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

李達，名庭芳，字永錫，號鶴鳴，1890年10月2日出生於湖南零陵嵐角山鎮（今屬永州市）一個佃農家庭。剛滿5歲時，李達就跟著父親識字，7歲時拜前清秀才胡燮卿為師。他天資聰穎，除了熟讀老師指定的教材外，還閱讀了大量古典文學名著，同時對數學和自然常識也特別喜愛。1905年春，在父親與胡燮卿先生的陪同下，15歲的李達去永州府投考零陵等八縣的最高學府永州中學。考試時，因為李達年紀小、個子矮，又是鄉下人打扮，因此引得許多人圍觀，考官費了半天勁才把圍觀的人趕走。結果，李達的數學考了滿分，八股文卻考得不是很好。省里派來的主考官不願錄取李達，在學校校長和教導主任的一再請求下，李達的名字才被排在被錄取者的最後一名，並獲得公費待遇。進校后，入學時考得第一名的朱保善比李達大五六歲，他常當眾挖苦李達成績太差，因此李達暗下決心要刻苦學習，到第一學期結束時，李達的成績已躍居年級第一名了，以後每學期李達都保持著第一名的成績。

1909年李達中學畢業，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師優級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前身），並立志教育救國。可到了1912年秋，因學校暫時停辦，李達只得回到湖南。他先在一所中學任教謀生，后又分別在湖南工業專門學校和湖南優級師範讀書。1913年李達以第二名的成績考取湖南留日官費生，赴日本留學。留學第一年，李達集中精力學習日語、英語、德語，因用功過度，患上肺病，於次年回國養病。在養病的3年中，李達與人合夥開了家藥店，做了3年藥商。

1917年李達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后改稱東京帝國大學）學習理科，並立志“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是日本最好的學校，也是日本5個國立學校之一。當時中國政府規定：凡是考進5所日本國立學校的中國學生，都算官費生。

俄國“十月革命”后，李達受到很大鼓舞，他開始偷偷閱讀馬列主義書籍。五四運動爆發后，留日學生回國請願的失敗，給李達的打擊很大，他意識到在反動政府的統治下，“實業救國”、“科技救國”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達毅然放棄了理科專業的學習，開始專攻馬列主義。期間，李達為國內的進步報刊撰寫了大批有關馬列主義方面的文章。

1920年夏天，李達抱著“尋找同志干社會革命”的目的，從日本回國。他先去上海拜訪了陳獨秀，得知陳與李漢俊正在積極籌建中國共產黨，於是他欣然接受了陳獨秀的邀請。為了工作上方便，李達住在了《新青年》雜誌社裡。李達後來回憶道：“我回到上海以後，首先訪問陳獨秀，談起組織社會革命黨派的事，他說他和李漢俊正在準備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就邀請我參加，做了發起人，這時的發起人一共是8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當時在日本)、楊明齋、李達。每次開會時，吳廷康(即維經斯基)都來參加……”期間，李達還以留日學生理事的身份，參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國學生聯合會的領導工作。學聯有時跟女聯在工作上有些來往。女聯即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乃同盟會元老黃興的夫人。不久，李達在徐宗漢那裡結識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眉清目秀，知書達理的王會悟。兩人相識后彼此很快產生了愛慕之情。

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俞秀松在《新青年》雜誌社開會，正式成立了上海“共產黨”即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並推舉陳獨秀為黨的總書記。然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積極聯絡在全國其他地方籌建的共產主義小組，還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1920年12月，應廣東省省長陳炯明的邀請，陳獨秀赴廣州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主任職務，其總書記一職由李漢俊代理，兩人通過通信商談一些重大問題。然而1921年2月間，關於在黨內實行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的問題上，二人在通信中互不相讓，分歧越來越大。李漢俊主張地方分權制，陳獨秀則主張中央集權制，李達在其間儘力調解，強調共產黨剛剛成立，大家要加強團結。但調解沒有任何結果，後來李漢俊憤然辭去了代理總書記的職務，《新青年》也被迫停辦，李漢俊把黨員名單及所有文件都交給了李達，要李達代理總書記職務。這樣，從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開，李達一直代理著“總書記”的職務並擔負“一大”的發起與組織工作。

