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清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生於湖 南省長沙府湘陰縣左家塅。生性穎悟，少負大志。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他隨父到省城長沙讀書。1827年（道光七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他不僅攻讀儒家經典，而且涉獵經世致用之學，對那些涉及中國歷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視為至寶，這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道光十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讀書，並拜訪長沙的著名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賀長齡，賀長齡“以國士見待”。其弟賀熙齡則是左宗棠當時的老師，對自己的這位弟子，賀熙齡非常喜愛，稱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後來師生還結成了兒女親家。

1831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又入湖南巡撫吳榮光在長沙設立的湘水校經堂。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在這年的考試中，7次名列第一。

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宗棠參加在省城長沙舉行的鄉試，因“搜遺”中第，但此後的6年中，3次赴京會試，均不及第。科場失意，左宗棠未能沿著“正途”入仕，但他由此更加潛心經世之學，其志向和才幹也得到了包括賀氏兄弟在內的許多名流顯宦的賞識和推崇。同年，左宗棠與周詒端成婚。

1833年（道光十三年），左宗棠首次進京應會試，與胡林翼在北京訂交。寫成組詩《燕台雜感》，涉及新疆形勢。

1835年（道光十五年），左宗棠再赴會試，錄為湖南省第十五名，不料因超額而被撤下，僅取為“謄錄”。左宗棠不甘屈就，棄職返鄉，在周夫人幫助下潛心輿地研究。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左宗棠在湖南醴陵主講淥江書院期間，結識兩江總督陶澍。1838年（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落第歸鄉，途中於南京拜見陶澍，後者主動提議讓他的獨子陶桄與左宗棠的長女定婚。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於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並協助料理陶家事務，期間他廣讀陶家藏書，經營柳庄，鑽研農學、輿地，編成《朴存閣農書》，並對鴉片戰爭予以關注，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應對方針。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左宗棠返回湘陰柳庄。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湘陰大水，左宗棠賑濟鄉鄰。同年，胡林翼向時任雲貴總督林則徐推薦左宗棠，但左宗棠因事未赴任。

1850年1月（陰曆仍為道光二十九年），林則徐返鄉，約左宗棠於長沙舟中相見；兩人徹夜長談，涉及古今形勢、人物品評、“西域時政”（例如屯政、水利）等。後來，林則徐還與人談起這次會見，稱讚左宗棠是“不凡之才” 、“絕世奇才”，期許良厚。

1852年（咸豐二年），當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之際，左宗 棠在郭嵩燾等人的勸勉下，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衛大清江山的陣營。左宗棠在炮火連天的日子裡縋城而入，張亮基大喜過望，將全部軍事悉數託付給左宗棠。左宗棠“晝夜調軍食，治文書”、“區畫守具”，建議大都被採納並立即付諸實施，終於使太平軍圍攻長沙三個月不下，撤圍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從此開始。

1853年（咸豐三年），左宗棠隨張亮基入湖廣總督幕府，張亮基調山東巡撫后左返鄉。

1854年（咸豐四年）4月，左宗棠又應湖南巡撫駱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撫幕府，長達6年之久。其時，清王朝在湖南的統治已岌岌可危，太平軍馳騁湘北，長沙周圍城池多被佔領，而湘東、湘南、湘西廣大貧苦農民，連連舉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慮，日夜策劃，輔佐駱秉章“內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撐大局。同時，革除弊政，開源節流，穩定貨幣，大力籌措軍購：軍械、船隻。駱秉章對他言聽計從，“所行文書畫諾，概不檢校。”由於左宗棠的悉心輔佐和籌劃，不但湖南軍政形勢轉危為安，出省作戰連連奏捷，其它各項工作也取得顯著成效。

1855年（咸豐五年），御史宗稷辰疏薦左宗棠。

1856年（咸豐六年），左宗棠因接濟曾國藩部軍餉之功，被任命為兵部郎中用，賞戴花翎。

1858年（咸豐八年），在駱秉章的保薦下，左宗棠加四品卿銜。

1859年（咸豐九年），樊燮京控案發，左宗棠被迫於當年末、次年初離開駱秉章的幕府。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崢嶸，引起朝野關注，時人有“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語，一些高官顯貴在皇帝面前競相舉薦，咸豐帝亦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誹謗，特別是這次湖南永州鎮總兵樊燮的構陷，險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燾、潘祖蔭等人相助，才使一場軒然大波得以平息。

1860年（咸豐十年），在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后，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襄辦軍務。並在湖南招募5000人，組成“楚軍”，赴江西、安徽與太平軍作戰。

1861年（咸豐十一年），曾國藩疏薦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太平軍攻克杭州后，清廷正式補授左宗棠為浙江巡撫（1862年1月），督辦軍務。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進軍浙江，在隨後的兩年中，他在中法混合軍“常捷軍”、中英混合軍“常安軍”、“定勝軍”的配合下，先後攻陷金華、紹興等地，1863年（同治二年）升閩浙總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銜，賜黃馬褂。他在浙江採取種種恢復經濟的舉措，並攻克湖州等地，從而控制浙江全境。論功，封二等恪靖伯。旋奉命率軍入江西、福建追擊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最終攻滅李世賢等於廣東嘉應州（今梅州）。

