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殘遊記

《老殘遊記》寫一個被人稱做老殘的江湖醫生鐵英在遊歷中的見聞和作為。老殘是作品中體現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搖個串鈴”浪跡江湖，以行醫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同情人民群眾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俠膽義腸，盡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

全書隨著老殘的足跡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東一帶社會生活的面貌。

劉鶚會撰寫《老殘遊記》一書，原本是為了幫助朋友。在義和團亂后沒幾年，京曹中有沈虞希與連夢青二人，因素與天津日日新聞的方葯雨為友。一日，沈虞希偶將朝中事告知方葯雨，方氏將其揭露於報 端，清廷獲悉后大為震怒，嚴辦泄密之人，且株連甚廣，沈氏被逮杖斃，連夢青倉皇遁走上海，連氏到上海后，家財盡失，無以為生，只依賴賣文糊口。劉鶚知其人孤介，不願受人資助，因此動筆寫小說送他，以增加其稿費收入。

劉鶚的寫作動機本為助人，但他生當亂世，目睹國事糜爛，再加上自己一生事業上的失敗以及政治理想的幻滅，《老殘遊記》事實上也是他個人情感的寄託。他曾在書中自敘：「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國家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由此可知，《老殘遊記》為當時中國社會之縮影，更是作者一部以文字代替哭泣的著作。

江湖文俠

《老殘遊記》開篇即介紹了老殘的職業，“從此也就搖個串鈴，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江湖當行種類繁多，將老殘固定為郎中的職業，自然寄予了“診治患者病痛”到“解決社會危機”的象徵意義。小說的第一回《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便以醫治黃大戶渾身潰爛的奇病暗示了治理黃河水患一事，點明了本書作為晚晴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對於現實的高度介入。這種對現實的介入不是一個普通郎中力所能及之事，而是源於老殘“俠”的身份。俠是江湖中不可或缺的、人人嚮往與尊敬的角色。與之前的俠義公案小說不同，老殘並非職業俠客，甚至看不出一絲會武術的跡象。然而，武俠二字，俠優於武，行俠正義匡正謬誤者，哪怕毫無功夫，也可配得上一個“俠”字。李歐梵論《老殘遊記》時，稱老殘為“文俠，而文俠用頭腦與藥草，而不是憑藉刀劍，來洗雪社會的不公” 。“儒”的“以文亂法”和“俠”的“以武犯禁”，一直以來被視作最為珍貴的兩種品質在文俠的身上合二為一。

通情達理學識淵博的俠客形象並不是什麼破天荒的創舉。《三俠五義》中，“錦毛鼠”白玉堂則文武雙全，武功一節自不必多言，文學一節亦能題詩忠烈祠，“詞語雖然粗俗，筆氣極其縱橫，而且言簡意深，包括不遺”。但在老殘這一“文俠”身上，“文”對“武”已經形成了壓倒性優勢。晚晴在遭受了西方物質文明的衝擊后破敗不堪，在以往的文學描述中對抗社會不公的最大利器——武術，對此毫無辦法，俠義精神的傳統只能在文人的身上得以延續。

從仗劍的俠客到執筆的文人，是在文學傳統中佔據重要地位的江湖人的主體身份的一次轉變，同時也反映了在社會轉型的大風浪中，文人對救黎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英雄主體的想象不經意間完成的轉換。中國主流現代文學的譜系中缺少俠客的身影，恰恰展現了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側面。

半個官人在《老殘遊記》中，老殘與官府的關係可以用若即若離來形容，算是半個官人，庄宮保、黃人瑞、王子謹、白子壽這些官員無不對其敬重有加，治水斷案等公事如何決斷也常向老殘請教一二，可當“宮保要他搬進衙門去住，替他捐官”時，他便“半夜裡逃走了”。王德威教授認為，“《三俠五義》之類的小說所表述的，並非一代中國人對皇權天威的幻想，而是一種深沉的幻滅” 。

