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海海戰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隨後，日本大舉入侵荷屬東印度，侵佔這裡豐富的石油資源，並構築所謂的“絕對國防圈”。12 月末，日軍踏上菲律賓群島，當地盟軍節節敗退。1942 年的頭三個月里，日本海軍和陸軍在太平洋上所向披靡，在鞏固了佔領成果后，繼續向西南太平洋深入挺進。

日本的下一個目標是新幾內亞，日軍計劃佔領整個新幾內亞，甚至登陸澳大利亞。1942 年 4月 1 日，日軍在自新幾內亞西北的霍蘭迪亞（現印度尼西亞東部港口城市查亞普拉）直到新幾內亞東南的多處登陸點登陸，沒有遭到任何實質性抵抗。日軍的登陸代表著長期而艱苦的新幾內亞戰役開始，這場戰役直到 1944 年 7 月才最終結束。英勇奮戰的盟軍遏制了日軍朝向巴布亞半島西南海岸莫爾茨比港的進攻，並將之趕回了半島的東北部海岸。戰爭的轉折點是 1943 年 3 月，盟國陸基航空兵取得了俾斯麥海之戰的決定性勝利，切斷了日軍對新幾內亞守軍的補給，保證了盟軍在這一地區的最終勝利。

1942年 11 月 16 日，日軍大本營調整了南太平洋地區的作戰部署，下令百武晴吉中將只剩一個空架子的第 17 軍退守索羅門群島，並組建安達二十三中將為總指揮的第 18 軍防守新幾內亞。在抵達臘包爾後，安達中將立刻全力增強布納周圍的防禦。11 月 17 日，驅逐艦運輸隊向新幾內亞送來了 17 支步兵增援單位，使布納日軍可用兵力達到了 6,500 人。儘管其中只有 2,500 人狀態健康，有能力作戰，但日軍充分利用防禦的優勢在據點周圍掘壕固守，使得盟軍花了足足兩個月的時間才取得戰鬥的勝利。在這段時間內，激烈的戰鬥和消耗使得充足的補給和增援至關重要，而隨著時間的延長，這一點對日軍來說更為致命。

盟軍在攻克布納后，立刻毫不停歇地向位於布納和戈納之間的薩南那達（Sanananda）進軍，於 1 月 5 日對當地的日軍發動全面進攻。1 月 6 日，根據盟國無線電情報部門的報告，盟軍偵察飛機發現了一支從臘包爾起航前往萊城港口的日軍船隊，裝載著第 51 步兵師團的增援兵力。盟軍飛機持續攻擊著這支船隊，但未能達成攔截的目的，這支船隊於 1 月 9 日在萊城靠岸，將約 4,000 名第 51 步兵師團的士兵和裝備物資等運抵目的地，原本由 5 艘運輸船和 5 艘驅逐艦組成的船隊僅損失了 2 艘運輸船。這一運輸行動的成功和相對可承受的損失鼓勵了臘包爾的日軍司令部，使他們對下一次運輸增援行動充滿信心。

事實上，他們的信心確實被再度驗證。1 月中，再度組織的運輸船隊在突破盟軍的空中攔截后，將第 20 步兵師團主力約 10,000 餘人運抵新幾內亞，增援在巴布亞半島東北海岸韋瓦克（wewak）作戰的日軍。2 月中旬后，第 41 步兵師團一部也被運抵韋瓦克。對於日軍而言，這些成功的經驗證明，經過周密策劃和組織護航的運輸船隊，完全能夠突破盟軍的攔截。對此時新幾內亞苦戰的日軍而言這無疑非常重要，他們已經被澳大利亞陸軍和美軍打的一路節節敗退，急需增援的兵力和物資。當日軍退守萊城和薩拉莫亞周圍的防線后，這一需求進一步增強。在這樣的戰場形勢下，新幾內亞戰役的轉折點——俾斯麥海之戰揭開了序幕。

