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桂康

現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主要簡歷

1968.08——1969.06，廣東省東莞縣中堂潢涌小學民辦教師，學校領導組副組長；

1969.07——1975.01，廣東省東莞縣中堂公社材料員、黨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團委書記；

1975.02——1980.05，廣東省東莞縣虎門公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

1980.06——1981.09，廣東省東莞縣委辦公室幹部、駐片副片長；

1981.10——1984.03，廣東省東莞縣沙田公社黨委書記；

1984.04——1985.05，廣東省東莞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

1985.05——1985.09，廣東省東莞縣委副書記兼經委黨組書記

1985.09——1988.05，廣東省東莞市委副書記兼經委黨組書記（其間：1985.09—1988.07在惠州教育學院政治經濟專業函授班學習）；

1988.06——1992.11，廣東省東莞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

1992.11——2000.10，廣東省東莞市委副書記、市委秘書長（其間：1997.03—1997.07在中央黨校學習；1995.09—1998.06在華南師範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班學習）；

2000.10——2000.12，廣東省東莞市委副書記；

2000.12——2001.04，廣東省東莞市委副書記、市委黨校校長；

2001.04——2001.11，廣東省東莞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黨校校長；

2001.11——2003.12，廣東省東莞市委副書記、市長；

2003.12——，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副部長級）。

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2008年3月當選為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黎桂康生於1947年，廣東東莞人，2001年4月出任東莞市委副書記、市長，此前長期 在東莞工作，曾任東莞市委副書記兼秘書長。本身是東莞人的黎桂康升任中聯辦副主任，這個消息在香港東莞同鄉中傳開后，每個人都感到好開心，認為這是東莞人的光榮。香港東莞同鄉總會會長鍾沛林就興奮地對記者說：“前中聯辦副主任陳鳳英是東莞人，她退休后又來一位‘自己人’，真開心。”鍾沛林說，他認識黎桂康已超過10年，每年東莞同鄉總會都會到東莞拜會主要領導人，而他本人作為東莞市政協委員，也有不少接觸黎桂康的機會。他對黎桂康的印象很好，認為他“做事認真、踏實，勤奮，真心為市民服務。同鄉會有事要他幫助，他也會很爽快地答應。“

另一位祖籍也是東莞的方樹福堂基金主席方潤華，昨日(12月30日)聽到這個消息后也頻呼開心。他說：“黎桂康在東莞有很好的政績，這幾年來他主要負責招商引資，做得相當成功。另外，他與東莞的台港商人關係良好，這有助於未來香港、廣東與台灣的聯繫。”

1975年3月，黎桂康正當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就擔任了虎門公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的職務。當時政治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經濟上“以糧為綱”，經營模式是計劃生產、集體排工，集體分配。黎桂康在“三同”(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中，了解到虎門雖然是魚米之鄉，但生產力很落後，產業結構很單一，集體經濟很薄弱，農民並不富裕，甚至相當部分很困難。虎門新聯村動用集體資金也買不起一部中型拖拉機。黎桂康親自跑到了東莞縣政府，情真意切地表達了這個水庫移民村的實際困難，莫淦欽縣長當即無償地撥了一部拖拉機給新聯村。當這台拖拉機開進村時，村民無不歡呼雀躍。黎桂康與村幹部商量，水庫周邊的土地確實不適合種水稻，不如改種花生，黎桂康和農民算了一筆賬，一畝花生的價值是水稻的2至3倍，而且花生苗也可以改良土地，榨油后的花生麩可以餵豬。黎桂康把這個想法向在虎門“蹲點”的縣領導彙報，得到默許后，馬上將200畝水稻田改種花生，當年獲得了好的收成，農民的分配也明顯增加。這樣，以點帶面，一場衝破計劃經濟束縛的土地改制、改種的農民生產運動逐步展開了。把一些長期水浸的低洼田改成魚塘，把養魚、養豬、養鴨結合起來，形成生態鏈和食物鏈，還把近海邊淤泥深厚的土地改種甘蔗，農民在地上得到了較好的回報。但在計劃經濟，“以糧為綱”的年代，做成這些事情也並非容易，尤其在領導班子內部也經常爭論不休。除了土地改制的爭論，還有農民搞副業問題的爭論，村辦來料加工企業的爭論，等等。

虎門北柵村有一戶叫陳林的農民家庭，在參加集體勞動的同時，利用業餘時間養起蜜蜂來，這件事受到了駐片的公社幹部的狠狠批判。理由是私人搞收入是“資本主義尾巴”，要徹底割掉。養蜜蜂是不務正業，一心搞私人的事業，參加集體勞動時就會“出勤不出力”。黎桂康了解到這戶農民很能幹，很勤快，也並沒有影響其參加集體勞動，其實當時農民是處在半失業狀態。黎桂康在公社的黨委會議上堅決支持養蜜蜂的農民，因此個別班子成員對他很有怨言。