在鎮壓太平天國后，左宗棠倡議減兵並餉，加給練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請設局監造輪船，獲准試行，即於福州馬尾擇址辦船廠，派員出國購買機器、船槽，並創辦求是堂藝局（亦稱船政學堂），培養造船技術和海軍人才。時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陝甘總督，推薦原江西巡撫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一年後，福州船政局（亦稱馬尾船政局）正式開工，成為中國第一個新式造船廠。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陝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國和捻軍進入陝西的機會發動叛亂。其初期的主要首領有赫明堂、馬生彥、馬振和、白彥虎等。同時在寧夏也爆發了大面積的回民暴動，其主要首領有馬兆元和馬化龍。由於捻軍、回軍以及當地漢族起義軍的活動，陝甘局勢幾近糜爛，而總督楊岳斌不能有效控制局勢。這種情況下，清廷於1866年9月諭令左宗棠前赴陝甘。

1866年（同治五年）末，左宗棠動身，準備率領各軍平定回亂，但因西捻軍進犯陝西，加之左宗棠認為捻強於回，遂首先重點鎮壓捻軍。

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欽差大臣身份督統軍隊（陝甘總督由穆圖善署理），屢次擊敗捻軍，但因回亂牽制、捻軍機動靈活等因素而難以徹底取勝；延川、綏德還多次被回民軍攻破。是年末，捻軍由陝入晉，繼而入河南、直隸，京師震動。左宗棠與李鴻章、李鶴年、官文皆受革職處分。左率軍追擊，並且建言獻策，最終於1868年（同治七年）協助李鴻章消滅了西捻軍。左宗棠在入京覲見時指出平定陝甘仍需五年時間。

1868年（同治七年）末，左宗棠進軍陝北的延安、綏德、榆林一帶，至1869年（同治八年）初先後逼降扈彰、董福祥等統領的漢族起義軍。隨後他進兵董志原，大敗盤踞和被驅逐於此的回民軍，4月攻佔該地，肅清慶陽、涇州。在此期間，劉松山、高連升部相繼發生兵變，高被殺，左宗棠大怒，對叛變兵勇嚴加懲處。左宗棠並在當地推廣代田法、區田法，努力恢復生產，並撥款救濟饑民和歸降者。這時，左宗棠已認定盤踞金積堡一帶的馬化龍是回亂的罪魁禍首之一，遂派劉松山進攻馬化龍的金積堡。同年，左宗棠由涇州進駐平涼，接陝甘總督印。

1870年（同治九年）2月，劉松山陣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其後，馬化龍鼓動回民軍大舉進犯陝西，不過這些部隊缺乏系統組織、有效領導，被清軍擊敗，也未能動搖左宗棠攻克金積堡的決心。左宗棠以松山之侄劉錦棠代替劉松山，又調動重兵圍攻金積堡，終於在1871年1月（農曆仍為同治九年）取勝，馬化龍父子投降後於3月（同治十年正月）被殺，其部眾有1800餘人也被殺。左宗棠賞加騎都尉世職。

1871年（同治十年），肅清後方后，左宗棠進攻甘肅河州，當地回民軍領袖馬占鰲頑強抵抗，清軍屢屢受挫，但始終堅持作戰。在左軍的強大壓力下，馬占鰲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投降，所部被左宗棠編入清軍。回民軍的主力至此已經被消滅。

1872年（同治十一年），左宗棠派劉錦棠克複西寧，白彥虎等退入甘肅；他另派徐占彪進攻肅州，但肅州久攻不下。同年，左宗棠駁斥朝中停造輪船的言論，並在蘭州創辦甘肅機器製造局（即蘭州製造局）。8月，左宗棠入駐陝甘總督駐地蘭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西寧回民軍首領馬桂源投降，被押往蘭 州並處死。隨後左宗棠集合徐占彪、宋慶、金順、劉錦棠等部大舉圍攻肅州，其後還親往肅州督戰。此役中，白彥虎等退到新疆。11月，肅州回民軍首領馬文祿被迫投降，后被處死，其部屬約有七千人被屠殺；左宗棠事後承認“自辦軍務以來，於發、捻投誠時，皆力主‘不妄殺，不搜贓’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肅州之役，則“不能盡行其志”。隨著肅州克複，陝甘回變告終。清廷著左宗棠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賞加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推動甘肅省與陝西省分闈鄉試、分設學政，以免甘肅考生赴陝鄉試之苦；他還推動西北茶政改革，鎮壓局部動亂。8月，左宗棠補授大學士，不久又補為東閣大學士。

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和同治陝甘回變，後者並且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強趁機而起，出現了割據紛爭，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面。其中，圍繞喀什噶爾展開爭奪的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馬木提艾和柯爾克孜族部落頭目司迪克來相繼致書中亞的浩罕汗國，由此引來該國的軍事頭目阿古柏，他於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國”盤踞新疆。沙俄亦趁機於1871年（同治十年）7月侵佔伊犁。