位於臘包爾基地的日軍第 18 軍司令部決定繼續向萊城和薩拉莫亞的守軍運輸增援兵力和物資，包括第 51 師團的 6,900 名士兵和大量燃油，彈藥，武器，補給等，這支船隊將於 2 月末完成出發準備。對於此時萊城的 3,500 名日本守軍而言，這支增援力量和隨船物資將極大的增強他們的實力。與此同時，肯尼將軍判斷，日軍將再度組織一支運輸船隊，從新不列顛的臘包爾向新幾內亞運送增援力量。第 5 航空隊的空中偵察顯示，大量船隻集結在臘包爾港口，同時新不列顛南部蓋斯馬塔（gasmata）機場上的日軍航空兵也在進行出戰準備。2 月 19 日，盟國無線電情報部門報告，這支船隊將於 3 月初起航。破譯的無線電情報和頻繁的空中偵察讓第 5 航空隊隨時掌握日軍船隊的動向，澳大利亞皇家空軍指揮官威廉姆.H.“公牛”加倫，則敏銳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機會，建議肯尼將軍集中盟軍陸基航空兵力，對日軍運輸船隊發動大規模的空襲。

喬治·丘吉爾·肯尼將軍完全贊成他的提議，並下令第 5 航空隊於 2 月下旬起大量增加俾斯麥海域的偵察飛行。同時，他下令手中的主要航空攻擊兵力，尤其是 P-38“閃電”雙發戰鬥機和改裝過的 B-25 攻艦型，飛越高聳的歐文。斯坦利山脈轉場至新幾內亞東海岸的機場，以避開變幻無常的高海拔氣候影響。肯尼同樣延遲了對臘包爾的空襲，保證手中的航空攻擊兵力在作戰前夕齊裝滿員的狀態。對盟軍參謀們而言，籌劃詳細的作戰計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將盟國航空兵不同的機種合理的安排好次序和位置，包括美國陸航的

B-17，B-24，B-25，A-20，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的布里斯托“英俊戰士”攻艦型和“波弗特”雙發魚雷攻擊機。在加倫的強烈要求下，肯尼命令自己的副手恩尼斯.C.懷特海德准將組織航空兵進行大規模的針對性訓練。在莫爾茨比港外 nateara 暗礁上擱淺的廢棄船隻“普魯特”號成為盟軍飛行員訓練用的靶艦，由於採用實彈和高強度訓練的危險性，兩架飛機被他們在低空投下的炸彈炸傷，另一架在低空俯衝投彈時未能拉起，撞毀在廢船的桅杆上。

2 月底時，盟軍氣象部門報告，3 月的最初幾天里，整個新幾內亞北部將籠罩在惡劣天氣中，同時南部將天氣晴朗。肯尼將軍和懷特海德准將在參謀會議上詳細討論了日軍運輸船隊可能的動向，兩名經驗豐富的將領最後認定，日軍一定會在惡劣天氣時起航，藉助天氣來隱藏他們的行蹤。在對日軍運輸船隊路線和盟軍轟炸機作戰半徑之間做出比較后，他們決定，最合適的攻擊時間和地點將是“3 月第一個星期的任何一天早上 10 點左右……在芬夏范（finschhafen）外海”。

2 月 28 日晚，由 8 艘運輸船和 8 艘驅逐艦組成的運輸船隊自臘包爾起航前往萊城。日本海軍和陸軍的航空兵將為他們提供最大限度的空中掩護，驅逐艦都為防空進行了特別加強，而運輸船上的海員都是執行過瓜島戰場運輸任務的老兵。他們操作著運輸船增設的防空炮位，將作為抵抗盟軍空襲的第2道防線。日軍將運輸船和驅逐艦進行混編，以盡量平均分配防空火力。同時，他們還計劃對莫爾茨比港，米爾恩灣，布納，瓦烏等地的盟軍機場進行壓制空襲。事實上，這一計劃不但沒有實現，萊城機場反倒受到了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的壓制空襲。船隊指揮官，木村昌福海軍少將對於運輸行動的成功極具信心：他擁有來自海上和空中的強大掩護，執行任務的日本海軍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兵，同時天公作美讓船隊獲得惡劣天氣的掩護，安全抵達萊城將不會有太多困難。