探討《老殘遊記》對政治制度的態度或者說動蕩時局下官府該承擔何種責任，不妨將目光聚焦於小說第一回中老殘的一個頗帶點神秘的色彩的夢境。夢境中，洪波巨浪上好不危險的大船是書中極其重要的意象，暗喻了陷入困境的中國。在老殘看來，“駕駛的人並未曾錯”，也就是說中國的癥結並不在於政治體制。真正殘害人民的是船上的水手。對應到現實中，指代的是在官僚體系中的個體的官員而非官僚體系本身。在這樣的前提下，小說給我們展現了一個極為弔詭的狀況：為解救含冤受屈的賈魏氏免遭酷吏剛弼的毒手，老殘必須藉助官階更大的庄宮保的紫花大印，而正是這個在賈魏一案中扮演著青天大老爺角色的庄宮保，在治理水患的過程中要了不計其數的黎民百姓的性命。令人驚訝的是，對黃人瑞說出“天下事冤枉的多著呢，但是碰在我輩眼目中，盡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罷了”的老殘，對庄宮保沒有絲毫責怪，僅僅是輕描淡寫地歸咎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身臨其境去想，老殘又該如何是好呢？雖然極力拉開與官府的距離，但畢竟無法完全置身其外，必要的時候，還得藉助大官的勢力阻止小官才能為民伸冤。《老殘遊記》認定中國社會的罪魁禍首是黑暗的官場風氣而極力維護正統的政治制度，殊不知，官場風氣的墮落可能恰恰源於一直以來奉行的政治制度。這當然是與官場若即若離的老殘所不能體會到的，所以他只能繼續若即若離下去，為清官害人之事憤慨不已又無法放棄對清明政治的想象。

奇異清官

劉鶚筆下的“清官”，其實是一些“急於要做大官”而不惜殺民邀功，用人血染紅頂子的劊子手。玉賢是以“才能功績卓著”而補曹州知府的。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衙門前12個站籠便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於朝棟一家，因和強盜結冤被栽贓，玉賢不加調查，一口咬定是強盜，父子三人就斷送在站籠里。董家口一個雜貨鋪的掌柜的年輕兒子，由於酒後隨口批評了玉賢幾句，就被他抓進站籠站死。東平府書鋪里的人，一針見血地說出了玉賢的真相，“無論你有理沒理，只要他心裡覺得不錯，就上了站籠了”。玉賢的邏輯是：“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語說的好，‘斬草要除根’。”為了飛黃騰達，他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屠刀。老殘題詩說，“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他們的本質。剛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絕巨額賄賂，但卻倚仗不要錢、不受賄，一味臆測斷案，枉殺了很多好人。他審訊賈家十三條人命的巨案，主觀臆斷，定魏氏父女是兇手，嚴刑逼供，鑄成駭人聽聞的冤獄。小說還揭露了貌似賢良的昏官。山東巡撫張宮保，“愛才若渴”，搜羅奇才異能之士。表面上是個“禮賢下士”方面的大員，但事實上卻很昏庸。他不辨屬吏的善惡賢愚，也判斷不出謀議的正確與錯誤。他的愛才美德，卻給山東百姓帶來了一系列的災難。“辦盜能吏”玉賢是他賞識的，剛弼也是他倚重的，更為嚴重的是他竟錯誤地採用史鈞甫的治河建議，廢濟陽以下民埝，退守大堤，致使兩岸十幾萬生靈遭受塗炭。在小說中楔入的桃花山一段插話中，著重寫了隱居在荒山中的兩個奇人□姑和黃龍子。通過兩人的言行宣揚了作者所信奉的太谷學說，同時對當時的革命運動，即所謂“北拳南革”，即北方的義和團和南方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了惡毒的詆毀和詛咒，攻擊他們都是“亂黨”。義和團來勢猛，他說“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革命黨起勢緩慢，他認為“莫說是皮膚小病，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的”；告誡人們不要“攪入他的黨里去”，表現出對事物發展趨勢悲觀的一面。小說的第一回，就是作者對於當時政治的象徵性圖解。他把當時腐敗的中國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將被風浪所吞沒的破舊帆船。船上有幾種人：一種是以船主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指當時上層的封建統治集團。作者認為他們“並未曾錯”，只是因為是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不意遇上了風浪，所以毛了手腳，加上未曾預備方針，遇了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就沒有依傍。再一種人是乘客中鼓動造反的人，比喻當時的革命派，污衊他們都是些“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英雄”。宣揚如果依了他們，“這船覆得更快了”。還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則是指那些不顧封建王朝大局、恣意為非作惡的統治階級爪牙。作者對他們也很反感，視為罪人。

