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公柳

國家3A風景區

左公柳是晚清重臣左宗棠西進收復新疆時帶領湘軍一路所植道柳。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陰人,清代晚期著名儒將。左公從小生活在湘江之濱,對綠樹有著特殊偏愛。據傳,十九世紀下半葉他為收復新疆而率領湘兵來到西北大漠,深感氣候乾燥,寥無生氣,而又水土不服,左公遂命令築路軍隊,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帶和近城道旁遍栽楊樹、柳樹和沙棗樹,名曰道柳。其用意在於,一是鞏固路基,二是防風固沙,三是限戎馬之足,四是利行人遮涼,凡他所到之處,都要動員軍民植樹造林。後來人們便將左宗棠和部屬所植柳樹,稱為“左公柳”。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死後謚號“文襄”,而人們對他最沒有爭議的紀念竟是一種樹,並不約而同地呼之為“左公柳”。可見和平重於戰爭,生態高於政治。環境第一,生存至上。

建設背景


左公柳
左公柳
在嘉峪關關城閘門附近,有一棵兩人合抱不攏的大古柳,根深葉茂,濃蔭遮地,被人們稱為“左公柳”。關於這棵古柳樹還有著一段傳說。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陰人,是清代晚期著名的儒將。左公從小生活在湘江之濱,對綠樹有著特殊的偏愛。
介紹據傳,清朝同治年間,,左宗棠奉命率軍前去平息動亂后,他來到嘉峪關當他看到戈壁灘上一片荒涼景象,除了稀稀疏疏的駱駝草外,就什麼也見不到了,令他感概萬分。由於左宗棠所率領的多是湖湘子弟,被迫遠離山青水秀的家鄉,來到這茫茫的不毛之地,便紛紛開了小差。
左宗棠見此情況,為了穩定軍心,立即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命令全體將士加寬道路,並決定在路旁大量植樹,制定台嚴格的法令,以其保證樹木的成活。若干年後,這一帶已經楊柳成蔭,樹木成行了。後來有個文人曾在一棵柳樹上刻下一首詩:“大將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人們傳說嘉峪關關城附近的這棵古柳就是那時所栽,因此,被稱為“左公柳”。
這是公元1879年愛國將領左宗棠的老部下和同鄉楊昌竣,途徑甘新大道時看到一路湘軍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連綿不斷,植拂雲霄,觸景生情,深有感觸而寫下的詩句,稱讚了左公在西征期間動員湘江子弟在沿途廣種榆柳,綠化邊陲,開花結果的壯舉。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他在收復新疆失地的軍事鬥爭中建樹的卓越功績,一直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敬重。