伊犁被攻佔引起清廷重視，清廷命景廉、成祿等率軍出關，並令左宗棠派兵進剿，因陝甘回亂尚未平定，左宗棠認為：“此時興師遠舉，並非穩著。”但他仍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1月派徐占彪進兵肅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左宗棠致信總理衙門，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魯木齊城克複，“我威維揚”，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後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穩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若外交失敗、不得已與俄軍交戰，清軍亦未必不能夠勝利。這樣，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準備收回伊犁的方針。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清廷由此發生“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湖南巡撫王文韶主張塞防。左宗棠則主張海防與塞防並重，指出，不收復新疆，陝甘清軍便會被長期牽制，不僅不能裁減兵餉、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軍機大臣文祥贊同左見，全力支持之。與此同時，左宗棠彈劾景廉、成祿等原受命收復新疆而逡巡不進者，成祿被革職，景廉被調任。於是1875年5月，清廷下詔授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節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幫辦軍務，擇機出塞平叛新疆。

確定戰略

在軍事戰略上，左宗棠提出要“先北后南”、“緩進急戰”（又稱“緩進速決”）。

“先北后南”，即先安定北疆（但不急取伊犁），再進軍南疆。這是考慮到進軍新疆重點在打垮阿古柏，而阿古柏的勢力主要在達坂城、托克遜、吐魯番一線，其在北疆勢力比較薄弱，進軍困難較小；同時，位於北疆的烏魯木齊有重要政治意義。從地理區位上講，收復北疆，也可為進一步收復伊犁創造必要條件。

“緩進急戰”中的“緩進”，就是積極治軍。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餉，積草屯糧，整頓軍隊，減少冗員，增強軍隊戰鬥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軍，也剔除空額，汰弱留強。他還規定，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不加勉強。至出關時，左宗棠指揮的西征軍有劉錦棠所部湘軍25個營（后迭增至32營），張曜所部嵩武軍14個營和徐占彪所部蜀軍5個營，金順的部隊整編為40營，加上擔任防守任務的清軍，共有馬、步、炮軍150餘營，兵力總數約7、8萬。但真正開往前線作戰的只有50餘營，2萬多人。

“急戰”，就是考慮國庫空虛，以及西北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田地荒蕪，為了緊縮軍費開支，大軍一旦出發，必須速戰速決，力爭在一年半左右獲取全勝儘早收兵。

準備物資

左宗棠此前已在蘭州建立“蘭州製造局”（亦稱“甘肅製造局”），為西征 軍修造槍炮。為了對付阿古柏軍的洋槍洋炮，並由廣州、浙江調來專家和熟練工人，在蘭州造出大量武器，還仿造了德國的螺絲炮和後膛七響槍，改造了中國的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抬槍。

左宗棠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穀。1876年（光緒二年）一年收穫糧食5160餘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然而畢竟緩不濟急，為運輸軍糧，左宗棠又建立了四條路線：一是從甘肅河西採購軍糧，出嘉峪關，過玉門，運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頭、歸化、寧夏經蒙古草原運至新疆東部的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在新疆東部採買；四是向俄國人購買，1875年左宗棠曾接待俄國索斯諾夫斯基一行並與之訂立購糧合同，一說這部分糧食實際來自伊犁。此外，左宗棠廣設運糧台站，並於官運之外借用民力，節節轉運。

籌措軍費

1876年（光緒二年）1月，開戰在即，各省積欠陝甘軍費已 達2000餘萬兩，只靠各省關協餉不能解決軍費。左宗棠援引沈葆楨為台灣防務借款之舊例，請求借洋款一千萬兩。不料遭沈葆楨反對。幾經波折，清廷最終下詔，令戶部撥款200萬兩、各省協餉300萬兩，准左宗棠自借洋款500萬兩。但經費仍為不足。左宗棠后又曾於1877年（光緒三年）、1878年（光緒四年）、1881年（光緒七年）三次為西征軍借洋款，總計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至1881年（光緒七年）間向洋商借款1375萬兩，另向華商借款846萬兩。

克複北疆

1876年（光緒二年）4月，左宗棠在肅州祭旗，正式出兵。左宗棠坐鎮肅州，命劉錦棠、金順分兵兩路，先後率師出關。考慮到飲水困難，他把大軍分作千人一隊，隔日進發一隊，劉錦棠走北路，金順走南路，到哈密會齊。劉錦棠率領西征軍主力自肅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約1700里，很順利地進入哈密。部隊各營到達哈密后，把從肅州等地陸續運往哈密的軍糧再輾轉搬運，翻過東天山九曲險道，分運至巴里坤和古城。

很快，劉錦棠的前鋒部隊，佔據了距離烏魯木齊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濟木薩（今吉木薩爾縣）。8月，劉、金兩軍協力，經激戰攻下烏魯木齊外圍的古牧地；阿古柏的幫凶白彥虎、馬人得棄烏魯木齊而逃，劉錦棠遂兵不血刃收復烏城（8月18日）。隨後，金順進佔昌吉，榮全在劉錦棠協助下攻克瑪納斯城。至此，北路蕩平。

打開南疆

達坂、托克遜、吐魯番三城，是南疆的門戶，對戰局影響甚大。左宗棠告誡劉錦棠不要急於進兵；他並布置三路進軍計劃，促金順留守烏城，而以劉錦棠為前線總指揮。

1877年（光緒三年）4月，劉錦棠出兵，迅速收復達坂城（4月20日）和托克遜城（4月26日）；徐占彪與張曜在鹽池會師，攻克吐魯番門戶七克騰木（4月21日）。阿古柏逃往焉耆，留其幼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后。不久，劉、張、徐三軍合擊，又收復吐魯番（4月26日） ；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門戶打開，自知大勢已去，乃服毒自殺（一說被毒殺）。阿古柏的長子胡里為爭權奪位殺死其弟，率領殘部逃往喀什。白彥虎率領餘眾逃竄到開都河一帶。

