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彥

1948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37年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1933年參加北平左翼作家聯盟。歷任福建永安《現代文學》月刊主編，桂林師範學院、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教授，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四屆理事。

王西彥，原名正瑩，又名思善，小名餘慶，浙江義烏青塘下村人。

1930年在義烏初中畢業後到杭州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就讀。

1933年入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讀書，開始文學創作。最早的短篇小說《車站旁邊的人家》，描寫一個農婦被逼出賣肉體的慘景。同一時期所寫的短篇小說，大都以浙東農村生活為題材。

抗戰初期，赴武漢參加戰地服務團，到魯南、蘇北戰地作民運工作。

武漢淪陷后，到湖南《觀察日報》和塘田講學院從事編輯、教學工作。

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編《現代文學》月刊。

1942年後，先後擔任桂林師院、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教授。

1946年寫的短篇小說《人的世界》，寫海濱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几個月內更換的五戶人家，反映了知識分子在社會動亂中的痛苦精神狀態。作品在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上頗具特色。

抗戰後期開始寫長篇小說“追尋”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尋夢者》。同時又寫作“農村婦女三部曲”：《村野的愛情》、《微賤的人》和《換來的靈魂》，但第3部未完成。

解放后，參加湘東和皖北的土地改革運動。

1953年擔任上海《文藝月報》編委。

1955年後從事專業創作，發表了很多作品。長篇小說《春回地暖》以較大篇幅描寫農村變革的急劇鬥爭，稍後又出版了描寫知識分子尋找道路的長篇小說《在漫長的路上》（第1部）。

198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

1999年9月24日，王西彥逝世。

王西彥從18歲發表第一篇小說《殘夢》開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在文學道路上整整跋涉了68個年頭，創作了100多個短篇小說和十幾部中長篇小說、100多萬字的散文以及大量的理論研究文章，選編成《王西彥選集》一套5卷。

1914年11月22日，王西彥出生於一個小康家庭，父親王守倫是一位農村私塾教師。三個姐姐都在襁褓中“抱”給別人當童養媳，他和哥哥幸運地進了學堂。6歲，隨哥哥上國民小學。學校設在一個名叫“西竺庵”的廟宇里，小小的西彥每天都和佛像作伴。

有一次，哥哥從父親的小書櫃里拿出有插圖的《三國演義》和《封神榜》，王西彥也跟著廢寢忘食地讀起這些神奇的故事。課餘時間，他常常聽堂叔講“赤壁之戰”等故事，使他對關老爺和周倉的神像感到非常親切，於是吐口水到毛筆上，從關帝爺身上蘸來顏料在紙上畫起這些人物的形象來，還想長大后當一名畫師。由於他筆下的人物形象逼真，因此在村裡還得了一個“小畫家”的美稱。

不久，王西彥母親病逝，王西彥因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又不滿國民小學私塾式的教育，要求去縣城上學，父親就把年僅12歲的他送到義烏最早的官辦學校綉湖小學讀書。到了縣城，就像“一條田澗里的小泥鰍一下子闖入小溪”。走出農村步入縣城的他，十分珍惜這個美好的時機，刻苦學習，兩年後考進剛剛起辦的縣立初中，開始閱讀魯迅的《吶喊》、《仿惶》等作品，這使他看到了“三國”和“封神”以外的另一世界。

1930年，王西彥投考“西湖藝專”的夢想被父親打破后，毅然離開義烏到杭州，考上了省立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因為這所學校里的學生畢業后可以回到本縣擔任民眾教育館館長。由此，“一條小船駛進了大江”，王西彥如魚得水。學校圖書館的大量藏書深深地吸引了王西彥，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和場所，廣泛閱讀各類文學書籍。

他不但讀到了《水滸傳》、《紅樓夢》，讀到了魯迅和茅盾，還讀到了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夫、高爾基等文學大師的作品，尤其是對《萌芽》、《拓荒者》等“左聯”刊物，就像一個“飢餓的人撲到麵包上”一樣撲到了書本上。

他嗜書如命，學習大師們的創作方法和技巧，甚至把魯迅和契柯夫的一些作品抄在筆記本里，加深理解。那年，他翻譯了契柯夫的短篇小說《詢問》。通過對進步文學刊物和優秀文學作品的廣泛接觸，使王西彥對文學有了進—步的認識，畫師夢換成了作家夢。