從小說的總體構思來看，對官僚政治的批判與對文化心態的反思形成互補結構。酷吏的立身根柢便是宋儒理學。書中寫了兩個帶有反理學、反禁慾色彩的女性，即《初集》中的玙姑和《二集》中的逸雲。她們屬於哲理型或曰思辨型的女性，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罕見的新形象，堪稱空谷幽蘭。桃花山一夕夜話，作家讓自己筆下的理想女性娓娓道出宋儒的虛偽和矯情，表現了對於壓抑個性、遏制情慾的倫理道德的深刻憎惡。

此外，劉鶚顯然試圖使作品涵納自己的政治思想以至哲學思想。首回危船一夢，以象徵的手法，將晚清國勢的危殆、各派政治力量對時局的立場和態度，做了寓言式的圖解。劉鶚無疑反對“北拳南革”，他所開出的治世藥方是：補殘。所謂“三元甲子之說”，雖蒙上神秘預言色彩，實質也蘊涵著循序漸進的社會變革意識。書中桃花山夜話數回，則顯然是在弘揚太谷學派的教義，表現了對中國未來命運的預測。

小說同時也是作家心靈歷程的自白。從“送他一個羅盤”至於“眾怒難犯”，概括了劉鶚一生奮鬥的失敗史以及痛苦的心靈歷程：由補殘、哭世至於出世，《二集》和《外編》瀰漫著佛老悲天憫人的宗教氛圍。

《老殘遊記》自1903年誕生於刊報連載，隨即在清末八股舉士制度被廢棄后的小說大潮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從民間到一流學者兩方面的高度關注和讚譽。除廣為人知的胡適、林語堂在1925和1933年分別為新版《老殘遊記》寫序推介之外，根據發現的、刊登於1905年9月22日《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則海報，另有當時“中國文界最上乘”之三君子，也對《老殘遊記》表示推崇備至：“嚴幾道（復——筆者注，下同）先生云：“中國近一百年內無此小說’。梁任公（啟超）出重價購其全稿，擬編入《新小說》印行。王君晉庵（國維）深通英文，曾譯心理、倫理、物理等學科教科書，能讀英國最深文理之書。讀《老殘遊記》嘆曰：‘不意中國亦有此人！可與英國最高小說平行。’此三君子者，皆中國文界最上乘也。其推崇如此，則此書之價值可想矣。”

魯迅在評論《老殘遊記》時寫道：“摘發所謂清官之可恨，或尤甚於贓官，言人所未嘗言，雖作者亦甚自喜”。“敘景狀物，時有可觀。”

它流傳甚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學名著。《老殘遊記》應是繼《紅樓夢》之後又一部上乘的“文化小說”，而且是一部古往今來誕生於中華民族、在全世界範圍上具有超一流精神、文化、文學和藝術境界的巔峰之作。

作品地位

清末劉鶚創作的《老殘遊記》，被魯迅先生評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內容豐富，意蘊深 邃，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翻譯成多國文字，在國內外影響巨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學名著。