清軍收復新疆過程中，英使威妥瑪多次對清廷展開恫嚇，此時又勸清廷停止進軍、將阿古柏勢力認作藩屬，海防派亦運作朝廷，清廷遂向左宗棠說明，“廷臣聚議，西征耗費巨款，今烏城、吐魯番既得，可以休兵”，並讓左宗棠“統籌全局”，提出己見。左宗棠上疏據理力爭，強調新疆的戰略意義、當前的大好形勢，並提出要在新疆實行省制，最後得以繼續新疆收復戰。

收復南疆

此時，沙俄又和土耳其發生戰爭，金順建議乘虛襲取被沙俄 霸佔的伊犁。左宗棠認為師出無名，反遭其謗，留下不打。同年8月，大軍從正道向西挺進，先收復南疆東四城（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10月間，西征軍先後收復喀喇沙爾（焉耆，7日）、庫車（8日）、庫爾勒（9日）、拜城（21日）、阿克蘇（10月24日）、烏什（26日），白彥虎一路西逃並劫掠秋糧。東四城既克，西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與和田）之敵自亂陣腳，相互攻殺。12月間，劉錦棠進軍，先後收復喀什噶爾（17日）、葉爾羌（18日）、英吉沙爾（24日），阿古柏的長子胡里與白彥虎逃往俄國。1878年1月2日（農曆仍為光緒三年），和田克複。至此，這場由英、俄兩國支持的阿古柏之亂乃告平息。見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魯特（今柯爾克孜族）十四個部落，爭相內附。

僅一年多時間，左宗棠就指揮西征軍，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領土。清廷嘉其功，詔封二等恪靖侯。新疆各地也於大小村鎮建立左公祠，燒香禮拜。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乘阿古柏侵佔新疆之機，派兵侵佔了伊犁，宣布“伊犁永遠歸俄國管轄”，但當時沙俄因克里米亞戰爭，比較虛弱，其駐華公使不得不在照會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說些外交辭令，稱佔領伊犁是為了“安定邊疆秩序”，“只因回亂未靖，代為收復，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服之後，當即交還”。但不料清軍果真收復了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城，被落了口實。左宗棠藉此強調俄方有歸還許諾在先，所以要先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伊犁問題。

1878年（光緒四年），左宗棠多次上書朝廷，討論在新疆設省以及收回伊犁，引渡胡里、白彥虎等事宜。他也與俄國方面有所交涉，並曾致書俄國土耳其斯坦總督康斯坦丁·彼得洛維奇·考夫曼，但無果。清廷派遣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進行談判。然而談判中，沙俄條件苛刻，且一邊談判，一邊白彥虎和伯克胡里不斷武裝侵擾中國邊境。

1879年（光緒五年），在沙俄的威逼下，崇厚簽訂《里瓦幾亞條約》 。左宗棠聞訊，向清廷陳奏分析利弊，並痛陳：“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加，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曷極！此可為嘆息痛恨者矣！”他提出：“為今之計，當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臣雖衰慵無似，敢不勉旃。”清廷被說服，於是治崇厚罪。

1880年（光緒六年），清廷派曾紀澤出使俄國，重議條約。與此同時，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進：命金順部出精河為東路；命張曜部駐特克斯河畔為中路：命劉錦棠部出布魯特游牧地為西路。左宗棠認為“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也，老懷益壯”，遂攜棺材由肅州出發入疆，坐鎮哈密親領後路聲援，並表示收復伊犁血戰到底的決心。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個月，為了減輕內地長途調運軍糧的困難，改善天山運道，修築盤曲山路；籌集糧秣，發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穀。並在哈密大本營加緊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此外，1880年（光緒六年）9月，左宗棠籌建已久的“甘肅織呢總局”（亦稱“蘭州機器織呢局”）正式開工，這是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

沙俄聞訊，火速增兵堅守伊犁，並派出艦隊游弋在海上，中國沿海省 市天津、奉天（今遼寧）、山東先後警報，都處於戒備狀態。清廷在此情形下，召回左宗棠，左宗棠交棒劉錦棠，踏上回京之旅。當時正值俄土戰爭結束后不久，沙俄相對虛弱，加之其他的種種考慮，不欲開戰，聞知左宗棠入京，反而擔心中俄全面決裂，在談判桌上終於讓步。

1881年（光緒七年）2月24日，曾紀澤與俄方代表訂立了《中俄伊犁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較之《里瓦幾亞條約》，中國雖賠款增加，並仍割去了伊犁霍爾果斯河以西之領土，但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帶地方，在領事等問題上也收回一些利權。次日左宗棠抵京。他對這一條約態度複雜，一面說“界務無損”、“商務亦尚相安”，對曾紀澤也讚揚道：“劼剛此行，於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差強人意也。”然而，他一年多后致信劉錦棠時又說：“伊犁僅得一塊荒土，各逆相芘以安，不料和議如此結局，言之腐心!”