1931年，王西彥在南京《橄欖月刊》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殘夢》之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在杭州讀書的三年，王西彥大量閱讀文學作品，開始透過文學表面的東西，思考隱蔽在文學深層的真正內涵。“既然接受了火種，就得用來發光發熱”，畢業前夕，短篇小說《車站旁邊的人家》的寫成，宣告了他對生活與藝術的探求的開始。

1933年暑假，王西彥放棄回義烏當首任民眾教育館館長的機會，隻身到北平，住進和平門外佘家衚衕8號的浙江會館不收房租的小房子里。不料剛住進去，幫他的那位同學就被國民黨憲兵給抓走了。王西彥舉目無親，身無分文，生活陷入困境。

但天無絕人之路，正在他走投無路的時候，奇迹般地得到了私立中國大學國學系主任吳承仁先生的幫助，進入該校讀書，使他得以住在浙江會館那間小房子里提筆學習創作。小說《車站旁邊的人家》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更加激發了王西彥投身文學的濃厚興趣，開始是由於生活的迫使，其後是追求人生的一種方式，王西彥先後在《作家》、《國聞周報》等進步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既解決了生活問題，又實現了自己當作家的夢想。

由於在《大公報》上發表作品，在一次內該刊編輯肖乾宴請青年作者的宴會上認識了沈從文先生，並隨後到沈府拜訪，受到了沈從文的熱情款待。在寫作上，受到了沈從文很多教益。

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後，經王西彥和谷牧等人協商，成立“北平文藝青年抗日救國協會”，由王西彥負責宣傳工作。這個時期，王西彥一面寫作，一面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和“左聯”的活動，成為北平左翼革命文藝運動中頗為活躍的青年作家。

1936年10月，得知父親病重的消息，王西彥匆匆趕回義烏，在父親病床前盡了—個作為兒子的責任，7天後，父親病故。

不久，他重赴北平，繼續以家鄉農村生活為題材寫作短篇小說。這一—時期的作品，所寫的幾乎都是作者親眼所見的鄉村農民悲苦生活的寫照，沒有半點藝術虛構的成分。他認為“一個作家必須描寫真實，描寫自己最熟悉並為之激動的社會生活”。

1937年7月抗戰爆發時，王西彥剛從中國大學國學系畢業，就匆匆乘車離開了生活近五年的北平，南下浙江家鄉，稍後到溫州師範學校任國文教員。在抗戰的烽火中，王西彥迎來了自己創作的春天。1938年春，王西彥經南昌、九江、武漢，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戰地服務團”，到魯南、蘇北戰地做宣傳工作。在戰地，王西彥親眼目睹了國民黨軍隊狼狽潰退和古運河兩岸貧苦農民的保重災難，中國在侵略者的肆意踐踏之下，人民流離失所。他把這些材料整理成文，寫了許多反映民眾困苦的短篇小說和戰地報告，還經歷了一場全國矚目的“徐州大會戰”。湖南“平江慘案”后被迫回到浙江金華。回家鄉后的王西彥積極支持金華一批共產黨文化工作者和進步人土創辦《抗戰論壇》、《浙江潮》、《東南戰線》等抗日報刊並為它們撰稿。在這裡，他看到了家鄉父老們同樣面臨著同魯南、蘇北人民一樣的深重災難。這時，正好一位中共負責人要他到福建永安去籌備《現代文藝》月刊，他不假思索地去福建主編這個刊物。他把一路的見聞以及家鄉人民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情景都寫進了小說《眷戀土地的人》，原有那個“誰在抗戰”的問題在他腦子裡越來越清晰，所以這個時期的作品以及在《現代文藝》的編輯中，他都儘可能地加以體現。

