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書堂

1925年工人罷工遊行相關圖片

1919年小學畢業。1920年考入青島四方機廠藝徒養成所。曾多次參加工人罷工鬥爭，逐漸成為工人運動的骨幹。

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4月，任中共四方支部幹事。同年5月，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返回青島后，連續組織了三次大規模的工人罷工鬥爭。7月，為躲避軍閥張宗昌的緝捕回到高密。8月，他創建了中共高密城市支部並任支部書記。黨支部建立后，積極開展宣傳活動，發展黨員。

1926年5月，他按照中共山東地委的指示，重返青島，協助鄧恩銘整頓黨、團、工會組織。同年秋，鑒於高密黨員發展快，黨支部建立多，經中共山東地委批准，他回高密組建了中共高密地方執行委員會並任書記。

1927年3月，任中共山東區委特派員。10月，任中共山東省委常委。11月後，任省委工人部長。

1929年2月，代理省委書記。3月，由中共中央派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30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后遭誣陷，入獄多年。

1953年平反昭雪。

1954年6月回國，先後任外貿部機械進出口公司工具處科長兼俄語翻譯、副處長、山東省機械廳技術處長。1956年中組部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

傅書堂，原名傅餘慶，高密縣城北關人，1905年1月5日生於一個以打鐵鋦盆為業的家庭。1919年秋，傅書堂高小畢業后，到高密火車站車頭房當擦車夫。次年春，考入青島四方機廠藝徒養成所學鐵匠。1923年8月間，這個廠的工友為反抗廠方無理開除工人舉行罷工，迫使廠方收回成命。通過這次鬥爭，使傅書堂認識到：工人只有團結起來和統治者進行鬥爭，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從此，他便積極參加黨所領導的工人運動。1924年春，他從青島四方機廠藝徒養成所卒業，轉入化學試驗室任試驗生。同年夏，經鄧恩銘、孫秀峰(后叛變)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參加過短期的國民黨工作。

1925年2月初，在膠濟鐵路大罷工運動中，傅書堂被選為罷工委員會領導人之一。2月8日，膠濟鐵路全線停車。翌日，他即領導四方機廠工人舉行罷工。2月10日，北洋軍閥政府交通部實行讓步，膠濟鐵路全線恢復通車。這天，傅書堂和幾位工人代表去找廠長談判未成，遂繼續罷工。終於迫使路局接受了工人們提出的條件，罷工獲勝。四方機廠工會宣告成立，立即有1400多人踴躍參加。3月，膠濟鐵路總工會成立時，傅書堂被選為秘書和執行委員會副委員長。

1925年5月上旬，由蘇聯回國的李慰農到青島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成立了中共四方支部，李慰農任書記，傅書堂任幹事。接著，他們領導日本紗廠近兩萬工人舉行反壓榨、反虐待的大罷工，歷時22天，又取得勝利。 1925年5月1日，傅書堂和倫克忠代表青島工人出席了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傅書堂向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劉少奇彙報了青島工人罷工情況，引起了全國總工會的高度重視。會後，傅書堂陪同劉少奇來青島視察工運。劉少奇指示大家要提高警惕，防備敵人報復，並準備再次舉行罷工。果然不出所料，5月29日反動軍警突然包圍了四方各廠工會，摘去牌子，並強令一律解散。為此，紗廠工人進行了二次罷工，結果遭到日本人和軍閥的屠殺。翌日，上海又發生了“五卅”慘案。傅書堂義憤填膺，於6月8日出面組織“膠濟鐵路滬青慘案後援會”，宣傳、募捐，支援遇難工人家屬，發動群眾抵制和買賣英、日貨物。6月14日，他又按黨組織的部署，領導四方機廠的1700多名工人舉行遊行示威。行至大窯溝時，青島警察廳廳長率軍警攔住去路。傅書堂挺身而出，

四方機車廠工人慶祝罷工勝利的全體合影

義正詞嚴地斥責：“日本人殺死我們的同胞，不能置之不理。今天我們正是要向那些劊子手示威！”接著，工人們一擁而上，高呼著“打倒英、日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口號，衝破武裝封鎖線，到日本領事館所在地和日本人聚居的聊城路示威，併到警察廳和膠澳督辦公署請願。

為了團結全市人民，擴大反帝統一戰線，傅書堂還出面聯絡青島市各界有影響的人士，成立了“青島各界聯合會”，並於6月16日召開了由各界3萬多人參加的雪恥大會。隨後，又成立了“青島市各界外交促進會”和青島市總工會，大大促進了反帝愛國運動的開展。