1881年，左宗棠應詔至北京任軍機大臣兼在總理衙門行走，管理 兵部事務，在此期間參與練兵、治河、禁煙等事。但他與同僚不和，自己也不習慣於任職中樞。1881年（光緒七年）10月，左宗棠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任上，左宗棠興辦水利，改良鹽務，支持洋務，重視海防。 1883年（光緒九年），他還曾鎮壓王覺一起義。

1882年（光緒八年），沙俄正式交還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請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復伊始和西征大軍未撤之威，不失時機地建省設縣。這樣順應民心，有利於百廢待舉，恢復元氣，實行切實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懇切陳詞說服了清朝政府，同意著手在新疆建省。經過籌劃，1884年（光緒十年），新疆省正式建立。

1883年（光緒九年），越南局勢惡化。左宗棠上奏分析局勢，自請赴邊督軍，並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組成恪靖定邊軍，準備作戰。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請求，但未同意其親赴前線。

1884年（光緒十年）1月，左宗棠因目疾請求回籍調治。4月，因中法戰爭戰事緊張提前銷假，6月，入京任軍機大臣，並管理神機營事務。8月，孤拔所率法軍於在馬尾海戰全殲駐紮福建馬尾的中國海軍（習稱福建水師），破壞福州船政局。9月，堅決主戰的左宗棠奉旨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閩海軍務，挽救戰局。12月，左宗棠抵達福州，積極布防，並組成“恪靖援台軍”東渡台灣。

1885年（光緒十一年）3月，黑旗軍、恪靖定邊軍等在鎮南關得勝，奪取了諒山。清政府“乘勝即收”，令前線各軍停戰撤軍，與法國議和。左宗棠不滿，上《密陳要盟宜慎防兵難撤折》，但沒能改變清廷的方針。同時，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台灣道劉璈，使他們失去兵權。左宗棠上書朝廷為屬下鳴冤叫屈，並稱病求退。

1885年（光緒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連上兩折，其一請求專設海 防大臣，其二請求將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不久，清廷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台灣設省也終於實現。

1885年（光緒十一年）9月5日（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歲。他在臨終口授遺折時先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又說：“而越事和戰，中國強弱一大關鍵也。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懷恨平生，不能瞑目！”並提出諸多富強之策和對光緒帝的勸勉。清廷追贈太傅，謚號“文襄”。入祀京師的昭忠祠、賢良祠，並建專祠於湖南及他所立功的諸省。

參見：洋務運動與 清軍收復新疆之戰

《清史稿》：①宗棠為人多智略，內行甚篤，剛峻自天性。……國籓以學問自斂抑，議外交常持和節；宗棠鋒穎凜凜向敵矣，士論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故出其門者，成德達材不及國籓之盛雲。②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過人。廉不言貧，勤不言勞。待將士以誠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撫綏，眾至如歸。論者謂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則以王道行之，信哉。

胡林翼：①橫覽九州，更無才出其右者。②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 贊助軍事，遂已克複江西、貴州、廣西各府州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太戇、寬鐃少和之譏。要其籌兵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

潘祖蔭：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曾國藩：論兵戰，吾不如左宗棠；為國盡忠，亦以季高為冠。國幸有左宗棠也。

李鴻章：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爭，唯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詔，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為天下惜公。

彭玉麟：忠君愛國，直做到全始全終。

曾國荃：①東戡閩越，西定回疆，天恩最重武鄉侯，實同是鞠躬盡瘁。 ②壯聖主威靈於九萬里，聲光遠爍海東西。

翁同龢：其豪邁之氣，俯仰一世。

楊昌濬：用兵善於審機，堅忍耐勞，洞燭先幾。······克一城、復一郡，即簡守令以善其後。用人因材器使，不循資格；為政因時制宜，不拘成例。外嚴厲而內慈祥，所至威惠并行。甘省安插回眾十餘萬，不聞復有叛者；固措置之得宜，亦恩信之久孚也。廉不言貧，勤不言勞。綰欽符十餘稔，從未開支公費；官中所入，以給出力將士及親故之貧者。督兩江時，年七十餘矣；檢校簿書、審視軍械，事事親裁。居嘗以漢臣諸葛亮自命；觀其宅心澹泊、臨事謹慎、鞠躬盡瘁以經王事，可謂如出一轍。

劉錦棠：宗棠事無巨細精粗，必從根本做起，而要以力行。師行萬里沙磧之地，雖酷暑嚴寒，必居營帳與士卒同甘苦。壘傍隙地，悉令軍士開墾；荒蕪既辟，招戶承種，民至如歸。城堡、橋樑、溝渠、館舍，乘戰事餘暇，修治完善；蠶織、牧畜，罔不因勢利導，有開必先。軍興日久，文教浸衰；宗棠身在行間，講學不輟。每克一城，招徠撫綏，興教勸學。俄官索斯諾福斯齊遊歷，過甘闡說西教；宗棠接見，講《孟子》“三必自反”之義，俄官為之斂容。其能以誠感人如此。

光緒帝：大學士左宗棠，學問優長，經濟閎遠，秉性廉正，蒞事忠誠。由舉人、兵部郎中帶兵剿賊，迭著戰功，蒙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間，剿平發逆及回、捻各匪，懋建勛勞。穆宗毅皇帝深資倚任，畀以疆寄，洊陟兼圻，授為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運籌決勝，克奏膚功。簡任綸扉，優加異數。朕御極后，特命督師出關，肅清邊圉，底定回疆，厥功尤偉。竭謀贊畫，悉協機宜。旋任兩江總督，盡心民事，裨益地方，揚歷中外，恪矢公忠，洵能終始如一。