《老殘遊記》的藝術品位甚高，留下蛻舊變新的明顯印記。首先是敘事模式的轉變，由說書人敘事轉為作家敘事。小說具有濃郁的主觀感情色彩，作家的創作個性和主體意識得到充分弘揚。小說視角也由傳統的全知敘事轉為第三人稱限制敘事。其次是心理分析手法的運用。《二集》中寫斗姥宮姑子逸雲講述她與任三爺熱戀的長篇自白，就是一種大膽嘗試。作家的筆鋒觸及人的潛意識中最隱秘的心弦震顫，將一個青春少女對於情慾、物慾的強烈渴求和盤托出，頗有現代心理分析的意味。而《老殘遊記》最突出的藝術特色是體現了中國小說由敘事型向描寫型的轉變。摻入詩和散文的筆法，開拓審美空間，其文筆之清麗瀟灑，意境之深邃高遠，都達到很高境界。白描自然景色，尤見藝術功力。如寫大明湖秋色，於梵宇僧樓、蒼松翠柏間點染一株半株濃艷的丹楓，頓覺秋意盎然。寫黃河冰封棱怒，則蒼莽遒勁。書中關於音樂的兩段描寫：明湖居白妞說書，精彩絕倫，妙譬連珠，極形清音瀏亮，悠揚雲表之妙。第十回“驪龍雙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聲葉箜篌”，則天機清妙，不同凡響，毋寧說是作家在傾訴心聲。《老殘遊記》所有的這些寫作手法都為後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精彩的範例。

發展狀況

《老殘遊記》在國外

論到中國近代小說在國外的影響當首推劉鶚的《老殘遊記》。自魯迅先生把它譽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的代表作之後，胡適也給予它很高的評價（《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個世紀（1903—2003）以來，《老殘遊記》印行的各種中文版本有186種之多（據樽本照雄：《增補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2002年齊魯書社出版），此外，《老殘遊記》又被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朝鮮文等8種文字，在海外廣為流傳。

西方人接觸中國近代小說，大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早觸摸的近代小說就是劉鶚的《老殘遊記》。早在1929年《老殘遊記》的片斷譯文《歌女》（The Singing Girl，小說第二回黑妞白妞說書）即在《亞洲》（Asia）雜誌（11月號）上發表，譯者是亞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此書雖是一個選譯本，但西方人卻是由它開始認知了劉鶚的藝術才能。1936年，林語堂又將《老殘遊記》二集六回，譯成英文，題名《泰山的尼姑》（A Nun of Taishan），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在西方亦頗流傳。1951年，林譯本又在美國約翰·戴出版社出版了修訂本，改名為《寡婦、尼姑和名妓》，1971年西點格林伍德出版社再版。1939年，英文全譯本出現，首先是林疑今、葛德順的譯本，題名《行醫見聞》（Tramp Doctor's Travelogue），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接著又有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老殘遊記》譯本（1947年南京獨立出版公司出版）問世，1948年，這個譯本又由倫敦的阿蘭及岸溫有限公司出版。80年代，外文局出版“熊貓叢書”介紹中國文學，《老殘遊記》用的就是楊譯本。楊譯本在西方有較大的影響。此後，又有多種全譯本出現，比較重要的還有哈羅德·沙迪克（Harold Shadick）的英譯本，1952年由美國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沙迪克出生於美國，后移居加拿大，畢業於多倫多大學。上世紀30年代曾在燕京大學任西語系主任、教授，精通中文並熟悉中國文化，故他譯的《老殘遊記》較忠實於原著，特別是書中的許多註釋對了解小說很有幫助。譯本中還有若干插圖，是小說文化內涵的形象化，頗受西方讀者歡迎，故這個譯本在西方比較流行，曾多次再版。在英譯本中，還有H·Y·揚德、G·M·泰勒合譯的《老殘先生》（Mr. Derelict），系節譯本，1948年喬治·愛倫和恩文有限公司出版。此外，還有捷克文譯本，譯者為捷克著名漢學家普實克（Javoslav Prú□ek，1906—1980），該書1946年出版，有長篇序言：《劉鶚及其小說〈老殘遊記〉》，對在東歐傳播《老殘遊記》頗有貢獻。盛成的法譯本於1984年由伽利瑪七星文庫推出。盛成（1899—1996），中國人，早年留學法國。上世紀80年代回國前曾一直在法國進行文學創作與研究，其譯本在法國頗有影響。俄譯本《老殘遊記》（莫斯科，1958）的譯者為謝馬諾夫（B.Семанов），他還是近代另一部著名小說《孽海花》的譯者，對近代小說的譯介頗感興趣。謝馬諾夫是前蘇聯著名的漢學家，上世紀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學進修過一年，他是蘇聯少有的研究近代小說的專家，有《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外國文學在中國》（載《十九世紀文學交流史論叢》，莫斯科，1962）和《魯迅與他的前輩作家》（莫斯科，1967）等論著。

