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美劇運動
愛美劇運動
五四文學革命時期,提出愛美劇運動,“以非營業的性質,提倡藝術的新劇為宗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針對文明新戲職業化和商業化所產生的種種弊端,開展了對中國舊劇的討論,批判墮落的文明戲,翻譯介紹歐美話劇。在此基礎上,一些戲劇家提出了“愛美劇”也就是”業餘“戲劇(“愛美”即是Amateur的音譯)的口號,於是就有了“以非營業的性質,提倡藝術的新劇為宗旨”的宣言。
與民眾戲劇社成立幾乎同時,陳大悲根據汪優遊所說的“西洋的Amateur”,提出了“愛美的戲劇”。(英語 Amateur的音譯,意為非職業戲劇)的口號,並在北京《晨報》上連載發表了《愛美的戲劇》的長文,明確指出:“我國現在要望有好的戲劇出現,只有讓一般不靠演戲吃飯,而且有知識的人,多組織愛美的劇團,來研究戲劇。不然,就絕對沒有希望。”在這裡,陳大悲所提倡的“愛美的戲劇”和前面講到的汪優遊所宣揚的小劇場運動,目的雖然一致,性質卻不相同。小劇場運動更側重於“非營業”性質,但並不排斥頭腦清醒而具有舞台經驗的職業劇人參加。“愛美的戲劇”則強調“非職業”的性質,要求從演員、劇團到演出都是職業戲劇界以外,不靠演戲吃飯的人,其中主要是知識界,特別是學生們組成,這種主張無疑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性、群眾性,但其完全排斥職業戲劇的做法卻並不可取。愛美劇提出的非職業主張恰好適應了當時正在學校興起的學生業餘演劇活動的需要,於是“愛美劇”的口號遂即迅速傳播,形成了一個頗有聲勢的運動,完全取代了民眾戲劇社小劇場運動的影響。
在民眾戲劇社的倡導下,北方以北京為中心,南方以上海為中心,“愛美劇”熱潮波及全國。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廣東、湖南、湖北、貴州等地都有時起時伏的群眾業餘戲劇活動。
陳大悲(1887—1944)又名陳聽弈,浙江杭縣人,“五四”前夕從日本進修戲劇回到北京,立即積極投身到學生演劇的熱潮中去,一面在報上發表文章抨擊舊劇和文明戲,一面則經常到大、中學去組織學生演劇活動,幫助排演並撰寫現代話劇劇本。其中發表於1920年的《英雄與美人》和《幽蘭女士》,成為許多學校劇團常演的劇目。陳大悲參加民眾戲劇社后,一方面得到汪優遊倡導“組織一個非營業性質的獨立劇團”的啟發,同時也顯然受到學生演劇活動的鼓舞,提出了“愛美劇”的口號,並專門應各處學生演劇團體通信詢問演劇方法的需要,編譯了《愛美的戲劇》一書。
蒲伯英(1875—1935)別號觀場,止水,四川廣安人,光緒進士。“五四”時期接受新思潮影響,他創辦的《晨報》曾是宣傳新文藝的陣地。他熱衷於戲劇活動,不僅對新劇事業資助頗多,而且撰寫了不少頗有見地的戲劇理論文章。如當陳大悲大力鼓吹非職業的“愛美劇”並得到廣泛響應時,蒲伯英卻一反眾議寫了《我主張要提倡職業的戲劇》一文與之辯論,他指出:戲劇界的空氣污濁,是人的原因而不是戲劇職業本身的原因,關鍵在於人的品性、道德和對藝術有充分的研究與經驗。而職業的戲劇既不同於“愛美的戲劇”,也不同於營利的戲劇;它以追求藝術上的專精為主要目的,並以專精的藝術求得生活上的報酬,再以這報酬助長其藝術的專精。因此從長遠看,“要戲劇能夠改良進步,都非極力提倡職業的戲劇不可”。
1922年1月,民眾戲劇社的活動中心由上海轉移到北京,為進一步聯合全國愛美劇的劇社,掀起全國性的“愛美劇”熱潮,陳大悲聯絡蒲伯英等在民眾戲劇社的基礎上擴建了新中華戲劇協社,徵收了四十八個集體社員,二千多個個人社員,並接收了原民眾戲劇社的《戲劇》月刊,在北京續出第二卷,廣泛報道各地“愛美劇”活動的發展,刊登劇作、劇論。一時間,以北京為中心的“愛美劇”運動盛況空前,而文明戲班子則幾乎銷聲匿跡。
1923年以後,“愛美劇”的演出活動突然冷落下來,其原因是陳大悲所倡導的那種完全排斥職業戲劇的“愛美劇”運動,雖然具有廣泛群眾性的特點,但也帶來了一系列與之相應的缺陷。如劇社組織方式的臨時性和非正規性,常使演出活動旋生旋滅,真正以此為業,專心鑽研藝術的極少,演出水平每況愈下,這與陳大悲倡導“愛美劇”的初衷南轅北轍。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提高“愛美劇”的演出質量,陳大悲修正了自己戲劇運動的路線,著手醞釀建立戲劇專門教育,組織非營利的但卻是職業的戲劇團體。這一想法正是蒲伯英在民眾戲劇社時代早就堅持的意見,因此立即予以響應,二人合作開始了籌建一所私立戲劇學校的工作,這就誕生了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