1942年到1948年，王西彥輾轉於廣西桂林、平樂、南寧和福建永安、南平、福州等地，先後當過代課教師、講師、師專副教授、教授，“文協”桂林分會候補理事、贛州分會理事、《改進》月刊編輯。在經歷了一個普通的文藝作家所不容易經歷到的人生時期。之後，王西彥完成了長篇小說《古屋》、《神的失落》、《尋夢者》、《村野的愛情》和《微賤的人》，還有為數不少的散文、雜文、評論文章。他用手中的筆把貧苦農民在國民黨殘酷剝削和日本侵略者凶暴屠殺下的慘狀以及知識分子在動亂年代的彷徨掙扎，表現得淋漓盡致。因為革命和戰爭的需要，王西彥曾不斷地更換筆名，如“邵向陽”、“楊洪”、“施稔”、“細言”、“俞磬”、“憶律”、“斯遠”、“南荒”等都曾在那時使用過。

1949年，王西彥在湖南長沙迎來了祖國的解放，隨即被聘為湖南大學教授。1950年3月，被選為長沙市文聯副主席，6月，被選為湖南省第一屆人大代表。后以土改隊隊員的身份參加了湘東平江老蘇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並寫出一系列反映土改前後農村動態的報告和散文。1952年、1953年，王西彥兩次跨過鴨綠江到朝鮮戰地訪問。從朝鮮戰場回北京后，由張天翼、沙汀介紹，參加了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后改為中國作家協會）。1954年4月，調任專業作家。

從1937年到1954年，王西彥雖然奔波不定，但在創作上卻是—個輝煌時期。從反映家鄉親人的凄苦到戰地實況的描寫，繼而轉向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探索，王西彥的作品又上升了一個台階。他在鍥而不捨的藝術追求中，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

1954年開始，王西彥結束了長期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開始寫作湘東老蘇區土改運動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春回地暖》，這是作者所有長篇小說創作中篇幅最大、用力最多的作品。1955年5月，上海市政協成立，王西彥即擔任第一屆政協委員。1956年6月，王西彥從淮海中路上海市作協宿舍遷至復興西路34號樓一直到病逝。黨和政府的關心和重用，更加激發了王西彥的創作活力。他憑藉自己以往對農村生活的了解和知識分子的生活經歷以及參加土地革命的經驗，於1954年至1963年的10年間，相繼創作出兩部長篇巨著《春回地暖》和《在漫長的路上》（第一部）。他的理論性文章《唱讚歌的時代》和《論阿q和他的悲劇》等，不僅在文藝理論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而且成為他創作史上的另一個閃光點。

1958年7月，王西彥回到闊別近20年的家鄉，一是響應黨的號召準備回老家農村紮根，二是為了彌補長篇小說《春回地暖》對農村人物形象刻畫的某些不足。因為他的根在義烏，他對村裡的人都比較熟悉，他要從這些熟悉的人的身上汲取素材來反映農民的高大形象。當時土改已過了好多年，在他的心裡，義烏農村的面貌一定會有很大的改觀。可是當他興緻勃勃地踏進義烏這片土地時，縣宣傳部長就對王西彥說：“你回家鄉來，我們很歡迎，但是你到農村去，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一到村中，王西彥的屋裡就擠滿了人，這些人都是來向他訴苦的：誰的眼睛瞎了，誰又餓死了。他不僅沒看到農村的繁榮，反而看到一張張凄苦的臉孔，農民們吃不飽穿不暖更看不起病。王西彥把自己帶來的零用錢一次次暗暗地塞給快餓死的堂房兄弟，然後帶著失望重回上海。

1963年6月，長篇小說《春回地暖》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一問世，就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逐日廣播兩個多月。接著，上海和長春兩家電影製片廠要求把它改編為電影劇本，但由於極“左”勢力的阻撓，未能實現。這期間。他又創作了長篇小說《在漫長的路上》第二部，並整理材料，準備第三部的創作。