《老殘遊記》的日譯本有10多種，但多是選譯和節譯。第一個全譯本出現在20世紀的40年代，譯者是岡崎俊夫，1941年由生活社出版。1960年又將此譯本收入東京平凡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全集》第28卷，1965年又收入《東洋文庫》第51卷，1969年平凡社又以《老殘遊記·續集》（初集20回、二集6回）的書 名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大系》第51卷。《老殘遊記》初集20回仍為岡崎俊夫的譯本，二集6回由飯朗教授翻譯。這是《老殘遊記》日譯本中最全的本子。譯者岡琦俊夫（1909—1959），系日本著名的文學翻譯家。他1934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中國哲學科，后專門從事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1934年，他與竹內好、武田泰淳等人組織“中國文學研究會”，致力近現代文學的翻譯，譯過巴金、丁玲、趙樹理等人的作品。他的《老殘遊記》譯本，質量很高，在日本視為權威譯本。二集的譯者飯朗（1907—），也是日本著名的中國文學研究家，是“中國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成員，編纂《中國文學》，除翻譯《老殘遊記》二集外，還譯有《紅樓夢》、《家》和《駱駝祥子》等。

《老殘遊記》還有德文譯本（德國漢斯·屈柏納Hans Kuhner譯，1989年出版）、匈牙利文譯本（鮑羅尼譯）、韓文譯本等，據所知，《老殘遊記》一書有8種文字的數十種譯本在國外出版傳播。

關於《老殘遊記》的研究論著也很多，其中較早有代表性的是捷克著名漢學家普實克的《劉鶚及其小說〈老殘遊記〉》，此文很有影響，一是作為他譯本的長篇序言，又同時發表於《東方文庫》（1946），后收入他編著的《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集》（1970）。此文對劉鶚的生平及其小說思想內涵作了較全面的詮釋，指出《老殘遊記》是一部寓意深刻的現實主義小說，稱讚“這本書是古老的中國文明在其衰落之前的最後一篇偉大的讚歌。”另一方面，普實克又指出《老殘遊記》的創新性。他說：在20世紀初的所有作品（指近代小說）中，“《老殘遊記》可能最接近於現代文學，它也可能因此備受西方讀者歡迎，並不斷被譯為多種文字”。（《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頁）普實克的評論在國際漢學界有一定的影響。

