懈努力下，總算沒有完全放棄。1987年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機關黨委在其第三期《簡報》中提到：“在石油代用品的生產建設方面，在趙宗燠同志的建議促進下，無論是石油部，或後來的石化總公司，都列入了每個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保持了適度的投資。”

可以告慰趙老的是，進入21世紀以後，這項事業進一步得到重視，他所在的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在相隔40多年後，與其他科研單位合作，重啟煤煉油課題項目；2004年以來我國已有四座年產100萬—300萬噸油品的煤煉油工程上馬，專家預計，到2020年，我國煤煉油工業將形成相當一億噸原油的生產能力。

老驥伏櫪，志在環保

1981年春，美麗的西雙版納迎來了一批客人──以趙宗燠為首的全國政協環境和能源調查組。這是全國政協領導採納趙宗燠等一些科技界委員建議，決定由趙宗燠率團到雲南、廣西、四川等地進行考察。

車隊急馳在西雙版納深山中。其山勢之險峻，道路之崎嶇，林木之繁茂，景色之壯美，令客人們驚奇和陶醉。

突然，在一個急轉彎處，隨著一陣轟隆巨響，雲南省政協的前導車一下子跌入數十米深的山谷中。考察團陷於只有叢林，難見天日，只有野獸，難覓人煙的境地。此時，趙宗燠卻十分鎮靜，儼然是位遇險不驚、臨危不亂的將軍，當仁不讓地組織和指揮搭救工作，還親自到路邊攔截過往車輛，請求援救。

一回到北京，他就把《全國政協環境和能源調查組關於四川、雲南、廣西的調查報告》交到全國政協。

環境保護本不是趙宗燠所從事的專業，他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對我國工業生產中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十分憂慮。那時，對工廠的煙囪冒黑煙，是當作工業建設的成就來歌頌的。到了80年代初，在大城市裡，由於居民、汽車和新開工的工業建設工程日益增多，污染問題更為嚴重。於是，趙宗燠在倡導和推進開發“第五大能源”的同時，更加關心三廢污染的治理、工業與民用能源結構的改革問題。

1984年5月，他在同《經濟日報》記者談話中，在我國較早地論述了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的關係，強調“要同步走，不要獨腳跳”。

1984年1月23日夜晚，趙宗燠家廳堂里掛鐘的時針已經指向正上方，可伏案疾書的這位八旬老人好像忘記了是子時還是午間，他手中的筆尖不停地在方格紙上奔跑。直到凌晨三點鐘，他房間亮了半夜的燈才熄了。他是在為國務院煤炭基地研討會準備發言稿。這些天白天活動多，騰不出時間，他只得這樣連續幾個晚上地趕寫。

第二天會上，他強忍疲憊，總算作完發言。回到座位時，他突然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窒悶、絞痛、眩暈、虛軟。為了不打擾會議，他悄悄為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做了安排，把身體在桌椅上穩固好……須臾，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經過醫院緊急搶救，趙宗燠醒過來了，他看著大家，頗有歉意地說：“到底叫我把會給攪了。快送我回家，大家繼續開會吧。”

從死神那裡掙脫回來，兩個月之後，他又開始到北京的一些垃圾場(站)去考察，抱病完成了洋洋萬言的《固體廢棄物(垃圾)污染的調查報告和建議》，隨即由全國政協印發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及北京市政府。1985年5月，全國政協在印發此文時寫道：這份報告是科技組副組長趙宗燠常委在醫生囑咐不能過勞的情況下，對固體廢棄物的污染和處理問題進行了調查后寫成的。

1984年，趙宗燠感到生命似乎到了盡頭，便向黨組織表露出入黨的願望。幾天之後，他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這之後，趙宗燠又為解決石化用於工程材料、農業和包裝用塑料製品的污染治理問題開展研究工作，他還有很多新的構思，和許許多多要解決的問題……

1989年10月10日，趙宗燠因病逝世，終年85歲。

按照趙宗燠臨終囑咐，他的夫人王應明及子女，將他畢生購集珍藏的科技圖書和資料計1320冊，贈給了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