日軍運輸船隊編製 船隊總指揮官：木村昌福海軍少將

運輸船隊指揮官：松本輝秀大佐

護航驅逐艦隊

荒潮號，朝潮號，白雪號，時津風號（這四艘全部在俾斯麥海之戰中損失）

朝雲號，敷波號，浦波號，雪風號（第 51 步兵師團部分司令部人員，包括中野英光中將搭乘此祥瑞艦，得以倖免）

運輸船隊

愛洋丸（Aiyo maru ）2,746噸（共有 252 名船員，裝載彈藥，補給，油料，並搭載 simizu 中佐的第 8 船舶工程聯隊）Kembu maru 953 噸（裝載航空和車輛用油料）

極星丸（Kyokusei maru）5,493 噸（裝載步兵火炮等重武器，登陸艇和油料，並搭載nishikawa少佐的第 115 步兵聯隊）

大井川丸（Oigawa maru）6,493 噸

竹刀丸（Shinai maru）3,793 噸

太明丸（Taimei maru ）2,882 噸

帝洋丸（Teiyo maru ）6,869 噸（與 44 年 8 月 19 日在呂宋外海被美國潛艇擊沉的帝洋丸重名？）

野島丸（Nojima ）4,500 噸（一般為 8,750 噸的野島（noshima）號，裝載船用重油和補給等）

太明丸

自臘包爾起航后，船隊借著夜幕的掩護，在狂風和驟雨下向西南航行。昏暗的天色下，狂風掀起的巨浪讓船隊在波峰和浪尖中時隱時現，驟雨也讓海面上的能見度極低，使日軍對自己的行蹤安全甚為放心。不幸的是，3 月1日早晨，一架從莫爾茨比港起飛的美國陸航第 90 轟炸機大隊第 321 中隊的 B-24 就發現了日軍船隊在俾斯麥海上的蹤跡，並立刻電告莫爾茨比港總部。但是，惡劣的天氣影響了隨後出動的偵察機對日軍船隊的追蹤，直到 3 月 2 日早晨 8：15′才重新確定日軍船隊的位置。

此徠時日軍船隊的位置仍處於中型轟炸機的作戰半徑外，因此肯尼將軍下令 B-17 重型轟炸機出動。兩波各 29 架和 11 架 B-17 於當日早晨出動轟炸，到當日下午為止，日軍運輸船極星丸被擊沉，運輸船帝洋丸和野島號被擊傷，兩架試圖掩護船隊的日軍戰鬥機也被 B-17 擊落。一架 B-17 被零戰擊落，跳傘的機組立刻遭到日軍戰鬥機的掃射。

一共有約 1,500 人落水，日本驅逐艦雪風號和朝雲號撈起了其中大約 950 人，並先行離開船隊全速駛向萊城。這些落水的日軍士兵並沒有想到，他們的壞運氣將他們自隨後的滅頂之災中拯救出來。第二天破曉前，這兩艘驅逐艦在將落水者送到萊城后全速返回了船隊。

3 月 2 日夜至 3 月 3 日凌晨，日軍船隊繼續航行，未遭大的攻擊，只有一架自 cairns 起飛的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第 11 中隊的 PBY-5“卡特林娜”水上飛機遠遠追蹤著他們，偶爾用攜帶的小型騷擾船隊，並持續將船隊的位置發回總部，直到 3 月 3 日早晨一架美國陸航的 B-17 來接替它的任務為止。在穿越新不列顛和洛克島之間的 vitiaz 海峽進入所羅門海域后，木村海軍少將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並沒有借著夜幕的掩護全速航向萊城，而是愚蠢的命令船隊在黑夜裡兜圈子，將預計抵達的時間拖延到了第二天晚間。3 月 3 日早晨，當 B-17 機群返航后，日軍運輸船隊仍然留在海面上。木村海軍少將為何做出這樣的決定？ 3 月 2 日白天 B-17 的攻擊，讓他感覺到了盟國陸基航空兵的威脅，這一威脅在他看來並不嚴重，但始終是一個存在的問題；盟軍飛機的持續追蹤也讓他明白，船隊的行蹤已徹底暴露；如果繼續航向萊城，船隊將於 3 月 3 日早晨抵達，到時將不得不面對盟軍對萊城港口強大的晝間空襲，而萊城機場的日軍航空兵實力虛弱，無法提供有效的掩護；那麼，白天將船隊滯留在海面上蓋斯馬塔機場日軍航空兵的掩護半徑內，在 3 月 3 日夜再於萊城靠岸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新不列顛相對強大的日軍陸基航空兵足以掩護船隊免受晝間新幾內亞盟國陸基航空兵的攻擊。