這期間，為了更廣泛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李達與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一道，對國內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展開論戰，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之一。為了建黨的需要，《新青年》被改為公開的機關刊物，從1920年11月7日開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又創辦了半公開的、政治性很強的《共產黨》理論月刊，而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國勞工農民推倒資本家和軍閥的紀念日。也就在這時，李達與王會悟在既是陳獨秀寓所又是《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的漁陽里二號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為李達和王會悟操辦婚事的是陳獨秀夫人高君曼。新房也成了《共產黨》月刊編輯部所在地，該月刊由李達擔任主編，出版后受到共產主義者的廣泛好評，發行量高達5000份之多。可當時《共產黨》月刊經費十分困難，李達就把自己寫的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稿酬用來辦刊。有時工作緊張，李達自己一個人承擔了從寫稿到發行的全部工作。期間，李達每周還要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講授馬克思主義課程，為他們編寫講義。1921年7月《共產黨》月刊在出版發行6期后停刊，後來李達還參加了《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

據《包惠僧回憶錄》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為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也派李克諾斯基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負責人張國燾同馬林等到上海與臨時中央負責人李漢俊、李達等商談發展黨的工作問題，並決定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後來，李達對此事也有回憶，據他的《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所述：“六月初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七月一日開幕。”馬林還帶來了開會經費，每一位參會代表寄發給路費100元，會議結束回去時再每人發給50元。因為上海當時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聯絡中心，所以會議決定在上海召開，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不考慮每個地區黨員人數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共7個共產主義小組。因為法國路途遙遠，信件往返及代表趕來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就沒有給法國共產主義小組寄發邀請信。信及匯款由“二李”（李達、李漢俊）分別寄出，各地的小組商議派出代表來上海開會。

“一大”會址的選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體事務都是李達負責的，他的新婚妻子王會悟是上海女界聯誼會理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婦女聲》雜誌社編輯，在上海認識不少人，李達便提出讓她幫忙。王會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長黃紹蘭。黃紹蘭早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后黃興出任南京留守處主任，黃紹蘭曾在黃興手下工作過一段時間，後於1917年來到上海，擔任博文女校校長，並聘請黃興夫人徐宗漢為校董事長，而王會悟又曾是徐宗漢的秘書。黃紹蘭的丈夫黃侃是北京大學文學系著名教授，兩人的家就在博文女校里。當時正值暑假，學校基本空著，當黃紹蘭聽王會悟說“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要藉此住宿時，就一口答應下來，因為人員不是很多，就只租了女校樓上的3間房。包惠僧對此回憶：“付了兩個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黃兆蘭(黃紹蘭)校長接洽的。在暑假中僅有一個學生，房子很多，學校里沒有什麼人，很清靜。我們住的是樓上靠西的三間前樓。”

然後王會悟又買了幾張蘆席，以備到會的代表打地鋪用。緊接著，她又開始為選擇開會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與博文女校緊鄰的李公館。李公館的主人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他是同盟會元老，當時正與夫人外出旅遊，公館內只剩下李漢俊、薛文淑、年幼的李聲韻（李書城與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個女兒）及一名40多歲的廚師和一個30多歲的安徽籍保姆。薛文淑此時不到15歲，不懂世事，她是上海松江縣人，因生活窘迫四處賣唱謀生，在廣州偶遇李書城，李聽說她是上海人，便對她說：“我家在上海。你以後有什麼困難，可以到我家來找我。”

1920年春，14歲的薛文淑來到了上海，李書城收留了她，讓她寄居在他家。後來李的妻子去世，39歲的李書城便和15歲的薛文淑結了婚。於是，會址就這樣被選定在了李公館。

