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園中棗樹

“人言百果中，唯棗凡且鄙，皮皴似龜手，葉小如鼠耳。”一開始，詩人似乎只是客觀地陳述了當時人們對棗樹的普遍看法：“在各種果樹中，唯有棗樹平凡而又低賤，原因是它樹皮裂，像凍裂的手，樹葉細小，像老鼠的耳朵。”詩人以“龜手”的醜陋，鼠耳的猥瑣來刻畫棗樹，描繪得很真實，也很形象，彷彿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讀者對它的厭惡。前面冠以“人言”，就顯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懷疑。

詩人巧妙地利用了讀者的這種模糊的感覺，為最後的急轉直下，憑空出奇作好了鋪墊。

“胡為不自知，生花此園裡，豈宜遇攀玩，倖免遭傷毀。”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遞進和展開。詩人先以一種指斥和嘲諷的口吻批評棗樹“怎麼這樣沒有自知之明，在這杏園中開花呢？”唐代科舉習俗，新中的進士都要到杏園設宴遊玩。園內佳木雲集，景色秀麗。因此詩人嘲弄它不該到此爭芳鬥豔，以貽笑大方。詩人在這裡抒發了自己心中憤激的感情。那些氣焰炙人的達官顯要，專橫跋扈，目中無人，外表雍容華貴，內心卻空虛骯髒。詩人躑躅其中，不免有力單勢孤之感，同時更有對這些人的深深的蔑視。這裡的嘲諷是一種清晰的反嘲。接著，詩人筆鋒一轉，又對棗樹進行安慰：“哪裡適宜人們攀折賞玩，不過也幸而免遭傷害毀壞。”詩人對棗樹孤獨寂寞不受賞識的際遇表達了自己的同情，憤激之餘，借道家“無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極思想以自慰。

詩人在《雲居寺孤桐》中表達了類似的思想：“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當如此。”詩人後期避禍全身，大約和這種思想是有一定關係的。

“二月曲江頭，雜英紅旖旎；棗亦在其間，如嫫對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長安城東南，是唐代著名的風景遊覽區，與杏園相距不遠。詩人將讀者引出杏園，拓寬視野，在更大的範圍上進行比較，以加深主題。“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樹生花，風光旖旎，棗樹孤立其間，猶如嫫母和西施相對而立。”據《列女傳》，嫫母是黃帝的妃子，長得很醜，但有賢德。

西子即西施，是春秋時越國美女，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為丑、美兩極的象徵。詩人把棗樹置於婀娜多姿、爭芳鬥豔的二月春樹的環繞中，更加襯托出了它的醜陋、卑瑣，以及它立身尷尬的情形。這是繼開頭的貶抑后的進一步的渲染，通過鮮明的對比形成強烈的藝術效果。同時，它也引起讀者的翩翩聯想，在陽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個衣衫襤褸，形容猥瑣的士子走在一群衣著華麗、神采飛揚、笑語喧騰的才子仕女中間，那是很奇特的一種場面。以上是這首詩的第一部分，它通過議論、反問、對比等手法，突出棗樹的平凡、低賤、醜陋。

“東風不擇木，吹煦長未巳。眼見欲合抱，得盡生生理。”如果說此前詩人對棗樹的同情還隱約閃現在對棗樹的貶抑中，那麼，從這裡一開始，詩人就直截了當地表達了自己對它的喜愛之情：“東風卻誰也不嫌棄，不停地吹拂讓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樹，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詩人的語氣儘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卻含著一種傲然自愛之氣。無論人們的鄙視，嘲弄，棗樹不會枯萎，也不會改變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頑強地生長，在沉默和孤寂中壯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擊著與它對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視。君愛繞指柔，從君憐柳杞；君求悅目艷，不敢爭桃李；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繞指柔，語出劉琨《重贈盧諶》：“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原指鋼韌性極好，不易折斷。

這裡形容溫柔婉順的媚態。在白居易的詩中，繞指柔多用於貶意，以諷刺那些苟合曲從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劍》一詩有：“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這幾句的意思是，“游春的人們，請你們回頭看一眼：假如你們喜愛柔順的媚態，請你們去觀賞柳樹杞樹，假如你們追求悅目嬌艷，那麼沒有什麼能比得上桃樹李樹，如果你們要製作大車，作輪軸的卻必須是棗樹的樹榦。”在這裡，詩人使用排比句式，語氣促迫，一改前文那種舒緩的節奏。詩人先柳杞后桃李，將人的視線引開，然後陡然一轉，如飛瀑直下，驚心動魄，點出全詩的主題。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讀者驚嘆之餘，又反思前文，頓悟柔順的柳杞，嬌艷的桃李，實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卻質地堅密。棗樹才是真正能擔負重任的偉材。

與白居易的眾多詠物詩一樣，這首詩也蘊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嘆身世，或在哀憐同道，或指諷權貴閥閱，或存心帝王回顧，或在演繹詩人對人生的觀察，或兼而有之。就詩歌自身的內容來看，它主要抒發一種對人們屈沒賢材，爭逐虛名的不滿與憤慨，並勸諭執政者能明察賢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輪軸之材，肩負起治國的重任。這是一首哲理詩。棗樹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揚。它生在繁花似錦的杏園中，更令游春之客鄙棄。詩人的價值觀卻與眾不同，認為棗樹雖然不如柳杞柔可繞指，不如桃李賞心悅目，但“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對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評。

這首詩在藝術表現上是十分成功的。從總的結構上看，詩歌採用了先抑后揚、欲取先與的寫法，即所謂“卒章顯志”。這種結構在諷諭詩中多有使用。其次是採用對比手法。全詩不僅有同物的對比，如柳杞桃李與棗樹的對比，嫫母與西施的對比，也有物與景的對比，如棗樹與杏園的秀麗、與曲江池的旖旎風光的對比，也有自身的對比，如棗樹外貌的醜陋與內在秀美的對比。通過對比，棗樹的形象變得更加突出鮮明，產生了很好的藝術效果。在語言上，這首詩除了具有平淡淺易的特色外，還具有用字精確、刻畫細緻等特點。

公元807年（元和二年）白居易由盩厔縣尉遷翰林學士。次年五月，授左拾遺。一時間，詩人似乎仕途通達，春風得意，大有知遇之感。同時，也自以為有了臣世濟國，一展鴻圖的機會。於是他終日“食不甘味，寢不遑安”，勉力於“有闕必諫，有違必陳”。以至任職一月，既“諫紙忽滿箱。”然而，他的盡忠職守，直言敢諫，並不被統治者所欣賞。憲宗皇帝就對他深懷不滿。同時，他的孤傲的性格，不畏豪強的激切言論，也深遭權貴的嫉恨。因此，他常常感到苦悶和孤寂。

正如他在《長安正月十五》中寫到的：“喧喧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游。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從政愈久，他對黑暗的現實政治了解愈深，對權貴豪門專權，賢士才俊屈沉下僚的不合理現象就愈加不滿：“悲哉為儒者，力學不知疲。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遲。”“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勛戚資。”（《悲哉行》）《杏園中棗樹》這首詩大約就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寫出的。杏園，在長安城南朱雀門街東第三街通善坊，和曲江相連，為當時新進士宴遊之所。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與元稹並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有“詩魔”和“詩王”之稱。

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

其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公元846年，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