《御賜祭文》：①東平浙水，南靖閩都，西極崑崙，北清畿甸。②書勛則鐘鼎千秋，論治而堂廉一德。

林世燾：絕口不言和議事，千秋獨有左文襄。

吳汝綸：①公用兵，規遠勢，防後路，尤善審機，隨賊勢變化，不常其方略。②公性剛行峻，不為曲謹小讓。③公精吏事，所至恤民、興學、理財、治水利。閩浙裁兵加餉，各省援用為法。而於製造船炮尤兢兢。議者惜公才用之未竟其志也。

唐才常：左、彭（彭玉麟）二公之直燭巨奸，不顧身家，絕無附會。

裴景福：左文襄佐駱文忠（駱秉章），僅一幕職而得行其志，似愈於曾文正（曾國藩）之為相；奉命出征，發謀出慮，朝廷亦從不牽制，此老一生際遇，文正不如也。

楊昌濟：宋韓（韓琦）、范（范仲淹）並稱，清曾（曾國藩）、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范、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

劉體仁：①左文襄勛業，以幕客時為始。 ②左文襄幼年自負，幾不可以一世，人稱之為“小諸葛”，……其後豐功偉業，媲美武鄉，可稱佳話。常謂後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擬古。武侯所當曹操、司馬懿，對手較為勁敵。然文襄勛績，南平閩、越，西定河、湟，過於六齣祁山遠矣。

徐珂：①光緒初，帕夏之未平也，左文襄肅清關內，禡旗啟行。英使威妥瑪居間調停，倡議封帕夏為外藩，朝士和之，並為一談。文襄獨引邊荒艱巨為己任，力斥眾論，而西域遂平。 ②胡文忠之注重安慶，左文襄公宗棠之注重衢州，李文忠公鴻章之注重上海，皆謀之於豫，持之以恆，卒皆收其全功。

葛虛存：左文襄公，天資豪爽，圭角畢張，一切睥睨視之。……文襄剛毅強果，已屆耄年，精力不衰，雖日曆兵間疾苦，未嘗以況瘁形於顏色。······遇將士不尚權術，惟以誠信相感孚，貪夫悍卒一經駕馭，罔不帖然。……公雅喜自負，與友人書，恆末署老亮，以諸葛自況，砥礪剛介之操老而益力。

梁啟超：五百年以來的第一偉人。

譚嗣同：歷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左文襄晚達，故沈觀最久。

左欽敏：綜古今論之，鄧（鄧禹）、馬（馬援）、李（李光弼）、郭（郭子儀）中興帝室，無此戰績；衛（衛青）、霍（霍去病）、韓（韓琦）、范（范仲淹）功高邊塞，無此雄威。班定遠（班超）生入玉門，尚須陳乞；岳忠武（岳飛）痛飲黃龍，徒成虛名。勛名之盛，秦漢以後，誰與比倫？

朱孔彰：論者謂粵寇未平，無以制捻；捻寇未殄，無以制西陲叛回，其次序宜然。文襄盡瘁馳驅，白首臨邊，不易初志，功成名立，與日月爭光矣。當其排眾議，揣夷情，決勝算，我戰則克，何其智且勇也！語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偉矣哉！

亨利·阿加德·華萊士：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偉大人物之一，他將中國人的視線擴展到俄羅斯，到整個世界……我對他抱有崇高的敬意。

W.L.貝爾斯（威廉姆·萊斯利·貝爾斯）：左宗棠具有真 正偉大的靈魂。他是一位偉大的將軍，一個偉大的管理者，也是一個偉大的人。他在國外知者甚少，在他自己的國家裡也未享有應得的聲望。倘若他的同胞能仔細研究他的生平與功績，就能夠獲益匪淺。他熱愛自己的祖國，對國人在悠久歷史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深感自豪。他對古代聖賢懷有敬畏之心，且一直遵循聖賢之道。他為自己的祖國嘔心瀝血，毫無保留地奉獻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他懷有堅定的信念，深信國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為多災多難的祖國找到一條出路。左宗棠不愧為國家之光、民族之光。

蔡東藩：吳說似迂，左議近誇，但得吳可讀之一疏，見朝廷尚有效死敢諫之臣工，得左宗棠之一折，見疆臣尚有老成更事之將帥。光緒初年之清平，幸賴有此。或謂吳之爭嗣，何裨大局？俄許改約，全恃曾襲侯口舌之力，於左無與？······外交以兵力為後盾，微左公之預籌戰備，隱攝強俄，雖如曾襲侯（曾紀澤）之善於應對，能折衝樽俎乎？直臣亡，老成謝，清於是衰且亡矣。人才之不可少也，固如此夫！

蕭一山：國藩以嚴謹勝，宗棠以豪邁勝。

繆鳳林：唐太宗以後，對於國家領土貢獻最大的人物，當首推左宗棠，實非過譽。

王震：①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②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③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禦外侮，是值得讚揚的。

左宗棠著有《楚軍營制》（附條規）、《朴存閣農書》（失傳）等。其奏稿、文牘等於清末輯為《左文襄公全集》；20世紀80、90年代嶽麓書社與湖南省社科院又編纂了《左宗棠全集》，內容增較前書加了三分之一。《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七》亦收錄有其詩。