3 月 3 日早晨，數架自米爾恩灣起飛的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第 100 中隊的“波弗特”魚雷攻擊機發現了日軍艦隊的蹤跡並投入攻擊。由於天氣惡劣，只有 3 架成功靠近日軍船隊並實施攻擊。2 架“波弗特”魚雷攻擊機於早晨 6 點25′施放魚雷，但並未命中；第 3 架則在早晨 7 點整進行攻擊。由於這架“波弗特”攻擊機的魚雷釋放機構失靈，這架飛機用機載武器掃射了一艘運輸船的上層建築，但只造成了輕微的損害。隨後，這 3 架飛機立刻返回米爾恩灣排除故障並加油掛彈，預備加入盟國航空兵對日軍船隊的全面空襲。此時，整個地區的盟國陸基航空兵都動員起來。按照第 5 航空隊和澳大利亞皇家空軍早已部署的作戰安排，從新幾內亞東部到澳大利亞東北部所有的盟軍機場上，一架架盟國轟炸機，攻擊機和戰鬥機呼嘯著升空，前往計劃的俾斯麥海戰場。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的 A-20 攻擊機群升空后則轉向萊城，繼續執行壓制當地日軍機場的任務。當時參與戰鬥的許多飛行員回憶，他們升空后見到了“新幾內亞自開戰以來從未有過的龐大機群”。事實上，這次空襲動用的陸基航空兵數量是當時整個南太平洋地區戰鬥中最多的一次。

早晨 9 點 30′，第一批空襲機群在守獵岬（cape ward hunt）上空集結完畢。早晨 10 點整，13 家 B-17 在 16 家 P-38 的護航下對日軍船隊實施中高空水平轟炸。雖然轟炸沒有造成任何損傷，但日軍艦船在躲避高空落下的炸彈時打亂了船隊的防空陣型，為隨後的攻擊機低空突襲創造了機會。幾乎是同一時間，13 架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的“英俊戰士”攻艦型從低空直撲日軍船隊。“英俊戰士”攻艦型在機頭裝備了 4 門 20 毫米機關炮，機翼上共有 6 挺.303 機槍，這種飛機被日軍懼怕的稱為“低語的死神”。緊隨它們身後的是第 5 航空隊的 B-25 機群，兩支編隊靠得如此之近，以至於交叉在一起。其他的盟軍飛機則環繞著日軍船隊，從各個方向以船隊為中心實施向心攻擊。日軍船隊的防空炮位對準“英俊戰士”機群猛烈射擊，而對澳軍飛行員更麻煩的是，此時在他們頭頂護航的 P-38 戰鬥機群拋掉副油箱開始爬升，預備與擔任船隊掩護任務的日軍戰鬥機接戰。這些落下的副油箱乒乒乓乓地激起巨大的浪花，嚴重阻礙了低空飛行的“英俊戰士”機群飛行員的視線。不過幸運的是，這些澳大利亞飛機沒有一架被防空炮火擊中，全部順利突破了外圍驅逐艦的防空火力圈，直衝運輸船而來。隨後，澳軍機群爬升至攻擊高度，然後對準各自選定的目標運輸船實施俯衝攻擊。20MM 機關炮和 6 挺.303 機槍組成的密集火力橫掃了運輸船的防空炮位和上層建築，一艘運輸船的甲板貨艙當場發生巨大的爆炸，噴射出大團大團的橙色火球。一名搭乘“英俊戰士”攻艦型的觀察員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的情景： “我們快速將敵軍的驅逐艦拋在了身後，但他們持續用自己各種口徑的高炮向我們射擊，小口徑速射炮的呯呯聲和大口徑高炮的咣咣聲不絕於耳，可以看到曳光彈組成的火線在我們的飛機周圍放射著。一艘運輸船被納入了飛機的視野，它偽裝得很好，並有前後桅杆。起初它看上去很模糊，但隨著飛機的高速接近越來越清晰。機首機炮開火的巨大震動有如雷鳴一般，震得你雙腳發麻，同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機槍曳光彈組成的火線投射在船身上。經過短暫的沉寂后，橙色的火球忽然從船身上各處噴涌而出”。