美籍華人夏志清的評論也頗引人注目。他寫有《老殘遊記：藝術及意義剖析》（台灣《清華學報·中國研究》，1969年第2號），後來又改為《〈老殘遊記〉新論》。夏氏對《老殘遊記》評價甚高。他針對過去一般文學史家多認為《老殘遊記》結構鬆散、藝術不完整的看法進行評論。他說：從劉鶚在《老殘遊記》中所表現出的藝術才能來看，他“不是不會撰述面面俱圓的故事”，而是他“不滿以情節為中心的小說，有野心包攬的完整性，以與他個人對國計民生的看法互相呼應”。他說：“《老殘遊記》文如其題，是主人翁所視、所思、所言、所行的第三人稱的遊記”，“這遊記對布局或多或少是漫不經心的，又鐘意貌屬枝節或有始無終的事情，使它大類於現代的抒情小說，而不似任何型態的傳統中國小說。”夏氏認為劉鶚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近乎革命式的成就”。夏氏所謂“近乎革命式的成就”，主要指《老殘遊記》打破了中國傳統的古典小說以情節為中心的敘事模式，就這一意義上來講，夏氏的話並不過分。夏氏還稱讚小說第十二回老殘在黃河大堤上面對雪月交輝的自然景象那一段心理獨白：”由眼前景象想起謝靈運的詩，又想到《詩經》中的話，再聯想到現在的國家寫得很好，顯示了劉鶚抒情小說家的真正本領，因為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向來對主角的主觀心境不肯著力描寫”，而劉鶚卻“摸索（著）以意識流技巧表現這種情景，不但這裡如此，好幾處亦如此，且同樣精采，這確是戛戛獨造的。”夏氏是美籍華人中研究近現代文學的著名學者，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的評論在國內外引起了一定的反響，毫無疑問，他的評論提高了《老殘遊記》的文學地位。

在國外研究《老殘遊記》的學者中，樽本照雄也是一位非常值得注意的學者，他是日本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尤其是小說）著名專家，日本大阪經濟大學教授。樽本氏對於《老殘遊記》情有獨鍾，寫有關於《老殘遊記》的文章30餘篇，多數收入他的三個文集：《清末小說閑談》（1982）、《清末小說論集》（1992）和《清末小說探索》（1998）中，他近三年來有關《老殘遊記》的文章多見於《清末小說即》年刊和《清末小說から》等雜誌，在日本及海外學術界均有影響。其中有對小說思想和藝術的評論（如《試論〈老殘遊記〉》等），但更多是樽本氏對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的發掘與考證，其中尤以對《老殘遊記》的版本、文字的異同、劉鶚生平的考證用力最多、成績最大。其他如美國學者馬幼垣的《劉鶚》和《讀劉鶚〈老殘遊記·二編〉存疑》、加拿大特蘭德·赫利奇的《〈老殘遊記〉：諷喻敘事》、德國漢斯·屈柏納的《劉鶚的政治思想》、英國約翰·D·科爾曼的《有和沒有向盤：〈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和清代儒家傳統的消亡》、日本的小野忍和中野美代子關於劉鶚及《老殘遊記》的評論、韓國吳淳邦的《晚清諷刺小說的諷刺藝術》等，都是研究《老殘遊記》的代表作。一個世紀以來，各國漢學家對體現了作者政治思想、道德觀念、美學理想和富有哲理意味而在藝術上又有創新的這部近代小說表現了巨大的熱情。

在全球範圍內，能夠引起如此強烈反響的中國近代小說，《老殘遊記》獨佔鰲頭。《老殘遊記》多種文字譯本的出現和對其思想意蘊、藝術技巧的研究，無疑提升了這部近代小說在全球的知名度。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又把它列為世界名著之一，可以預料，《老殘遊記》將會受到全球更多漢學家的關注和更多不同膚色讀者的喜愛。

《老殘遊記》自1903年誕生於刊報連載，隨即在清末八股舉士制度被廢棄后的小說大潮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從民間到一流學者兩方面的高度關注和讚譽。除廣為人知的胡適、林語堂在1925和1933年分別為新版《老殘遊記》寫序推介之外，根據發現的、刊登於1905年9月22日《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則海報，另有當時“中國文界最上乘”之三君子，也對《老殘遊記》表示推崇備至：“嚴幾道（復——筆者注，下同）先生云：“中國近一百年內無此小說’。梁任公（啟超）出重價購其全稿，擬編入《新小說》印行。王君晉庵（國維）深通英文，曾譯心理、倫理、物理等學科教科書，能讀英國最深文理之書。讀《老殘遊記》嘆曰：‘不意中國亦有此人！可與英國最高小說平行。’此三君子者，皆中國文界最上乘也。其推崇如此，則此書之價值可想矣。”