傅書堂等工會成員的活動，使敵人既恨又怕。他們借找工會代表談判為名，妄圖一舉捕獲。傅書堂等洞悉敵人的陰謀，遂相約隱蔽。1925年6月底，四方機廠將傅書堂開除。但他並沒有被屈服。7月25日，傅書堂參與並領導了各紗廠舉行的第三次罷工鬥爭，搞得敵人驚恐萬狀。7月26日至27日，山東軍閥張宗昌在日本資本家收買下，派大批軍警封閉了“膠濟鐵路滬青慘案後援會”，搗毀了四方機廠和各紗廠工會，逮捕了青島市工人領袖李慰農和青島《公民報》主筆胡信之先生等，並下令通緝鄧恩銘、傅書堂等60多人。7月28日，傅書堂先安排好倫克忠、韓文玉去京請願，然後乘火車返回高密暫避鋒芒。

傅書堂回到家鄉，隱居在一個親戚家中，很快就和車站工人尚魯民、程雲祥(后叛變)取得聯繫。

他們都是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和“五卅”運動的骨幹，對英、日帝國主義和軍閥張宗昌的暴行深惡痛絕。傅書堂和他們談心，進行革命教育，幫助他們提高階級覺悟，介紹他們入了黨。8月間，在傅書堂家中秘密建立了高密縣第一個黨支部——城市支部，傅書堂任書記。11月間，又在尚魯民家中建立起火車站支部。隨後在欒家莊、南郭庄、張魯集等村建黨，成立支部。在此期間，傅書堂的家既是支部駐地，又是黨的交通站，黨員經常來彙報情況，研究工作。傅書堂的父親傅炳勛知道兒子的朋友都是些受壓迫的窮人，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因此，他便主動地進行掩護，對外人常說，他們上門是找我鋦盆鋦缸。兒子失業無收入，家中困難，他就串街幹活，把掙來的錢招待過往的同志。傅玉真是傅書堂的二妹，在高密髮網廠工作。她每天下班后，除了在家門口為同志們站崗外，晚上，還要幫助傅書堂油印傳單。高密縣城關逢五排十是大集，黨員們常在四、九晚上秘密出動，把自印的和上級發來的傳單貼在人多顯眼的地方。消息不脛而走，人們傳說；共產黨快來了!

1926年春，傅書堂介紹二妹玉真到青島鈴木絲廠做工，

以掩護兩位在青島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不久，他遵照上級黨的指示，隨同鄧恩銘重返青島，秘密整頓和恢復黨、團和工會組織。經過一段艱苦工作，恢復了四方機廠和鐵路機務段黨支部，並在各紗廠和祥太木廠成立了黨小組，還和一些失掉聯繫的黨員接上關係。他冒著被捕的危險，登門撫恤青島遇難工人家屬，給被害的《公民報》主筆胡信之先生的母親和妻子送去大洋500元，並代表黨組織予以寬慰。此時，高密已發展了7個黨支部，幾十名黨員，並建立起共青團支部。傅書堂根據組織決定，於同年下半年回到高密，在其家中秘密建立起中共高密縣委，他任書記。不久，傅書堂與李淑秀結婚，李淑秀成為縣委機關的掩護者。

1927年春，高密縣委在火車站和建立黨支部的村莊辦起了工人、農民夜校，教工農學技術、學文化，並進行革命教育。車站黨支部領導的遊藝團，每逢過節就進行宣傳活動。他們借演出之便，先後將革命傳單放在了縣衙門的公案上，貼到了警備隊的大門口，搞得敵人惶惶不安。

1927年3月，傅書堂調濟南市工作。5月底，在市北葯山村黨的秘密機

關被張宗昌的軍隊捕去。拷問7天，懷疑他是共產黨員或國民黨員，但因無實據而獲釋。6月，大軍閥孫傳芳敗退山東，其部屬陸殿臣等駐膠縣、高密，正在醞釀膠高獨立。傅書堂奉命回高密，與縣委書記尚魯民一起，以國民黨的名義打入陸部，同其參謀長設立了起義指揮部，傅書堂任組織部長，尚魯民任宣傳部長。與此同時，高密縣委號召黨員與工人積極分子參加兵運。他們先在丈嶺以西拆毀了一段鐵路，斷絕了交通，進而鼓動士兵反對軍閥混戰，響應北閥革命軍。在宣布高密獨立時，全城即降下了“五色旗”，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不料，起義的第四天，陸殿臣就在孫傳芳的威脅下動搖變卦。傅書堂等隨即撤出，起義失敗。

