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經胡城縣

題目是“再經胡城縣”，詩人自然會由“再經”而想到“初經”。寫“初經”的見聞，只從縣民方面落墨，未提縣宰；寫“再經”的見聞，只從縣宰方面著筆，未提縣民，這就留下了廣闊的想象餘地。如果聽信封建統治階級所謂“愛民如子”之類的自我標榜，那麼讀到“縣民無口不冤聲”，只能設想那“冤”來自別的方面，而不會與縣宰聯繫起來；至於縣宰呢，作為縣民的“父母官”，必然在為縣民伸冤而奔走號呼。讀到“今來縣宰加朱紱”，也准以為“縣宰”由於為縣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獎，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詩人在寫了“初經”與“再經”的見聞之後，卻對縣宰的“朱紱”作出了“便是生靈血染成”的判斷，頗有幾分匪夷所思之感。

結句引滿而發，對統治者的揭露與鞭撻不留餘地，這與常見的含蓄風格迥乎不同。但就藝術表現而言，詩中卻仍然有含而不露的東西在，因而也有餘味可尋。“縣民無口不冤聲”既然是“去歲”的見聞，那麼縣民喊的是什麼冤以及喊冤的結果如何，詩人當然記憶猶新，但沒有明寫。縣宰加朱紱“既然是“今來”的見聞，那麼這和縣民喊冤的結果有什麼聯繫，詩人當然很清楚，但也沒有明寫。而這沒有明寫的一切，這就造成了懸念。最後，詩人才把縣宰的朱紱和縣民的鮮血這兩種顏色相同而性質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結合在一起，寫出了驚心動魄的結句。詩人沒有明寫的一切，就都見於言外，獲得了強烈的藝術效果。縣宰未加朱紱之時，權勢還不夠大，腰桿還不夠硬，卻已經逼得“縣民無口不冤聲”；如今因屠殺冤民而贏得了上級的嘉獎，加了朱紱，嘗到了甜頭，權勢更大，腰桿更硬，他又將幹些什麼，詩人也沒有明寫，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強的震撼力。

全詩構思巧妙，詩人描寫了他兩次路過胡城縣的見聞，把這兩次見聞寫進詩中，構成對比，使主題更加鮮明醒目，詩人是安徽池州人，他不畏惹禍，對同省一位紅得發紫的“父母官”公開鞭撻指責，足見其為民鳴冤請命的精神和過人的膽識，更表現了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殘暴無恥。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會的本質就在這對比中表現出來了。全詩語言直白淺顯，卻話中有話，寓意深刻，詩人在有限的篇幅中，最大限度地融入了社會生活，達到了言淺意不淺，言盡意不盡的效果，體現了他獨特的藝術風格。

劉永濟《唐人絕句精華》：三四句所以斥責之意嚴矣，非止於諷刺也。如此縣官，實乃民賊！蓋唐末兵禍頻繁，因而剝削加劇，縣令乃直接人民之官，剝削人民即由其經手，剝削愈甚，則愈得上級之歡心，於是有朱紱之賜。荀鶴另有《亂后逢村叟》七律一首，反映更為具體。

後世影響

這首詩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清末的劉鶚在長篇小說《老殘遊記》中，寫山東巡撫玉賢因害民陞官的詩句“血染頂珠紅”便是從這首詩的最後一句脫化而出的。

杜荀鶴（約846—約904），字彥之，自號九華山人。漢族，池州石埭（今安徽省石台縣）人。他出身寒微，中年始中進士，仍未授官，乃返鄉閑居。曾以詩頌朱溫，后朱溫表鑒他，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故入《舊五代史·梁書》（《舊五代史·卷二十四·梁書第二十四·列傳第十四》有其傳）。

他以“詩旨未能忘救物”（《自敘》）自期，故而對晚唐的混亂黑暗，以及人民由此而深受的苦痛，頗多反映，如《山中寡婦》的避征無門，《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中官兵的遍搜珠寶，亂殺平民，甚至拆古寺，掘荒墳；《再經胡城縣》中酷吏的殘忍，縣民的含冤，都是這一時期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其詩也明白平易，且都是近體詩，但也失之淺率，不甚耐讀。他自稱【苦吟】，從技巧上說，未必如此。《滄浪詩話》將他列為一體，翁方綱不以為然，在《石洲詩話》中說：【咸通十哲，概乏風骨……杜荀鶴至令嚴滄浪目為一體，亦殊淺易。】《苕溪漁隱叢話》引《幕府燕閑錄》，也謂鄙俚淺俗，惟宮詞為唐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