李達首先接待的是第一個到達上海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張國燾。李達在張國燾的記憶中“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據“一大”代表陳潭秋回憶：“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為暑假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只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託，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吃，並照管門戶。不許閑人到書房裡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麼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這“九個臨時寓客”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包惠僧剛到上海那天，住在漁陽里2號，后張國燾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據包惠僧回憶：“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我住的。張國燾也不常住在這裡，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鄧中夏到重慶參加暑假講習會路過上海，也在這間住了幾天。靠西的後面一間是王盡美、鄧恩銘住，毛澤東是住在靠西的一間。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個人住。……除了毛澤東睡在一個單人的板床，是兩條長凳架起來的，我們都是一人一張席子睡在地板上，靠東一邊的幾間房屋當時是空著的。”毛澤東當時受到“特殊照顧”的原因是，一是他個子較高，二是他睡覺時愛打呼嚕。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開幕，7月24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議，李達代表上海發起組報告了自成立以來所進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等起草黨的綱領及以後的工作方案，7月27、28、29日又連續召開了三次會議。不料7月30日晚8時，正在開第六次會議時，突然闖進來一個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立即宣布停止開會，現場只留下李漢俊與陳公博，其他人迅速分散。不多時，十幾個法國巡捕就進來搜查了。看來會議已不能在上海繼續開了，當晚12時多數代表集聚在李達的住處，商議該如何繼續開會。王會悟十分熱心，她提議在距離上海不遠的浙江嘉興的南湖繼續開會，當場得到大家一致通過。嘉興是王會悟讀過書的地方，那裡情況她十分熟悉。7月31日清晨，王會悟乘頭班車先到嘉興，租了一條遊船並點了一桌酒席。上午10時代表們到了嘉興，王會悟扮成舞女望風，一旦發現異常，代表們就假裝打麻將。

繼續舉行的會議選舉了由陳獨秀、李達、張國燾組成的中央局。李達因負責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又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曾著譯過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被選為宣傳主任；張國燾因主持召開中共“一大”，擅長社會活動，被選為組織主任；陳獨秀是《新青年》的創始人，曾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有很高的聲望，書記非他莫屬。“一大”就此結束。

“一大”后，李達分工負責中共中央局宣傳工作，后又擔任上海平民女校業務主任（校長），並主編《新時代》雜誌，成為中共早期的理論家和宣傳鼓動家。

根據中央局決定，1921年9月1日李達組織創建了中共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社址就設在李達在上海的寓所內。為避免帝國主義及北洋政府的搜查與破壞，凡是人民出版社的書刊都故意印上“廣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樣，社址也印上“廣州昌興新街26號”。這個秘密出版社主要印製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李達克服了種種困難並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有時甚至要一個人承擔書籍的編輯、付印、校對、發行等工作。

中共成立后，決定培養一批婦女幹部。為此李達與陳獨秀商議，決定創辦一所平民女校。李達與夫人王會悟商量，讓她去找上海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以聯合會的名義出面籌建。李達看到其住處後有一處院子正急於出租，就拿出自己的工資及稿費50元交了租金。1922年2月中共創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貧民女校在上海誕生了，學校的負責人就是李達，其公開身份是校務主任，王會悟協助李達處理學校行政事務。這所學校規模不大，就是一棟二層樓房，教室、工場、工作間、宿舍都在裡邊，其中樓上的兩間是教室。學校分高級、初級兩個班，共有學生30人，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丁玲當時在高級班。李達親自為高級班學生講授代數。李達是中共最早主張勤工儉學、半工半讀者之一，他在學校開設了一個工作部，內設縫紉、織襪、編織3個組。平時李達還讓學生到街頭散發革命傳單、組織各種募捐活動。雖然學校只存在了一年，但卻在中國教育史和婦女運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李達、張國燾、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會上李達當眾頂撞了張國燾，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時，李達落選。會後張國燾說：“打倒你，我起來。”面對張國燾的刁難，李達決定“還是專心去研究理論為好”，於是離開了中央。1922年，李達應毛澤東之邀，到長沙擔任何叔衡、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校長職務，與毛澤東一家一起住在長沙的清水塘。1923年秋，李達脫離中共后，在湖南大學擔任教授，主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1926年6月，他的哲學專著《現代社會學》出版。1926年北伐軍攻克武漢，應鄧演達之邀，李達出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代理政治總教官、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1927年3月李達又受毛澤東之聘，在毛澤東主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