1927年10月，中共山東省執行委員會成立，傅書堂被選為常委，任工人部長。此時，傅書堂攜妻子李淑秀和妹妹傅玉真調往濟南，並以遷居的新家作為黨的秘密機關，由李淑秀、傅玉真做掩護工作。為了確保安全，她們在家門口掛上“張公館”牌子，對外佯稱“車隊長”家。當時敵人盤查很嚴，有幾處黨的秘密機關迭遭破壞，傅書堂的家也不得不經常搬遷，但省委的負責同志仍不斷地去那裡開會。李淑秀、傅玉真負責警衛兼送信，並為黨組織妥善保管槍支。這一年，傅書堂出席過天津全國鐵路代表大會，被選為執委委員。

1928年6月，傅書堂按照省委決定，同劉子久一起到高密，會同縣委王元盛、田泗、宋國瑞等在高(密)諸(城)安(丘)3縣邊區的南郭庄、陳家官莊一帶，組織貧民會，發動濰河農民舉行秋收暴動。9月，當地農民持土槍、土炮、長矛等武器，展開了抗糧、抗捐、抗稅和搶秋鬥爭。10月4日晚，他們在南郭庄召開了群眾大會，宣布貧民會為當地農民政權。隨後，燒了幾家地主的房子，分了他們的糧食，沒收了5支手槍。土豪劣紳膽戰心驚，紛紛自動減租。暴動持續了一個多月，后在地主聯庄會的殘酷鎮壓下失敗。傅書堂等回到濟南。

1928年底至翌年1月，王復元和王用章相繼叛變，使山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鄧恩銘等多人被捕。1929年2月，中央決定將叛徒認識的老黨員一律調離山東，原省委書記盧福坦(后叛變)調中央另行分配，傅書堂代理省委書記。1929年3月2日，傅書堂奉命赴蘇聯留學，臨行前，他對李淑秀和傅玉真講明有關情況，並說：“革命就是這樣，必須付出代價，以至犧牲。”還懇切地囑咐：“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和黨保持聯繫。你們也要保重，要堅信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傅書堂去后不幾天，一位負責同志前來對李淑秀說，傅書堂已安全出境，不必挂念，並將一項向青島傳送槍支的任務委託給她。第二天上午10點以前，李淑秀即一手抱著出生才幾個月的兒子，一手提著藏有兩支手槍的點心盒子，到火車站售票口東面，臉朝正北，和一位火車司機(黨的地下交通)接對了暗語，把點心盒子交給他帶往青島。隨後，黨組織將李淑秀、傅玉真安排到青島，把傅玉真送到雞子公司做工。在這裡，傅玉真遇到了原在高密車站入黨的青年擦車工丁維樽，不久，便與他結了婚。4月，經黨員田泗介紹，傅玉真入了黨。

傅書堂赴蘇后，黨中央派張英到青島協助剷除叛徒王復元。當時，叛徒在濟南，黨組織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動員一名可靠婦女和張英扮作假夫妻去濟鋤奸。適逢傅書堂的大妹傅桂蘭為看望嫂嫂和妹妹待在青島，傅玉真和李淑秀知道組織決定后，感到事關重大，立刻動員傅桂蘭前往。傅桂蘭起初感到為難，但想到為了革命事業，便很快應允下來。她毅然拆開長髮辮子，綰起婦人纂，隨張英乘車赴濟。不幸，二人在老悅來棧被捕。傅桂蘭遭敵刑訊，但始終咬定名叫單娟，張英是其“新婚丈夫”，張英在濟第一公安分局受刑，夜間偽裝肚子痛，從廁所越牆逃走，返回青島。傅桂蘭被迫留濟，后抑鬱病故。

不久，傅玉真發現丈夫丁維樽行蹤異常，便和嫂子提高了警惕。一次，丁要到高密執行反革命任務，傅玉真當即以回娘家省親為由，與其同行。一進高密站，傅玉真見到幾位黨員，她馬上遞了個眼色，讓他們走脫。但有的卻沒來得及防備，竟遭毒手。

丁已叛黨，無可置疑。傅玉真回青和嫂子商量后，便悄悄地向市委負責人牟洪禮作了彙報。兩天以後，張英通知她，黨組織決定立即懲辦丁維樽。傅玉真聽后，心中雖有難言之處，但她決心大義滅親，遂與張英商定了具體辦法。

8月10日晚間，張英來到傅玉真家，說黨中央來人要找丁談話。丁不願去，經傅玉真姑嫂好言相勸，終於去了，過了一會兒，遠處傳來兩聲槍響，丁被處決。約在夜間兩點鐘，警察慌慌張張地跑來叫門，說丁在滋陽路口被殺。傅玉真故意放聲痛哭，至現場，又嚎啕不止。