讀過近代史的人們都知道,十七世紀下半葉,當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的危機時刻,是當時身為陝甘總督的左宗棠,不顧個人安危面對外寇入侵挺身而出,同投降派抗爭,終於贏得了朝野廣泛支持,繼而又接受重任,掛帥西征,親赴一線,指揮清軍一舉剿滅了入侵新疆的阿古柏,並堅持鬥爭抗拒了沙俄的侵略,使大片淪陷的國土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為維護祖國的統一,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同時他看到各族人民由於連年戰亂,流離失所,大面積的田園被荒蕪,大片的果園、樹木被砍伐,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四野滿目瘡痍,讓人不堪忍受,便動員湖湘子弟沿甘新古道,在凡有水源能到的路邊荒野廣種榆柳,造福後人,改善邊疆的面貌,以表達湖湘子弟對祖國山河的一片熱愛之情。據說當時湖湘子弟在栽種樹木時,每棵樹上都掛有栽種人姓名的牌子,負責保栽保活。在道路兩旁新栽的樹上還每隔一段距離就掛一盞燈籠,免遭晚上車輛撞壞。
不幾年功夫,由於措施嚴厲,左公柳絕大部分都長大成林,人們看到的是樹成行,柳成蔭,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哈密從東新莊到蔡湖廟、泉水地到回城大橋這十多公里的大道上,真是大樹排行、濃蔭夾道。有人走在其中有不見天日之說。然而在1931年之後,由於連年戰亂,這壯麗的景觀不斷遭到戰火的洗劫,大片的榆柳也被砍伐與毀滅。
左公柳
左公柳
如今,一百多年過去了,當年的左公柳所剩無幾。在哈密市區東西河谷倖存下來的左公柳也為數不多。據說大部分是後人栽種,但哈密人依然把這些古柳統稱為左公柳,並掛牌加以保護。以表達人們對左公柳的緬懷之情。50年代駐哈人民解放軍在修築紅星渠時,發現有一些古柳生長在渠邊,有人主張挖除,但當得知這是左公坐鎮哈密時所栽,便都一一自覺保護下來,每到夏季,這些古柳便撐起一片濃蔭,供人們歇息納涼。
在哈密以西70公里的沙棗泉,也有幾棵上百年樹齡的古柳,生長在戈壁前沿,多少年來,面對狂風的肆虐,“黃龍”的咆哮,驕陽的照射而始終面不改色,身不傾斜,堅挺的屹立在戈壁之中,並以它巨大的軀體,茂密的枝葉為大地染綠,讓戈壁生輝。它雖然古老,但旺盛的生命力使它顯得並不憔悴。
據當地老農說“柳樹是比較古老的樹種,它易栽易活,只要有水,即便折斷枝條插在濕地也會再生”。沙棗泉的古柳已送走了上百個春秋,這幾棵古樹根系發達,分出的肢體也很粗壯,樹冠之大實屬罕見。
哈密人所以這樣愛護左公柳,因為左公柳帶給各族人民的不僅僅是片片綠蔭,它對防風固沙,改善西部邊陲的生態環境,建設美好家園起著重大的作用。今天生活在邊城的各族人民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不斷弘揚左公精神,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已把萬傾戈壁中的哈密由幾十塊小片綠洲建成一條東西長達150多公里長的綠洲。在新的歷史時期,哈密人又啟動了萬畝草場、千里綠色長廊,建設生態園林城的綠色系列工程,一個山川秀美的西部定會再顯人間。