如果說，1978年8月，虎門引進的太平手袋廠是中國第一家鎮辦的“三來一補”企業，那麼可以說虎門引進的龍眼村假髮廠是中國第一家村辦的“三來一補”企業。現在的虎門鎮是虎門公社和太平鎮合併而成，鎮可以搞“三來一補”，村是否可以搞呢？這一時引起了極大的爭論。虎門龍眼村黨支部書記張旭森根據旅港同胞張細回家鄉辦假髮廠的要求，在黨支部展開了討論，結果是一致反對，而且也受到公社“駐片”（龍眼和北柵同屬一個片）的那位領導的責難，理由是張細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讓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回來剝削貧下中農；其次是不能讓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變成工廠廠房；第三龍眼村是農業學大寨的一面紅旗，不能插上資本主義的黑旗。當時，黎桂康正在廣州參加省委組織部的讀書班，年輕的支部書記受到很大的委屈，含著眼淚，長途跋涉跑到廣州找到黎桂康，請假回來專門處理這件事。

龍眼村的經濟以農業為主，農業也是搞單一的水稻，另在山岡邊種一些紅薯和木薯，經濟非常落後，一個主要的勞動力在村的分配每年只有三百元，如果按張細辦廠的合作合同，一個進廠的農民一個月的收入就有三百元。一個月等於一年的收入，這是一筆多麼可觀的收入，農民多麼希望以此收入可以脫離貧困。

恰逢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黎桂康召開了公社黨委會議，組織學習全會精神，並聯繫龍眼村辦假髮廠的事情展開了辯論，駐片領導堅持上述三個理由，但多數黨委認為，過去我們長期搞政治運動，搞階級鬥爭，搞單一經濟，農民不能富裕，現在有三中全會精神，我們為什麼不能突破舊的思想束縛，有些黨委說，張細出身家庭不好是上代的事情，他回來是做生意，不是搞破壞，祠堂也不是天天用，騰出來辦廠搞收入有好處；農業學大寨不能越學越窮，眼前有一條致富出路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嘗試一下。經過兩天的討論，黎桂康集中了大多數人的意見，堅持同意龍眼村與港商合作辦假髮廠。如今，龍眼村已經辦起了130多家外資企業，社會保障體系完善，村容村貌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因為幾件事情的爭論，黎桂康與個別黨委委員的積怨加深，為了班子的團結，為了顧全大局，他請求縣委把他調離虎門公社。後來，黎桂康被調到沙田公社擔任黨委書記。

沙田公社在珠江口岸邊，水網地帶，河涌交錯。在這裡，黎桂康仍結合實際，堅持改制。首先把不適宜種水稻的地方改種甘蔗，實現甘蔗高產雙十噸。當時農村開始搞承包，但工業和商業的承包在縣內還沒推行，黎桂康嘗試把集體的一個酒樓承包給一戶農民經營，不但不虧本，還使公社有固定的收入。由於公社經濟薄弱，黎桂康發動農民出資修路築橋，使大部分的自然村通上了公路。在沙田工作的期間，時任縣委書記李近維同志對黎桂康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我榮獲一等功，並晉陞一級工資。1984年4月，縣委提拔他為縣委常委兼辦公室主任。

對於有立法會議員去信行政長官，要求特區政府澄清，是否如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在港區全國政協小組會議上提到，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就發揮港區政協委員作用達成“協議”，黎桂康表示，回歸后中聯辦與特區政府不時就如何發揮港區政協委員的作用進行過溝通，但根本沒有所謂“協議”。 《星島日報》報道，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說，剛剛結束的2009全國政協會議通過的“決議”要求，政協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動交流與合作，拓展與各界的溝通渠道，完善發揮港澳政協委員作用的工作機制，支持港澳委員在港澳政治社會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3月10日舉行合併小組討論會，會議主要圍繞政協主席賈慶林的講話進行了討論。他表示，自己在討論中希望，港區委員要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積極主動發揮作用；還具體希望大家珍惜參政議政的機會和權利，積極參與政協的各種會議和各類活動。

他說，當時很多委員關注港區政協委員如何在香港發揮作用，他談到，特區政府事實上相當重視政協委員的作用，回歸后已經逐步形成了一些很好的工作安排，譬如，特首定期與政協委員會面並形成了制度，採取開設網路平台等措施，以及時聽取、廣納意見；同時，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對發揮政協委員的作用也有過溝通，譬如政協委員在內地人面廣、關係多、熟悉國情，可以在加強兩地合作、加快推進跨境大型基建等方面出謀獻策。特區政府也認同政協委員可以在這些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在不同層面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當記者問，有人指中聯辦與特區政府互推人選擔任政協委員和社會公職，這有干預香港事務之嫌時，黎桂康稱，各級政府和各界人士都可以推薦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士擔任全國政協，最終是否委任要由中央決定。同樣，特區政府委任什麼人擔任社會公職，則由特區政府自行決定，不存在由政協或人大推舉人選。雖然擔任公職的人士中，有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但他們都是以個人身分擔任的，這早已成為慣例。

黎桂康強調，香港不實行人民政協制度，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作為國內政治架構中的重要一員，以個人身分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發揮各自影響，為保持香港的繁榮安定，做出積極努力和貢獻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不違反《基本法》的。黎桂康說，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發揮全國政協委員的作用，既是中央和香港社會的期望，也是政協委員的本分。中聯辦和特區政府對此溝通是正常的，但不存在什麼“協議”，也毋須要定什麼“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