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與宗教

在歐洲，羅馬帝國自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為合法，繼而基督教被定為羅馬國教以後，宗教便被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與政治密切結合，與法交互作用，成為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中世紀歐洲教會勢力空前發展，僧侶變成特權階層，王權與教權彼此爭奪又互相依託，宗教成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教會法與世俗社會的法律並存，同時作為人們行為的準則。宗教裁判所不僅審判有關教職人員的案件，而且審判世俗社會成員的案件，包括異端、瀆神、盜竊聖物、再婚、通姦等以及與此相關的民事案件。對於異教徒往往採取極端殘暴的懲罰方法，著名的義大利唯物主義哲學家G.布魯諾（1548～1600），就是被宗教裁判所用火刑處死的。法與宗教的密切結合，構成了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的顯著特徵，也是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制度的重要手段。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法和宗教同樣是為維護資本主義統治而密切結合的兩個重要工具。資本主義國家一般只是在法律上確認了“政教分離”和國家事務不受宗教干預的原則，實際上卻使宗教在“超然化”的形式下，成為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一種手段。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從根本上改變了法和宗教之間的關係，真正做到了政教分離。也只有社會主義社會的法律才能真正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還規定：“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