次日，敵人將傅玉真姑嫂傳去審問，結果什麼線索也沒查到。接著，叛徒王復元又跑到傅玉真家挑撥離間，要她到國民黨市黨部去工作，以便“替夫報仇”，要李淑秀把傅書堂叫回來，免得在蘇聯“受罪”。傅玉真立即報告黨組織，並指引張英認準了王復元。8月16日下午，張英、王科仁在山東路(今中山路)110號新盛泰鞋店內處決了王復元。消息傳開，敵人十分震驚。敵人再次將傅玉真姑嫂傳去，由德國人偵察長盤問，結果仍未得到任何東西，只好放還。但敵人並不死心，立即調大批特務赴青，濫捕濫殺無辜群眾。此時，傅玉真與黨組織失去聯繫，被迫同李淑秀回到高密。之後，她們與曾任中共高密縣委委員、時在諸城郵局工作的馬馥塘取得聯繫。馬馥塘在得知傅書堂的通訊地址后，秘密和他通信。

1930年1月，國民黨高密縣黨部查獲傅書堂的來信。2月4日，敵人派叛徒郭金祥等逮捕了馬馥塘，同時抄了傅書堂的家，其三妹傅秀雲(馬園街女學學生)被捕。經組織營救和女學校長保釋，傅秀雲出獄，但因受過分刺激，精神一度失常。李淑秀在家侍奉雙親，含辛茹苦，因生活艱難，曾賣掉自己的傢具，帶著孩子到火車站上揀煤核，還到青島做了一年工。這期間鄰居、親戚怕受傅書堂留蘇的牽連，不敢前去接近她。她給婆母去治病，有的醫生只給開個方就推出了事。還有個別人竟風言風語地說：大杠子(傅書堂的綽號)真狠心，把老婆孩子扔在家裡受罪，自己到蘇聯去留學。也有人同情她，勸她把書堂叫回家來。李淑秀沒有那樣做。她時刻記著傅書堂去蘇前所說的話，堅定地等待著勝利的到來。傅玉真由於再次和黨組織失去聯繫，曾到青島大康紗廠做工，尋找黨組織未成。到1934年馬馥塘出獄，才與其取得聯繫。次年，他倆結婚，輾轉到萊陽、禹城、泰安等地，堅持革命鬥爭。1938年傅玉真參加了八路軍山東縱隊，建國后先後到濟南、北京，一直從事托幼工作。傅書堂的小弟康寧(原名餘聲)，抗日戰爭前期即從家鄉奔赴解放區參加革命，從事新聞工作。后蒙受冤枉，下放農村，降級使用。打倒“四人幫”后始得昭雪，任聊城地區文委主任。

傅書堂於1929年3月奉命赴蘇后，入莫斯科中國共產勞動大學學習。1930年由中共黨員轉為聯共候補黨員。1931年被聯共清委決議臨時開除黨籍，派遣到高爾基城參加工廠建設。在工廠，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和政治工作，出色地完成生產任務，因此，在汽車工廠建成后，該廠黨部和領導機關曾發給榮譽證書，並送到南俄休養，同時請求聯共中央批准恢復其黨籍，並留廠工作。到1936年前後，蘇聯肅反機關再次對傅書堂進行審查。9月，被高爾基城內務部逮捕。翌年8月，傅書堂被判刑5年，送至農莊勞動。由於他不畏艱苦，工作認真積極，尤其是在戰爭年代表現突出，經農莊上書、蘇聯政府有關機關批准，於1943年8月釋放，被留在農莊任飯堂主任、麵包爐總管。1946年10月，調至烏合塔城煤油聯合製造公司工作，先後任商業飯堂、休養所飯堂生產主任等職。1951年，傅書堂與得過5枚獎章的護士列別傑娃結婚。1954年4月初辭工，辦理歸國手續。

1955年春，傅書堂攜俄籍夫人及兒子回到祖國懷抱。列別傑娃見到李淑秀一直等待著傅書堂，對公婆侍奉到老，深受感動，便主動提出離婚回國。傅書堂與闊別26年的夫人李淑秀團聚，甚感欣慰。此時，李淑秀巳年近半百，其子已在抗日戰爭期間夭折。李淑秀曾奉勸傅書堂另娶妻室，書堂卻甘願與其相伴到老，再不分離。

不久，傅書堂被安排在外貿部機械進口公司工具處任處長兼翻譯，后調任山東機械廳技術處處長。有的同志認為安排較低，他卻表示：“我自從入黨那天起，根本就沒想做官。”還說：“我能從蘇聯回國，就感到很高興了！能為祖國工作我就很滿意了！”他說做一致，一直以衰弱之軀堅持工作，盡心竭力，埋頭苦幹。經其本人一再申請，中央組織部於1956年10月22日作出決定，恢復其中國共產黨黨籍。

1958年，傅書堂被確診為腸癌，住院治療。1960年手術后，在腸子已截去大半的情況下，仍堅持撰寫青島、高密黨組織早期活動情況，為黨史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