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珍

原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王珍,曾用名楊毅,出生於1916年5月17日,河北保定人,是中共黨員。畢業於山西潞城北方大學文教學院。

人物簡介


王珍(1916.5.17-)曾用名楊毅。女,河北保定人,中共黨員。山西潞城北方大學文教學院畢業。
王珍生在災難的舊中國,成長在祖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時代。192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京漢鐵路全線的工人大罷工。父親是京漢鐵路工人,住漢口江岸。工人們轟轟烈烈的鬥爭,震撼了她幼小的心靈,和鄰居家的小女孩(從湖北黃陂來),就靜悄悄地坐在房門前,聽她說在黃陂蘇區當兒童團的故事,共產黨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孩子們都拿著紅纓槍,在村頭高坡上站崗、放哨、查路條,她還會唱許多蘇區歌曲,給她童年的心裡以無限美好的嚮往。

個人經歷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寇佔領,她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讀書,班主任面對全班同學,憤怒斥責日寇強佔中國領土,斥責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痛斥日寇殘殺東北同胞,使千百萬東北人民家破人亡的罪行。
1935年日寇又向華北進攻了,她的啟蒙老師秘密回東北參加武裝抗日。她和同學王本英先後到達上海參加抗日救亡工作。7月到上海,9月即到“山海工學團”陳家木橋小學教書,認識了戴紀康、吳立奇。“山海工學團”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主辦的,校長是張勁夫。她每天教農民孩子讀書,每周日都到陳家木橋總團去聽課學習。聽主講教師陶行知講“怎樣做小先生”,金仲華講“世界知識”,艾思奇講《大眾哲學》,李公朴、王造時講《日寇侵華史》,冼星海教唱抗戰歌曲。“山海工學團”是最親密的革命大家庭,在這裡參加了中國青年反帝大同盟。
同年11月調到上海楊樹浦路余日章一校教書,余日章是基督教名人,地下黨以紀念他為名辦了三所小學,兩所在楊樹浦,一所在英租界,一校校址在日商大康紗廠對面沈家灘貧苦工人聚居地。初期只有一間前樓,校長鍾民。戴紀康負責領導大康紗廠和附近工人黨小組。她和毛鳳山共四個人工作生活在一起。
北京“一二·九”運動爆發后,王本英來到一校,學校擴建為一幢樓房,有了兩個教室和宿舍,何實嗣、林一心也住在學校,和鄭伯克一起領導學校工作。
1936年初到南京路,跟隨何香凝、沈茲九、史良和上海救國會的許多工人學生市民參加國際“三·八”婦女節大會,會後遊行示威大隊高呼:“反對日寇強佔我國東北、華北”;“反對日寇殘殺我國同胞,要求國家收復失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隊穿過租界,進入閘北,被軍警衝散。
193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國難教育社張宗麟同志為她和戴紀康同志結婚舉行婚禮儀式。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寇發動了滅亡全中國的戰爭。林一心即分派戴紀康到皖東北泗縣,在泗縣縣長黎純一領導的政訓處任副主任,正主任朱伯庸(四川人,共產黨員)。“八·一三”日艦用重炮轟擊閘北、江灣、浦東。上海立即成了大火海。日機隨即狂轟濫炸屠殺人民,千千萬萬的工人、市民扶老攜幼擁進租界,余日章一校二校和“山海工學團”的同志們都集中到三校。地下黨立即把難民所作為工作重點之一,分派她到難民所幫助解決最迫切的吃飯問題,把上海各界捐助的衣被分送給難民禦寒,動員大批工人學生到農村去開展游擊戰爭,抗擊日寇侵略。11月中國軍隊撤離南市,上海淪陷。林一心即分派她和吳為真乘難民船去泗縣找戴紀康。
泗縣是國共合作抗日的大環境,城內駐紮著國民黨專員孫伯文和共產黨員縣長黎純一(留法勤工儉學,陳毅的戰友)領導的政訓處和五個縣常備大隊(每隊約150人),她和吳為真分派到第一常備大隊任指導員,上級黨的領導是張勁夫同志。指導員的任務是隨軍駐守在泗縣城外,和大隊士兵一起學習打靶射擊,每日出操前講述日寇侵華暴行血淚史,講保家衛國抗擊日寇,教唱抗戰歌曲。
1937年12月日寇攻人南京,殘暴屠殺南京三十多萬市民,八萬多婦女遭到日寇的強姦和殺害,就在此時泗縣縣長黎純一,卻遭到國民黨專員孫伯文的武裝襲擊,被迫退出城內,轉移到城東北青陽。很快日寇就進攻到泗縣,孫伯文棄城逃走,泗縣淪陷。縣領導黎純一立即呈文狀告孫伯文,隨即率領我們堅決抗擊日寇,狠狠地打擊敵人。他們天天打仗,夜夜行軍,在轉戰、鬥爭中每天都有傷亡,但抗戰士氣高昂,頑強戰鬥,誓死保衛祖國保衛人民。最大的傷亡是指導員馬文瑞所率領的五大隊和部分學生抗日宣傳隊,被日寇包圍全部犧牲。
1939年3月,國民黨派新專員盛子瑾到達泗縣接管,任命黎純一到靈壁縣時村當流亡縣長,沒想到5月黎純一的抗日部隊又遭到日寇的進攻,戰鬥持續整整一天,她和非戰鬥人員轉入山區和大隊失掉聯繫,直到深夜才在一個小村子里找到大部隊。當時朱伯庸、戴紀康同志決定,叫她暫到安徽阜陽縣抗建中學校長任崇高處生孩子。11月孩子尚未滿月,黎純一從泗縣來,對她說:“我被解職,部隊已改編,說戴紀康同志是托派,被打死在半城,臨刑還高呼“共產黨萬歲!”她因此與黨組織失去聯繫。
當時,遍地狼煙、走投無路,抗建中學女教師寧坤順介紹她到田糧處當會計,至1945年8月日寇無條件投降,她立即把孩子戴後生寄養在周木匠家裡,從上海坐船經天津回到北京母親家,後由劉清揚介紹到解放區山西潞城北方大學文教院學習。見到了當年主婚的張宗麟同志,並向他提出戴紀康冤案,但當時無法解決。北方大學學習完以後,介紹她到華北局,由華北局分派到河北省博野縣教書。在以後的12年教育崗位上,工作成績突出,畢業班學生的升學率很高。但是,1958年批判她是“讀書做官論”;文革中又被強制改造。
文革后,黨在1981年7月13日由中共中央組織部(81)干審字717號,決定為戴紀康同志平反,恢複名譽。1982她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1983年轉為老幹部離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