魯迅在評論《老殘遊記》時寫道：“摘發所謂清官之可恨，或尤甚於贓官，言人所未嘗言，雖作者亦甚自喜”。“敘景狀物，時有可觀。”

它流傳甚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學名著。《老殘遊記》應是繼《紅樓夢》之後又一部上乘的“文化小說”，而且是一部古往今來誕生於中華民族、在全世界範圍上具有超一流精神、文化、文學和藝術境界的巔峰之作。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首次向全國中小學生髮布閱讀指導目錄》。

主版

《老殘遊記》共20回，光緒二十九年(1903)發表於《繡像小說》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載於《天津日日新聞》始全。

續集

劉鶚還曾寫有《老殘遊記》續集，作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之間。據劉大紳說，共有14回，今殘存9回。1934年在《人間世》半月刊上發表4回，次年良友圖書公司出版6回的單行本。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老殘遊記資料》收錄了后3回。續集前6回，雖然也有對官僚子弟肆意蹂躪婦女惡行的揭露，但主要的是通過泰山斗姥宮尼姑逸雲的戀愛故事及其內心深入細微的思想活動，以及赤龍子的言談行徑，宣傳了體真悟道的妙理。后3回則是描寫老殘游地獄，以寓其懲惡勸善之旨。

外編

此外還殘存《外編》4700餘字，寫於光緒三十一年以後。除《老殘遊記》外，劉鶚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術》，治河著作《歷代黃河變遷圖考》、《治河七說》、《治河續說》，醫學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鐵雲藏龜》、《鐵雲藏陶》、《鐵雲泥封》，詩歌創作《鐵雲詩存》。1980年齊魯書社出版了《鐵雲詩存》，其詩清新俊逸，功力頗深，反映了他的一些行蹤和思想感情。

劉鶚（è），原名夢鵬，又名孟鵬，譜名振遠，字雲摶、公約，又字鐵雲，別署洪都百鍊生。祖籍江蘇丹徒，1857年10月18日生於江蘇六合；1909年8月23日去世於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劉鶚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從小得名師傳授學業。他學識博雜，精於考古，並在算學、醫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類拔萃的成就，被海內外學者譽為“小說家、詩人、哲學家、音樂家、醫生、企業家、數學家、藏書家、古董收藏家、水利專家、慈善家”。他涉獵眾多領域，著述頗豐，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他所著《老殘遊記》備受世人讚譽，是十大古典白話長篇小說之一，又是中國四大諷刺小說之一。劉鶚本人也是富有學識又得不到抱負的人。

劉鶚精於算學、醫學、水利，並留心西洋科學。個性放曠不拘，所見不同於流俗，觀察時事尤其犀利。早年曾於揚州行醫，后改行經商（劉鶚28歲曾在江蘇淮安開過菸草店，31歲又在上海開過書店，但都因經營不善而倒閉）.光緒14年（西元1888）黃河決口於鄭州，便投效河督吳大澄，山東巡府張曜，協助治河，后因治河有功，聲譽大起，被保薦以知府任用。曾上書建議修築鐵路，利用外資開採山西煤礦，興辦實業（指工商企業），以利民生，時人不解其用心，交相指責，視為漢奸。光緒26年（西元1900）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太倉粟（京師官方穀倉里的糧食）為俄兵所據，他向聯軍以低價購得太倉粟，賑濟饑民，全活甚眾，卻因被控私購太倉粟，流放新疆，住在烏魯木齊一座寺廟的戲台底下，靠為人治病度日，最後病死於迪化（今烏魯木齊）。著有《老殘遊記》、《鐵雲藏龜》、《歷代黃河變遷圖考》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