左宗棠自負，自詡為諸葛亮，常以“今亮”、“老亮”（與 被稱為“新亮”的郭昆燾相對）等自稱，時人也常以諸葛亮比之。《清稗類鈔》記載，左宗棠在陝甘總督任內，藩司為林壽圖，能詩善飲，性極詼諧，二人常飲酒談論。某日，林與宗棠正笑談間，前方捷報至，林盛稱宗棠妙算如神，佩服不已，宗棠拍案自誇道：“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隨即二人又談論人物，宗棠痛責時人自稱諸葛者之多，林拍案道：“此葛亮之所以為諸(豬)也。”左宗棠以為林是在諷刺自己，二人由此結怨。雖好自誇，左宗棠也自知有“氣質粗駁”的缺點，曾以“寡言，養靜二條實下功夫，強勉用力”。

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春天，兩江總督陶澍回鄉省親。途經醴陵，縣公館的一副對聯讓他怦然心動：“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這副對聯，表達了故鄉人對陶澍的敬仰和歡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為得意的一段經歷。走進公館，迎面是一幅山水畫，上有兩句小詩：一縣好山為公立，兩度綠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縣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載陶公一腔凜然正氣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這位60多歲的封疆大吏，當即提出要見見這詩文作者。而作者，便是左宗棠。

左宗棠布衣時，林則徐就聞其名。道光二十九年，林則徐途經湖南，終在長沙舟中得見。《清稗類鈔》記載，左宗棠早慕林則徐大名，急於相見，不料慌忙之間落入水中，一身濕衣爬上林則徐的船，行過禮后說：“聽說古時對待士人有‘三薰三沐’的禮節，‘三沐’已然拜領，不過‘三熏’還沒有。”林則徐笑道：“落湯雞了，還打什麼文語？快去更衣，別著涼。”兩人相談達旦。說道新疆局勢，林則徐忽然用手拍左的肩膀，嘆道：“他日完成我的志向的人，大概是你吧！”林還於舟中手書一聯贈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落款時林自稱“愚弟”，稱左為“仁兄”。左極感之，晚年猶懸此聯於齋壁。

二十三歲時，左宗棠曾自寫對聯：“身無 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三十年後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為兒女寫家訓時，也是寫的這副聯語。

左宗棠敬重陶澍和林則徐。林去世時，左曾題輓聯。若干年後他得以像陶、林二人一樣任職江寧（今南京），又給陶、徐合建專祠，並題聯：“三吳頌遺愛，鯨浪初平，治水行鹽，如公皆不朽；卌載接音塵，鴻泥偶踏，湘間邗上，今我復重來。”

在有關曾左失和的傳聞中，還有一些涉及對聯的故事，例如“季子自命才高，與人意計時相左”對“藩臣以心為國，問伊經濟又何曾”，又如“看如夫人洗腳”對“賜同進士出身”（其中有的類似聯句還被放到左李之爭中），但經考證，其可信度較低。著名的“發上等願”聯亦非左宗棠原作。

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處為幕友時，深得信任，權柄遂大。《清稗類鈔》稱，駱秉章終日飲酒行樂，政務委諸左，左對他說：“您好似木偶，沒有我牽著，哪裡動得起來呢？” 《庸庵筆記》則稱，世傳駱秉章一日聽聞撫署轅門傳來炮聲，趕忙問身邊人出了什麼事，回答說：“是左師爺在拜發軍報折。”駱點點頭，徐徐說：“要不把摺子拿來給我看看？”傳言雖有誇大，但左之“乾綱獨斷”亦可見一斑。當時巡撫駱秉章不過是兼右副都御史，而湖南人戲稱左為“左都御史”，以示左的權力還要超過駱。

《世載堂雜憶》稱，左任駱秉章幕僚期間，某次總兵樊燮來訪，拒絕行禮請安，左對輕慢於他的樊燮非常不悅，舉腳欲踢，大罵：“忘八蛋，滾出去！”（另說是左樊意見不合，左掌摑樊燮）后樊燮因事被駱秉章參劾（奏稿為左宗棠撰寫），為求反撲而控告左宗棠，意圖以此扳倒駱秉章，卻因潘祖蔭等人支持左宗棠而失敗，樊燮終被革職。

樊燮大怒，返鄉后，在先人牌位旁邊，寫下“忘八蛋滾出去”六個字之木牌，名為“洗辱牌”。並聘請名師教導其兩子，要求兩子在超越只有舉人功名（后破格御賜“進士”）的左宗棠，為父報復。且命令兩子有所成就前須身穿女裝：“考秀才進學，脫外女服；中舉人，脫內女服；中進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無罪。”后樊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緒三年（1877年）丁丑科進士，焚燒洗辱牌以告慰當時已作古的樊燮。至於左宗棠，則善待營救自己的潘祖蔭，曾以大盂鼎見贈。

按，研究者劉江華認為，左掌摑、腳踢樊燮諸事不可信。

左宗棠兩次率部西征，一路進軍，一路修橋築路，沿途種植榆楊柳樹。不出幾年工夫，從蘭州到肅州，從河西到哈密，從吐魯番到烏魯木齊，凡湘軍所到之處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連綿不斷，枝拂雲霄，這就是被後人所稱的“左公柳”。清代詩人肖雄有一首名詩，專為詠“左公柳”而作：