雖然李達已脫離中共，但1928年的《湖南清鄉總報告》仍稱李達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學教授，著有《現代社會學》，宣傳赤化甚力”。此後，李達相繼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廣西等地的大學里任教，仍教唯物主義哲學。同時他埋頭著述，寫出了《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經濟學大綱》、《社會學大綱》三本書。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后，李達託人將新出版的哲學書送給老友毛澤東。毛澤東如獲至寶仔細閱讀了李達的這三本書，其中《社會學大綱》毛澤東讀了十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李達擔任過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等職。雖然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希望李達留在北京工作，但李達卻多次請求回湖南繼續從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李達被毛澤東親自任命為湖南大學校長，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學校長之一。1950年2月18日李達就職湖南大學，不久配合政治需要對湖南大學進行了社會主義的改造，並主持了愛晚亭的重建工作。1952年11月李達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從1953年2月24日李達正式在武漢大學工作，李達在武大主政長達13年時間。1956年起李達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籌委會主任委員、臨時黨組書記、武漢分院院長，兼任湖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及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

“文革”前夕，由於李達指出林彪的“頂峰論”違反辯證法，被誣陷為“毛澤東思想最兇惡的敵人”。自從姚文元挖出個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鄧拓、吳晗、廖沫沙之後，全國各地紛紛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武漢大學挖出了由校長李達、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組成的“三家村黑幫”，又稱“李達三家村”。李達在運動中變成了“李三”（李達三家村之意）。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的消息傳遍了武漢三鎮，7月18日，有好心人勸李達去找毛澤東，李達想了想說：“我現在這個樣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會見我的。”這時已經受長達兩個月折磨的李達，胃部大出血，糖尿病發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屬提出自己出錢治療，但上面卻不同意。僅過了一個晚上，身心倍受摧殘的李達便決定向毛澤東求救。7月19日李達用寫交待材料的稿紙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簡訊：

主席：我有難，請救我一命。李達頓首七月十九日

這是李達一生中第一次稱毛澤東為“主席”。他把信裝進牛皮紙信封內密封好，然後懇求學校“文革”工作隊派人送到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梅園1號的住處。可20天後信輾轉送到了北京，當毛澤東看到李達的信時，一切都已經晚了。

1966年8月，已經76歲的老人再次遭到十幾萬人大會的“聲討”、“批鬥”、“示眾”、“審訊”、“辱罵”、“罰跪”，批鬥會結束后的8月13日，李達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鮮血，不省人事，血壓降到90/50毫米，高燒持續不退，大小便失禁。衛生科的醫生提出要到醫院治療，但卻遭到拒絕。一直拖到8月22日，李達才被送進醫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裡，危急時刻迫害他的人竟慘無人道地命令停止為他用藥。臨終前的李達還在說：“等運動結束后，我們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狀！”

1966年8月24日李達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終年76歲。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決定，為李達平反昭雪，恢復黨籍。1996年9月12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李達的骨灰由武漢九峰山遷至北京八寶山安葬。

平民徠女校是李達與陳獨秀商議創辦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所婦女學校。李達讓夫人王會梧出面籌建。1922年2月，平民女校誕生。學校負責人李達、王會梧、蔡和森、向警予，李達任校務主任，兼教數學課，王會梧兼教語文課，邀請了陳獨秀、陳望道、邵力子、沈雁冰、高君曼等擔任各課程教員。學校僅有一棟二層的樓房，教室、工場、工作間、宿舍都在裡邊，共有學生30人，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女校學生。學校安排學生勤工儉學、半工半讀。雖然學校只存在了一年，但在中國教育史和婦女運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包括《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社會進化史》、《貨幣學概論》、《法理學大綱》、《〈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唯物辯證法大綱》等著作，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的名典。

李達畢生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宣傳和教育，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大師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卓越貢獻，毛澤東曾當面稱讚他是理論界的魯迅。

李達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名家大師，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史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眾多領域都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實現了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探索和綜合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