緊隨“英俊戰士”機群的是愛德華。拉納少校指揮的第 90 攻擊機中隊的 12 家 B-25 重裝攻艦型。在他們上方飛行的則是未改裝過的 13 架普通 B-25 機群，在 2,000 到 3,000 英尺的中空實施水平轟炸。估計是日軍觀察員將“英俊戰士”與 B-25 的機群和早些時候來襲的“波弗特”魚雷攻擊機搞混了，日軍船隻紛紛按照規避魚雷的標準行動模式，調轉船頭筆直駛向機群來襲的方向。這種規避方式對規避魚雷也許有效，但卻讓盟軍攻擊機飛行員們樂開了花，轉瞬間 B-25 正向射擊的 10 挺.50 英寸機關槍組成的暴風就筆直地從船頭掃到船尾。B-25 開火時，機頭機槍冒出的巨大火焰讓很多日本防空炮手以為 B-25 的機頭被擊中燃燒，但他們的炮位立刻就被這些“燃燒”的飛機打啞。而且，B-25 的武器遠不止這些。隨著彈艙的打開，一枚枚 500 磅落下，在水面上蹦跳著彈向日軍船隻的船身，充分顯示了第5航空隊刻苦訓練“跳彈攻擊”的成果。一名“英俊戰士”攻艦型的飛行員回憶了一個有趣的景象，當時他的飛機在俯衝攻擊時，和一枚在水面上朝向同一攻擊目標彈跳的 500 磅組成了一個小小的編隊。B-25 一共投擲了 37 枚 500 磅，其中 17 枚命中目標。第 5 航空隊的 20 家 A-20 機群則投擲了 20 枚 500 磅，命中 11 枚。高空的 B-17 機群則報告命中 5 發，但未能驗證。當盟國低空攻擊機群投擲完重新爬升時，經過的海面上只留下一堆殘骸和碎片，以及幾艘漂浮和燃燒著的船隻。

在高空，日軍掩護戰鬥機群和盟國 28 家 P-38 之間爆發了同樣激烈的戰鬥。曾擊落日本王牌飛行員 Satoshi Yoshino（yashino 飛行准尉被擊落前確認戰果為 15 架）的 P-38 飛行員 C.L.“傑克”.瓊斯中尉，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俾斯麥海之戰的特別之處在於，這是一場‘在海上交戰，由空中決勝的地面戰役’。我所屬的第 39 飛行中隊的 P-38 擔任轟炸機群和攻擊機群的護航任務，情報部門估計我們的對手將是日本掩護運輸船隊的約 40 架海航零式和約 60 架日本陸航戰鬥機。海航零式負責上午的空中掩護，而陸航戰鬥機則在下午來接替它們。” “3 月 2 日白天，天氣極為惡劣，我們的交戰機會也不多。但幸運的是，借著厚厚的雲層掩護，我帶著我的小隊發現並悄悄接近了 3 架日本陸航戰鬥機。我迅速偏轉機頭 90°，用一個長長的點射掃過日軍飛行小隊的長機，我的子彈和炮彈擊中這架戰鬥機座艙前的引擎，在引擎冒出的濃烈黑煙中，這架飛機搖晃著栽下去，墜毀在叢林中。剩餘兩架日本戰鬥機飛速的逃到雲層中消失，讓我們極為掃興。”

“3 月 3 日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那天天氣好轉，我們與日本海航的零式全面交戰。我仍然記得，海面上日本艦船亂作一團，躲避我們低空進襲的轟炸機群，熊熊燃燒的日本船隻冒著濃密的黑煙的情景。在高空，我們激烈戰鬥著，我瞄準了 12 點方位的一架零式，當這架零式試圖在我面前右轉搶佔 6 點方位時，我用一次長點射就打爛它一大塊機身。也許這次射擊擊中了飛行員或者飛行操縱系統，它立刻一頭垂直栽下去，拖著一道淡淡的黑煙。我的其他戰友們此時也在和零式激烈的纏鬥著。我們很好地完成了分配的任務，讓日本戰鬥機分身乏術，無法攻擊我們的轟炸機群。”