十尺齊松萬里山，連雲攢簇亂峰間。

應同笛里迎亭柳，齊唱春風度玉關。

左宗棠的同鄉及幕僚楊昌濬，應邀西行，見道旁柳樹成林，也有七絕一首：

上相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民國年間，羅家倫作詞的《玉門出塞》，首句即是“左公柳拂玉門曉”。

左宗棠在擔任兩江總督期間，為檢查江海防務，曾四次巡視上海。首次巡視時（1882年6月），左宗棠帶親兵數百人，有人（一說為工部局路警，另說為“租界工部局” ）告知左結刀持械通過須有照會。左宗棠大怒，說：“上海本中國地，外人只租借爾。以我中國軍人行中國之地，何照會之有？”他命令所有親兵槍實彈，刀出鞘。洋人不僅不敢阻攔，而且派巡捕沿途照料、清除道路，還換升中國龍旗，鳴炮十三響以迎接。此後巡視，洋人愈加恭謹有禮。第四次巡視時（1884年2月），外國洋行人員和英、美、德、俄、奧等國領事均前往坐船晉謁。

按，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將租界當局鳴炮十三響迎接左宗棠之事繫於1882年（光緒八年）首次巡視上海時，然據左宗棠致親友的書信，此當為1883年（光緒九年）事。

著名菜式左宗棠雞是彭長貴於1952年“海軍總司令”梁序昭宴請美國時任海軍上將阿瑟·威廉·雷德福時（另說70年代招待蔣經國時）發明，當客人問菜名時，彭因為自己是湖南人，希望菜名響亮又能與湖南有點關係，就隨口回答“左宗棠雞”。

• 曾祖父：左逢聖

• 曾祖母：蔣氏

• 祖父：左人錦

• 祖母：楊氏

• 父：左觀瀾（1778-1830）

• 母：余氏（1775-1827）

• 妻：周詒端，字筠心（1812-1870 [141] ），湘潭黃荊坪辰山人

• 妾：張氏

• 長兄：左宗棫（1799-1823）

• 二哥：左宗植（1804-1872）

• 兒子

1.長子：左孝威（1846-1873），字子重，周詒端所生。

2.次子：左孝寬（1847生）

3.三子：左孝勛（1853生）

4.四子：左孝同（1857-1924），字子異。

• 女兒

1.長女：左孝瑜（1833-1894 ），字慎娟，適陶澍之子陶桄，著有《小石屋詩草》。

2.次女：左孝琪（1834-1873），字靜齋，未適人，著有《猗蘭室詩草》。

3.三女：左孝琳（1837生），字湘娵，張氏所生，適湘潭黎福昌，著有《瓊華閣詩草》。

4.四女：左孝瑸（1837-1870 ），字少華，適湘潭周翼標，著有《淡如齋遺詩》。

• 左景伊

• 左景鑒

• 左煥琛

• 左煥琮

• 左景權

• 延藏法師

（家族成員參考資料）

參 見：左宗棠墓

左宗棠墓位於長沙縣跳馬鄉白竹村，從黃興鎮過東山大橋，南行約2公里，即可見公路邊的“重修左宗棠墓碑記”。從碑后登數十級石階，“清太傅大學士屬靖侯左文襄公之墓”躍入眼帘。墓前有石砌平台，配以石桌、石鼓、石香爐。兩側華表刻聯語：“漢業唐規西陲永固；秦川隴道塞柳長青”。

左宗棠舊居分佈於湘陰、湘潭、北京等地。左宗棠在湘陰故居包括 湘陰界頭鋪鎮新光村左家段（即“左宗棠家祠”）和柳庄。1844年，32歲的左宗棠用教書薪水的積蓄約900兩白銀在柳家沖置薄田70畝，親自設計監工，建成了這座佔地4.29畝、有48間房屋的磚木住宅。因其摯愛柳樹生命力旺盛、百折不撓，起名“柳庄”。從1844年柳庄建成入住到1857年遷居長沙，左宗棠與他的家人陸陸續續在柳庄居住了13年。位於湘潭的桂在堂是左宗棠入贅周家時的舊居，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左宗棠在北京的故居，位於北京市東城區西堂子衚衕25-27號，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過程中，烏魯木齊城幾乎是兵不血刃。1876年（光緒二 年）8月18日，劉錦棠部架大炮於六道彎山樑上，僅施放一炮，炸毀一處城牆，清軍官兵奮勇殺入城內，殘敵如驚弓之鳥狼狽逃竄，烏魯木齊一舉克複。後來，人們在六道灣山樑上修建了炮台，命此炮台為“一炮成功”以資紀念。炮台垮塌后，後世重新建造了左宗棠雕像、炮台及“一炮成功”紀念館。雕像旁邊銘刻對聯：“左公張正氣，千年神武靖邊；火炮卷狂飆，一發雄威退敵。”

除新疆外，在左宗棠故鄉湖南湘陰興建的左宗棠文化園，同樣樹立左宗棠雕像：左宗棠手握地圖，目視疆土的形象，表現了他不畏強勢、敢於擔當的愛國情懷。

清國史館編《國史本傳》 ，羅正鈞纂《左文襄公年譜》 ，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卷五《左文襄公宗棠別傳》 ，《清史列傳》卷五十一《大臣畫一傳檔后編七·左宗棠》 ，趙爾巽等《清史稿·列傳一百九十九·左宗棠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