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花

多災多難的文學經典，此次拂去歷史塵垢，重現原貌，原汁，原味《迎春花》。小說描寫了山東半島地區人民鬥爭的生活情景，謳歌膠東人民革命戰爭艱苦卓絕的奮鬥歷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堅貞不逾的熱烈情懷，絕對不容錯過。

《苦菜花》是我的處女作，是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不僅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為了這本書的創作，從一九五三年開始醞釀、構思、練習鑽研，到一九五五年寫成初稿，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軍隊的緊張工作的業餘時間和節假日。同年秋天，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給北京解放軍總政文化部，並附上一封給該部陳沂部長的信，大意說，我是某部隊的一個十九歲的排級幹部，共青團員，利用工作之餘，寫了一本小說稿子，自知水平很低，達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關部門的指教……“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很快來了信，稱我寄去的稿子和給陳沂部長的信，都已轉到他們手裡，他們會及時把意見告訴我……然而，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這怪不得編輯部，因為反胡風引發的肅反運動，文藝界是重災區，一切正常業務工作都要停下來為政治運動讓路。好在一九五六年冬至一九五七年春，我在編輯部的熱情支持幫助下，在大張旗鼓的反右運動前夕，很順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不然，又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去了。

《苦菜花》初版於一九五八年一月，是解放軍文藝社自己編輯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由天津畫家張德育作的彩色插圖，而之前該社的“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輯的書，都是交給地方的有關出版社出版；之後，為了慶祝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從全國範圍精選一批文學作品出版，我趁機對入選的《苦菜花》作了些枝節性的修飾，並把應約發表過的一篇談該書創作情況的文章，收作後記，此後出版的各種本子，包括外文譯本，都是根據這個版本來的，直到“文革”之前，沒有再修訂過。“四人幫”被粉碎后不久，迫於當時的形勢，再版時又做了些刪節；隨著政治形勢的進一步好轉，很快又恢復了原來的版本，也就是讀者現在看到的本子。

《迎春花》的寫作過程則簡單多了，在處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熱情的推動下，為了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我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於一九五九年春寫完四十五萬字的小說《迎春花》，上海的文學雜誌《收穫》一期全文登出，新華書店征訂要一百萬冊，因為紙張緊缺，暫時只能印出四十萬冊。但是，《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該書在男女兩性關係的描寫上，有嚴重的自然主義傾向，失於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評者更進一步認為，《苦菜花》也存在這個問題，值得作者警惕！於是，我在有關領導的指示下，對《迎春花》作了局部的修改，篇幅也減少了五萬字，於一九六二年再版；“文革”結束不久重新出書時，又對這方面的描寫進行了一次修刪，以期男女關係的描述更“乾淨”；但是，隨著形勢的變化，原來就不贊成這種“乾淨”的同志，反對修改，編輯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迎春花》，要按這個版本重新出書，我也同意了。這次也按初版付梓，相信廣大讀者有自己的鑒別能力，孰對孰非，會做出自己的判斷。

當然，事情的進展並不總是天遂入願一帆風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乍起，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因為我是早在一九六四年，就被“文藝革命旗手”江青點名批評寫了壞小說《迎春花》的作者，而且抗拒她的指示……很快，《苦菜花》和《迎春花》及尚待出世的《山菊花》，便遭到無情地批判，被定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階級鬥爭調和論、革命戰爭恐怖的和平主義、愛情至上及有黃色毒素描寫的三株大毒草，成為禁書。

世上的事有時是很難預測安危福禍的。《山菊花》的出世過程，即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集稿子脫手，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集定稿，在這長達十八年的時間裡，安危多舛，可謂“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依”，充滿戲劇性。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時，曾明言超不過前“兩花”就不要出版的。我所在單位主管文宣的空軍政治部王靜敏副主任，閱完書稿后，感動得淚下，讚賞有加，批准出版。可是沒有多久，隨著反對國際現代修正主義氣候的升溫，國內的階級鬥爭的氛圍也日益濃烈。編輯們最終得出結論，這樣的稿子現在不敢出，要出，得修改；而要改掉的，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我選擇了寧不出，也不改，書稿擱在那裡。但書雖然沒有出，炮製這株大毒草的罪責卻一點也沒有減輕，將手稿交出去批判，連王靜敏主任也逃脫不了干係。我極感悲慘，《苦菜花》、《迎春花》也遭厄運，可它倆總是出生了，發行遍及全國，國外也有翻譯，也算風光了好幾年；而這個《山菊花》，還沒見面於世，便被批判鬥爭得體無完膚，連“壽”都沒有，就和它的“兩花”姐姐一起“正寢”了，豈不更加哀哉！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發生了，林彪事件爆發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我從貴陽空軍五七幹校返回北京等待“複查”落實政策的日子裡，單位里的一位秘書同志告訴我，機關堆放雜物的屋子裡，有一包像是稿子的東西，一直沒人問津，不知是不是你的……一見到那熟悉的白布舊包裹，我的心顫抖得說不出話來，淚水奪眶而出……難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蒼護佑，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謳歌膠東人民革命戰爭艱苦卓絕的奮鬥歷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堅貞不渝的熾烈情愛的書稿，竟能在無情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鐵掌中逃生？竟能矇混在亂紙堆里蓋著厚厚的塵埃倖存下來？轉念一想，這部《山菊花》稿子，當初還幸虧被勒令交出去接受批鬥，否則留在我自己家裡，全家被掃地出門去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時，誰還會顧及帶上這已經惹了禍的“惹禍精”?那樣一來，驚恐萬狀的家人，也會將它付之一炬或扔進垃圾堆的。如此，也就不會有一九七九年上集、一九八二年下集，山東人民出版社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同時出的兩個版本的《山菊花》了。這可真應了那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老話。

每個作家的創作道路是不會完全相同的。這是因為，作者為什麼要寫——創作的動機，寫什麼——創作的題材，怎麼寫——創作的方法，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閱歷、個性愛好、立場觀點、周圍環境密切相關。而這些方面，很難是人人相同的。

2007年王冀邢執導的24集電視劇《迎春花》

人們習慣於把馮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統稱為“三花”，認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實並非如此，這三部長篇小說相互之間的人物關係、故事情節，都沒有直接的聯繫和瓜葛，是獨立成書的。當然，它們也有很大的共同點，三部小說都是描寫山東半島膠東地區人民鬥爭生活的，時代的連貫性——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結合緊密，書名都有“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來吧！本書為《迎春花》，是馮德英繼《苦菜花》之後的又一力作。

馮德英，1935年12月出生於山東牟平縣(現乳山市)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6歲入解放區抗戰小學，9歲當兒童團長，1949年1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任學員、報務員、電台台長、專業創作員。1980年轉業回山東工作，歷任濟南市文聯主席、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等職。1958年1月出版處女作長篇小說《苦菜花》，其後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迎春花》、《山菊花》、《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中短篇作品選集》，電影文學劇本《女飛行員》等，作品被譯為俄、日、英、朝、越、蒙、羅等多國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