愛美劇運動倡導人魯迅
1922年冬,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簡稱人藝劇專)正式成立。它由蒲伯英自酬資金主辦並擔任校長,陳大悲任教務長,聘請了文化界名人如魯迅、周作人、梁啟超、徐半梅、孫伏園等任校董。學校以“提高戲劇藝術輔助社會教育為宗旨”,男女兼收,不分科系。學生入學后,學費、書雜、膳宿費用均由學校供給,務使學生集中精力鑽研藝術,成為“能編劇、能演戲、又要能播種”的通才。這樣的教育方針應該說是切合話劇初創時期的需要的。
1923年5月19日,人藝劇專在新明劇場舉行了第一場演出,劇目有陳大悲的《英雄與美人》,其中的女主角林雅琴由該校惟一的女學生吳瑞燕擔任,成為中國話劇男女合演的最初嘗試。此後每逢周末人藝劇專都有公演,先後共舉行了十四次,演出的大多是陳大悲的劇本,除《英雄與美人》外,還有《幽蘭女士》、《說不出》、《良心》等。蒲伯英也寫了《闊人的孝道》與《道義之交》二劇上演,這使他們成為當時北京劇壇上最有影響的人物和團體。
人藝劇專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心支持與幫助,但學校中實際主持教學業務的只有陳大悲一人。由於學識的局限和沿用舊戲班的辦法辦戲劇學校,教學內容、方法,都不得體,再加上經濟管理的不善,逐漸激起了學生的不滿。他們抗議把劇專辦成變相的文明戲劇團,鬧起了“驅陳”風潮,致使劇專開辦不到兩年就因內部矛盾而宣告停辦了。
中國現代話劇的形成,從民眾戲劇社到“愛美劇”運動,再到人藝劇專的活動,明顯地反映了它的建設者們自覺要求自我超越的過程。民眾戲劇社以明確的理論綱領,提倡嚴肅的為人生的藝術,在中國現代話劇的初創期,起了重要作用,但它缺乏積極的舞台藝術實踐。“愛美劇”和人藝劇專將注意力轉移到舞台實踐方面,強烈要求改變或棄絕文明戲的演出形態,賦予話劇藝術以獨立的現代戲劇的意識,在這一點上它是彌補了民眾戲劇社的不足。但它們的弱點是缺少開闊的戲劇視野與觀念,難以擺脫文明戲本身的習慣勢力、傳統觀念和舊有趣味的束縛。因此陳大悲和蒲伯英等人,儘管對開創中國現代話劇作出了真誠的努力和貢獻,但怎樣徹底擺脫因襲的重擔,完成新的超越,就顯出了他們的局限性。
文學革命后歐陽予倩、洪深、顧仲彝等人創辦了“戲劇協社”等業餘劇團,時稱“愛美劇”,當時這算是最時尚的事,牽著年輕人的崇拜和狂熱的心,而最最領風氣之先的是那些在台上演出的演員。他們自己寫劇本,改編別人的劇本,甚至編導客串角色,他們的樂趣首先是為了自己的愛好,喜歡的東西——倘若現實中還沒有,或還不成熟,就去創造它完善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年代初,素有傳統的學生業餘演劇活動出現了一個高潮,並且成為這一時期話劇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燕京女校,交通大學,民國大學,師範大學,政法專科學校,北京高等師院,女高師等院紛紛成立業餘劇社,每逢活動都舉行演出,吸引廣大師生和社會上的戲劇愛好者。
1921年11月,北京學生業餘劇團的聯合組織北京實驗劇社(李健吾主持)成立。
1922年1月上海民眾戲劇社擴建為新中華戲劇協社(擁有48個集體社員,2000多個個人社員)。
1922年冬,在蒲伯英,陳大悲主持下,創辦了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魯迅,周作人,梁啟超等均被聘為校董事。這是第一所培養“預備將來以戲劇為職業的”“專門的戲劇人才”的學校。
1925在於上沅,趙太侔,聞一多等的主持下,恢復了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增設了戲劇系,這是第一個國立的戲劇機構,戲劇藝術由此進入了國家高等教育。後來在田漢的主持下,又在南國社基礎上,創建了上海藝術大學與南國藝術學院。
上述演出,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這一時期所提倡的"小劇場"運動的藝術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