歷史沿革


古往今來,文人墨客對於垂楊柳的吟詠可謂是絮絮喋喋,自然傑作也是不少。尤其是詩人情懷,或詠柳喻人,或借柳繾情,或緣柳幽思,使“柳”成了中國風情風物詩歌作品中的一大靚點。
唐代詩人賀知章的《詠柳》,就是老少皆知的一首: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這首詩形象地描繪了柳樹嫩綠輕柔的綽約風姿,讚美了春風神奇的力量。
唐代詩人唐彥謙的《垂柳》中有“絆惹春風別有情,世間誰敢斗輕盈?”的詩句。詩句雖然沒有細緻的外貌描寫,也沒有渲染濃重的色彩,但卻寫出了垂柳的婀娜多姿,無限柔情。
“柳”不僅形態輕盈,色彩新奇,構織了詩情畫意,而且豪邁、凝重,彰現了仁人志士的干雲豪情。清朝大將楊昌浚到新疆籌辦軍務時,在河西走廊和新疆沿途看到楊柳成蔭,得知這一浩大的功績是左宗棠作為後,遂寫下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篇:
大將籌徠邊尚未還,瀟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在守土衛國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左宗棠,留給大西北的不僅是英雄戰績和完整疆土,還有沿著古絲綢之路茂密的左公柳。河西地區“赤地如剝,禿山千里,黃沙飛揚”的嚴酷自然景象,令左宗棠憂心如焚,他要求凡大軍過處必植樹,軍士人人隨身帶著樹苗,一路走一路栽。左公與軍士一樣,親自攜鎬植柳。自古河西種樹最為難事,可是在左公倡導督促下,竟然形成道柳"連綿數千里綠如帷幄"的塞外奇觀。前人植樹,後人乘涼。為紀念左宗棠為民造福的不朽功績,後來人們便將左宗棠和部屬所植柳樹,稱為“左公柳”。
有關左宗棠植柳的事,在民間還有一個傳說:有一天,左宗棠在肅州城裡巡視,發現有個農民騎驢進城后,將毛驢隨手拴在了柳樹上,而毛驢則悠悠然地啃起了樹皮。左宗棠很惱火,當即下令軍士把毛驢牽到鼓樓前斬首示眾,並張貼了告示告誡民眾:“今後若有毛驢毀壞樹木者,驢和驢主同罪,一律斬首!”據說此告示一出,再無犯者。左宗棠斬驢護樹的義舉,一時傳為美談。
如今在西漢酒泉勝跡景區內,還有一棵三人才能夠合抱的左公柳。這棵粗大的垂楊柳雖然皮爆體裂,瘡痍昭昭,然而卻蒼勁虯韌,鐵骨錚錚,每到夏秋時節,綠蔭匝地,顯示了固守綠洲的頑強生命力。這樣的左公柳今天已經不多了,但在嘉峪關、玉門鎮和瓜州縣,還是可以尋到的。左公柳龐大的身架上,那些密密的細長如刀刃的葉片,年年都在傳遞著新春的信息,傳遞著左宗棠和瀟湘子弟“綠滿天山”的期待。
垂楊柳是河西地區春天返青吐綠最早、秋天落葉最晚的樹種。今天酒泉所能夠見到的樹木中,除了胡楊樹,垂楊柳不僅樹齡很高,而且容易存活,今年春天,我居住的神舟路上,園林工人在修剪人行道旁的垂楊柳,拇指粗細的枝條鋪了一地,我撿了兩根拿回家,做了三角梅的支架。結果1個月後,原本乾枯的柳枝竟抽出了新葉,而三角梅依舊是病懨懨的。這正應了酒泉的一句俗語“有心栽花花不活,無意插柳柳成蔭”。
《新民晚報》曾經刊載過一篇文章《可憐左公柳》。文章中寫道:“我們一行乘車從敦煌至嘉峪關。車出安西不遠,便見路邊一群施工人員在砍樹,路邊橫七豎八已躺下了十多棵。那樹是柳樹,直徑足有三四十厘米。大家心裡都在想:這些樹可能有年頭了吧?當地陪同小榮看出了大家的疑慮,介紹說,路邊這兩排柳樹,就是赫赫有名的左公柳,是左宗棠當年經營西域時所植。現在這裡要新修一條路,所以就要將樹砍掉。”其實那些大樹並不是左公柳,而是解放前所栽。當然,面對河西脆弱的生態環境,栽樹、護樹猶恐不及,濫砍濫伐樹木是應該受到譴責的。在很早的時候,我就讀過“木奴千,無凶年”的詩句,面對連年席捲酒泉的沙塵暴,我們保護左公柳,保護一切樹木,就是保護我們的生命線。