盟國在空戰中損失了 1 家 B-17 和 3 家 P-38，那架 B-17 的機長伍德羅。摩爾中尉在機翼油箱被引燃后，儘力操縱飛機離開盟軍編隊向下俯衝，將全數投在海面上。當飛機因為持續的燃燒和爆炸解體時，11 名機組成員中有 7 人及時跳傘。但是，這些掛在降落傘上的機組成員們立刻遭到了日軍戰鬥機的機槍掃射。戰鬥中被擊落的日軍零戰數目則說法不一，從 6 架到 20 架皆有，但根據戰況 6 到 10 架是一個合理的數字。戰鬥中盟國共有 8 名空勤人員負傷，13 名空勤人員陣亡，其中 3 人因事故而喪生，飛機共損失 6 架。

這時，整個日軍船隊陷入了一片火海中。15 艘艦船中只有一艘驅逐艦（雪風號）未被擊中，而所有燃燒著的運輸船此時不是在下沉就是在持續爆炸，船上的日軍士兵爭先恐後的跳進海里逃生。盟軍的空襲持續了整個上午和下午，中間只有機群返回基地進行加油掛彈的短暫停歇。到當日黃昏，全部運輸船共 8 艘，以及 8 艘驅逐艦中的荒潮號，白雪 和時津風號重傷沉沒或者即將沉沒。還有一艘驅逐艦朝潮號負傷，但仍能在海面低速航行。其它 4 艘日軍驅逐艦盡量撈起了儘可能多的倖存者后，在盟軍下一波空襲來臨前匆匆向北撤退回臘包爾。

在盟國陸基航空兵進行著激烈戰鬥時，駐守在米爾恩灣和土非的美國海軍也在策劃著晚些時候 PT 魚雷艇群的攻擊行動，第 7 艦隊的 10 艘 PT 艇於 3 月 3 日夜到 3 月 4 日凌晨間抵達戰場。兩艘 PT 艇碰觸到水面的船隻殘片受損，不得不先行返航，其他艇趕到戰場時只發現一艘被丟棄的日本運輸船大井川丸孤零零地在水面漂浮，令美國海軍水手大為掃興。11 點20′，PT-143 和 PT-150 各發射一枚魚雷，擊沉了大井川丸。

第二天，盟國陸基航空兵一鼓作氣，發動對萊城的全面空襲。同時打掃戰場的第 5 航空隊 B-25 機群在海面發現了正在救援荒潮號驅逐艦上倖存者的朝潮號，並輕易將之擊沉。隨後的幾天里，盟國陸基航空兵的飛機聯合美國海軍的 PT 魚雷艇群持續在休恩半島附近的海域來回巡邏，搜索這一帶海面上漂浮的日軍倖存者和救援船隻，並用機載武器和毫不留情的屠殺他們。對於這一做法很多人認為過於不人道，澳大利亞歷史學者艾倫.史蒂芬斯在著作中寫道： “這項血腥而且殘忍的任務讓很多飛行員覺得很難受，但一名澳大利亞皇家空軍‘英俊戰士’攻艦型的飛行員說：‘我們樂於執行這項工作。在海中每射殺一名日本人，都意味著地面上我們的陸軍戰友要少面對一個敵人’。”著名的美國海軍歷史學者，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寫道： “這是項殘忍的任務，但具有軍事上的絕對必要性。日本士兵慣於負隅頑抗而拒不投降，因此，這些日本士兵游到岸上加入萊城守軍，將增加地面作戰的困難”。

到 3 月 31 日為止，終於可以清點戰果。盟國陸基航空兵擊沉了日軍船隊 16 艘艦船中的 11 艘，8 艘運輸船無一倖免（美國海軍 PT 艇群擊沉的大井川丸計入海軍戰果）。搭載的第 51 步兵師團主力遭到滅頂之災，6,900 名士兵中有 3,664 人喪生。除了被驅逐艦救起的，共有 2,427 人落水，這些士兵大多在漂往岸邊的過程中因為曝晒，饑渴，盟軍飛機的掃射和鯊魚的攻擊而死掉，堅持漂到岸邊的日軍無糧無水，武器早就丟光，只能在被澳軍擊斃或者餓死之間做出選擇。最終能夠堅持著漂到岸邊並躲過盟軍的巡邏，抵達萊城的日軍，只有約 800 人。即使是這些稍微幸運些的人，也多在隨後和盟軍進行的激烈戰鬥中喪生。

