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珍

王珍（1916.5.17-）曾用名楊毅。女，河北保定人，中共黨員。山西潞城北方大學文教學院畢業。

王珍生在災難的舊中國，成長在祖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時代。192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京漢鐵路全線的工人大罷工。父親是京漢鐵路工人，住漢口江岸。工人們轟轟烈烈的鬥爭，震撼了她幼小的心靈，和鄰居家的小女孩(從湖北黃陂來)，就靜悄悄地坐在房門前，聽她說在黃陂蘇區當兒童團的故事，共產黨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孩子們都拿著紅纓槍，在村頭高坡上站崗、放哨、查路條，她還會唱許多蘇區歌曲，給她童年的心裡以無限美好的嚮往。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寇佔領，她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讀書，班主任面對全班同學，憤怒斥責日寇強佔中國領土，斥責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痛斥日寇殘殺東北同胞，使千百萬東北人民家破人亡的罪行。

1935年日寇又向華北進攻了，她的啟蒙老師秘密回東北參加武裝抗日。她和同學王本英先後到達上海參加抗日救亡工作。7月到上海，9月即到“山海工學團”陳家木橋小學教書，認識了戴紀康、吳立奇。“山海工學團”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主辦的，校長是張勁夫。她每天教農民孩子讀書，每周日都到陳家木橋總團去聽課學習。聽主講教師陶行知講“怎樣做小先生”，金仲華講“世界知識”，艾思奇講《大眾哲學》，李公朴、王造時講《日寇侵華史》，冼星海教唱抗戰歌曲。“山海工學團”是最親密的革命大家庭，在這裡參加了中國青年反帝大同盟。

同年11月調到上海楊樹浦路余日章一校教書，余日章是基督教名人，地下黨以紀念他為名辦了三所小學，兩所在楊樹浦，一所在英租界，一校校址在日商大康紗廠對面沈家灘貧苦工人聚居地。初期只有一間前樓，校長鍾民。戴紀康負責領導大康紗廠和附近工人黨小組。她和毛鳳山共四個人工作生活在一起。

北京“一二·九”運動爆發后，王本英來到一校，學校擴建為一幢樓房，有了兩個教室和宿舍，何實嗣、林一心也住在學校，和鄭伯克一起領導學校工作。

1936年初到南京路，跟隨何香凝、沈茲九、史良和上海救國會的許多工人學生市民參加國際“三·八”婦女節大會，會後遊行示威大隊高呼:“反對日寇強佔我國東北、華北”；“反對日寇殘殺我國同胞，要求國家收復失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隊穿過租界，進入閘北，被軍警衝散。

193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國難教育社張宗麟同志為她和戴紀康同志結婚舉行婚禮儀式。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寇發動了滅亡全中國的戰爭。林一心即分派戴紀康到皖東北泗縣，在泗縣縣長黎純一領導的政訓處任副主任，正主任朱伯庸(四川人，共產黨員)。“八·一三”日艦用重炮轟擊閘北、江灣、浦東。上海立即成了大火海。日機隨即狂轟濫炸屠殺人民，千千萬萬的工人、市民扶老攜幼擁進租界，余日章一校二校和“山海工學團”的同志們都集中到三校。地下黨立即把難民所作為工作重點之一，分派她到難民所幫助解決最迫切的吃飯問題，把上海各界捐助的衣被分送給難民禦寒，動員大批工人學生到農村去開展游擊戰爭，抗擊日寇侵略。11月中國軍隊撤離南市，上海淪陷。林一心即分派她和吳為真乘難民船去泗縣找戴紀康。

泗縣是國共合作抗日的大環境，城內駐紮著國民黨專員孫伯文和共產黨員縣長黎純一(留法勤工儉學，陳毅的戰友)領導的政訓處和五個縣常備大隊(每隊約150人)，她和吳為真分派到第一常備大隊任指導員，上級黨的領導是張勁夫同志。指導員的任務是隨軍駐守在泗縣城外，和大隊士兵一起學習打靶射擊，每日出操前講述日寇侵華暴行血淚史，講保家衛國抗擊日寇，教唱抗戰歌曲。

1937年12月日寇攻人南京，殘暴屠殺南京三十多萬市民，八萬多婦女遭到日寇的強姦和殺害，就在此時泗縣縣長黎純一，卻遭到國民黨專員孫伯文的武裝襲擊，被迫退出城內，轉移到城東北青陽。很快日寇就進攻到泗縣，孫伯文棄城逃走，泗縣淪陷。縣領導黎純一立即呈文狀告孫伯文，隨即率領我們堅決抗擊日寇，狠狠地打擊敵人。他們天天打仗，夜夜行軍，在轉戰、鬥爭中每天都有傷亡，但抗戰士氣高昂，頑強戰鬥，誓死保衛祖國保衛人民。最大的傷亡是指導員馬文瑞所率領的五大隊和部分學生抗日宣傳隊，被日寇包圍全部犧牲。

1939年3月，國民黨派新專員盛子瑾到達泗縣接管，任命黎純一到靈壁縣時村當流亡縣長，沒想到5月黎純一的抗日部隊又遭到日寇的進攻，戰鬥持續整整一天，她和非戰鬥人員轉入山區和大隊失掉聯繫，直到深夜才在一個小村子里找到大部隊。當時朱伯庸、戴紀康同志決定，叫她暫到安徽阜陽縣抗建中學校長任崇高處生孩子。11月孩子尚未滿月，黎純一從泗縣來，對她說:“我被解職，部隊已改編，說戴紀康同志是托派，被打死在半城，臨刑還高呼“共產黨萬歲!”她因此與黨組織失去聯繫。

當時，遍地狼煙、走投無路，抗建中學女教師寧坤順介紹她到田糧處當會計，至1945年8月日寇無條件投降，她立即把孩子戴後生寄養在周木匠家裡，從上海坐船經天津回到北京母親家，後由劉清揚介紹到解放區山西潞城北方大學文教院學習。見到了當年主婚的張宗麟同志，並向他提出戴紀康冤案，但當時無法解決。北方大學學習完以後，介紹她到華北局，由華北局分派到河北省博野縣教書。在以後的12年教育崗位上，工作成績突出，畢業班學生的升學率很高。但是，1958年批判她是“讀書做官論”；文革中又被強制改造。

文革后，黨在1981年7月13日由中共中央組織部(81)干審字717號，決定為戴紀康同志平反，恢複名譽。1982她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1983年轉為老幹部離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