文化活動


左公柳是哈密人的驕傲。它不僅是一道自然景觀,也是一道人文景觀。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阿古柏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佔據了新疆大部分土地;沙俄侵略者趁機佔領了伊犁。清同治五年,左宗棠揮師西征。為表明與沙俄血戰到底的決心,他讓部屬為自己準備了一口棺材--不能收復新疆,將以死報國。光緒6年,面對日趨激烈的戰況,他毅然決定將行營由肅州(今甘肅酒泉)遷到戰鬥的最前哨哈密。
左宗棠西進時,但見沿途“赤地如剝,禿山千里,黃沙飛揚”,遂傳令:“凡大軍經過之處,必以植樹迎候。否則,無論巡撫、縣令,提頭來見。”每個士兵也都必須栽柳樹數棵,每棵樹上掛著栽種人姓名的牌子,負責成活。左宗棠率先垂範,公牘之餘,攜鎬種柳。哈密賓館現今存有一棵虯枝蒼勁的柳樹,相傳即為左宗棠當年親手所植。
功夫不負有心人。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光緒六年前後),從蘭州到哈密,從哈密至烏魯木齊,“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連綿不斷,枝拂雲霄。”作為湘軍大本營的哈密,更是柳浪滾滾。1911年(宣統3年),新疆巡撫袁大化路過哈密時,見到“十里柴湖廟,村戶比連,綠蔭夾道,清流貫其中,水聲潺潺,草木暢茂。”
為紀念湖湘子弟籌邊天山、為民造福的不朽業績,後人將左宗棠和部卒所植柳樹,稱為左公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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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一個人和他栽的一棵樹能經得起民間一百多年的傳唱不衰,其中必有道理。文學形象所意象化了的春風實際上就是左公精神。春風何能度玉門,為有振臂呼風人。左是在政治腐敗,國危民窮,環境惡劣的大背景下去西北的。按說他只有平亂之命,並無建設之責。但儒家的擔當精神和胸中的才學讓他覺得應該為整頓、開發西北盡一點力。左宗棠挾軍事勝利之威,掀起了一股新政的狂飆,掃蕩著那經年累世的污泥濁水。西北嚴酷的現實與一個南國飽學的儒生,砥礪出一串精神的火花,閃耀在中國古代史的最後一章之上,綻放出一絲回暖的春意。
左宗棠在西北的開創政治新風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強化國家主權,力主新疆建省。他痛斥朝中那些放棄西北的謬論,“周、秦、漢、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底滅亡”。捐出西北,最後必定是國家的滅亡。從漢至清,新疆只設軍事機構而無行省郡縣。左前後五次上書籲請建省,終得批准,從此西北版圖歸一統。二是反貪倡廉。清晚期的政治已成糜爛之局,何況西北,鞭長莫及。地方官為所欲為,貪腐成性。他嚴查了幾個地方和軍隊貪污、吃空餉的典型,嚴立新規。而他自己高風亮節,以身作則,陝甘軍費,每年過手1240萬兩白銀,無一毫不清。西北十年,沒有安排一個親朋。有家鄉遠來投靠者都自費招待,又貼路費送回。光緒五年兒子帶四五人從湖南到西北來看他,他訓示:“不可沾染官場習氣,少爺排場,一切簡約為主。署中大廚房,只准改兩灶,一煮飯,一熬菜。廚子一、打雜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爾宜三、八日作詩文,不準在外應酬。”你看,不但戒奢,還要像小學生一樣留作業。教子、束親之嚴,令我們想起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南海里毛、周的家風。欲要忠先要孝,欲肅政風先嚴家風。不管哪朝哪代,哪個階級,一切有為的政治家無不這樣。三是懲治不作為。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甘肅官場惡習,惟以循庇彌縫見好屬吏為事,不復以國家民事為念”,“官場控案只講和息事”,對貪污、失職、營私等事官官相護。裡面已經腐爛,外面還在和稀泥,維護表面的穩定。他最恨那些身居要位怕事、躲事、不干事的懶官、庸官,常駁回其文,令其重辦,“如有一字含糊,定惟該道是問!”四是親民恤下。戰亂之後十室九空,左細心安排移民,村莊選址、沿途護送無不想到,又計算到牲畜、種子、口糧。光緒三年大旱,一畝地只值三百文,一個麵餅換一個女人。他命在西安開粥廠,路人都可來喝,多時一天七萬人。他身為欽差、總督,又年過六旬,帶兵時仍住帳篷。地方官勸他住館舍,他說“斗帳雖寒,猶愈於士卒之苦也”。五是務實,不喜虛榮。他人還未到蘭州,當地鄉紳已為他修了一座歌功頌德的生祠,他最看不慣這種拍馬屁的作風,立令拆毀。下面凡有送禮一律退回。地方官員或前方將領有寫信來問安者,他說百廢待舉,軍務、政務這麼忙,哪有時間聽這些空話、套話,一律不看。他又大抓文風,所有公文“毋得照綠營惡習,摭拾浮詞……盡可據實直陳,如寫家信,不必裝點隱飾。”他又興辦實業,引進洋人的技術修橋、開渠、辦廠……
左宗棠性格決絕,辦事認真,雖不能回天救世,也要救一時、一地之弊。他抬棺西進,收失地,振頹政,救民生,這在晚清的落日殘照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為一陣東來的春風悄然度玉門。而那三千里綠柳正是他春風中飄揚的旗幟。
西學東漸,湘人北上,春風玉門,西北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