直到今天為止，俾斯麥海之戰仍作為陸基航空兵對海作戰的一個重要範例。在軍事意義上，俾斯麥海之戰標誌著新幾內亞戰役的轉折點。如果說米爾恩灣保衛戰對新幾內亞而言，相當於珊瑚海海戰對太平洋戰爭的意義，那麼俾斯麥海之戰無疑就是新幾內亞的“中途島”。正如任何一場勝利一樣，勝利的原因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日軍犯了許多致命的錯誤：首先，他們嚴重低估了盟國陸基航空兵的實力，而且沒有執行原本的計劃，在船隊駛入盟國陸基航空兵作戰半徑時發動空襲壓制盟國機場。其次，他們沒有為船隊提供足夠的空中掩護，也沒有使用更安全的密碼電訊（這點確實沒有辦法）。最後，木村海軍少將犯了最為嚴重的錯誤，在遭遇盟軍最初的空襲后沒有全速駛向萊城，而是滯留在海面上。

他們的對手，盟國航空兵們士氣高昂，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第5航空隊發明了“跳彈攻擊”的對艦攻擊戰法，並通過刻苦的訓練使這一戰法行之有效。盟國航空兵的領導者們——肯尼，懷特海德，加倫——堅決貫徹有效使用航空兵力的最佳原則：在最短的時間內投放最大程度的力量。盟軍情報部門同樣工作出色，航拍偵察，目視偵察和無線電情報破譯為作戰成功做出了重大貢獻。盟國 P-38 遠程護航戰鬥機在戰機性能和戰術上同樣勝出擔任護航的日本海軍的零式。即使是 1 月份並不成功的對海攔截行動，同樣為盟國陸基航空兵作戰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因此，俾斯麥海之戰的最後結果，並不令人驚異。俾斯麥海之戰的勝利大為打擊了日軍的士氣，日軍時羽號驅逐艦的艦長羽良為一（tameichi Hara）描述了當時海軍中瀰漫的低落情緒： “沒有比俾斯麥海之戰的結果更為令人震驚的事情了。對我而言，我開始懷疑日本最後能否取得勝利。在如此令人沮喪的事件中，我們第一次認識到在強大的敵人面前，我們毫無還手之力”。

俾斯麥海之戰兩個星期後，日軍大本營發布命令，所有南方戰區的日軍士兵必須學會游泳。這一命令可以被看作俾斯麥海之戰造成的影響之一，日軍已經認識到，盟國陸基航空兵將在打擊日本海上運輸線上發揮重要作用，俾斯麥海之戰不過是一個前兆。事實上他們料對了，從 1943 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為止，盟國陸基航空兵頻繁攻擊日本海上運輸線並取得大量戰果，尤其是在攻擊中國沿海活動的日本近岸運輸船隊上。

戰區總司令官麥克阿瑟形容俾斯麥海之戰是他的戰區內的一次“決定性空中進攻作戰”，對此，他特別讚揚了肯尼將軍的優異表現，稱他指揮的俾斯麥海之戰是“一場進行的滴水不漏的殲滅戰”。俾斯麥海之戰後，臘包爾的日軍司令部終止了使用大規模運輸船隊補給新幾內亞日軍的做法，改用小規模的運輸機群，潛艇，機動駁船，驅逐艦等高速或不易發現的交通工具運送補給。新幾內亞的盟國航空兵同樣毫不留情的切斷了這一努力，拚命靠近海岸的日軍補給船隻大都成為盟國航空兵的獵物。

1943 年夏起，肯尼將軍麾下的航空兵展開了對日軍在新幾內亞最後的基地韋瓦克的一系列空中封鎖和空襲行動，為新幾內亞日軍敲響了最後的喪鐘。到 1943 年末，俾斯麥海之戰預示的情形已經顯露無疑：盟國陸基航空兵完全封鎖了新幾內亞的日軍和外界的一切聯繫和交通。美國陸航和澳大利亞皇家空軍在新幾內亞作戰的勝利，成為往後各國陸基航空兵實施對海作戰所借鑒的經典戰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