1965年4月，姚文元在上海《萌芽》月刊上發表長篇論文，把王西彥和邵荃麟一起誣為“資產階級在文藝界的代理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提倡者”，大加撻伐。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西彥因在以前發表的一篇散文里引用了浙東俗語“民心若不順，皇帝下龍廷”，而被當作首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公開點名批判。《解放日報》、《文匯報》都為此發表社論，不少報刊出版聲討專輯，《文匯報》在搜集“罪證”時，連續出版《王西彥反黨反社會主義材料》達五六冊之多。一夜之間，王西彥成了“專政對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資被扣，戴高帽子遊街，罰跪挨打受盡了肉體和精神的折磨。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把王西彥、巴金、魏金枝、師陀、孔羅蓀、吳強等六人作為“罪行”最嚴重的“牛鬼蛇神”關進不超過5平方米的煤氣灶間。巴金後來在一篇《寫真話》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彥一起關“牛棚”的日子裡，兩人表現出來的不同思想和不同反應。巴金對別人稱他為“妖怪”想不通，甚至是痛恨，但人們說他是“精神貴族”批判他“要求創作自由”時是真心“認罪服罪”。巴金當時認為既然認真進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就應當服從監督組的規定。而王西彥則不同，他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罪，就一直在頂，因而比別人吃的苦頭更多。“文革”結束，從“牛棚”中出來的王西彥成了巴金的摯友。王西彥常常外出散步至巴金家，因為走得多了，竟數出了步數，兩家相距2300步。

1977年到1990年，王西彥以參加社會活動和整理三四十年代作品為主。自1977年開始，他和巴金的交往更為頻繁，關係更加密切。12月間，他與巴金、鍾望陽、柯靈、茹志鵑、孫羅蓀、草嬰等人一起參加了《人民日報》召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座談會。次年年初，和柯靈、孔羅蓀、張樂平在巴金家作客，並由中央電視台拍成電視片。參加接待了法國、西德等國的新聞代表團，回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會見玻璃維亞作家，與比利時、日本、委內瑞拉、美國、英國、印度、瑞典等國的教授學者及官方人員建立了友好關係。其間創作了著名散文《煉獄中的聖火》，追記了“文革”中和他朝夕相處、長期共患難的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1984年，71歲的王西彥被選為上海作協副主席。1986年10月，任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出訪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國際作家會議上作了題為《文學應該相信自己的力量》的發言。

1988年9月，王西彥應邀偕夫人周雯回家鄉參加了“撤縣建市慶祝大會”，會後回到闊別多年的青塘下老家。還參加了家鄉業餘作者創作座談會，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家鄉的作者：“從事寫作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這是藝術良心，評判什麼事，標準只有一條，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對國家政策是如此，對文藝作品也是如此，這是作家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

1991年1月，他開始寫作長篇“文革”回憶錄《焚心煮骨的日子》，以一個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角度，回顧了十年浩劫中的苦難經歷。由於感情激越，一經執筆，欲罷不能，20餘萬字的稿子僅僅用了不到七個月的時間。當時他雖已年近八旬，但精神狀況極佳，創作勢頭仍然很旺。平時積極從事文藝的組織領導和培養新人工作，且在創作上絕不怠懈，他希望自己的一生完成12部長篇小說。《焚》稿完成後，他又開始醞釀寫一部關於“十七”年的回憶錄，而且要把它像《焚》一樣寫成一部老老實實講真話的回億錄，他要在垂暮之年，奮力實踐自己的許諾。王西彥的手裡握著一支永遠不會退休的筆。80歲以後，他仍然每天端坐在書桌前閱讀寫作，他“每天都要寫一點東西，我一生經歷得很多，不寫出來，心裡不舒服。”

王西彥對文化界發生的畸形裂變特別憂慮。在一次與好友巴金的對話中，王西彥說：“文學曾經是政治的附庸，現在又要演化成商業的附庸了。”“文學、藝術不應該成為附庸。現在呀，什麼都是錢錢錢！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巴金回應說。

“我對中國文學的前景抱悲觀態度。”王西彥直言他對文壇現狀的批評。“我倒不悲觀。文學在社會生活中還是有生命的。它不一定每天都有好作品。”巴金從更高的歷史階段上俯視，情緒似不像一些文章描寫的那麼憂鬱。“目前這種狀況，文學、藝術在受金錢的引導，出版也是，如此發展下去，我對中國的文化也感到悲觀。”“你對文化也感到悲觀？”“對，我也悲觀。”在老朋友面前，王西彥並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它的發展有快有慢，有時也會歇一歇，說不定……是個……醞釀期。”兩位作家，他們的觀點或悲觀或不悲觀，其根本都是出於對文壇現狀、對中國文化長遠發展的深刻思考。

1993年5月，王西彥最後一次回義烏。80歲高齡的他參觀了小商品市場和母校義烏中學，他的愛鄉之情溢於言表。他說起了在加拿大溫哥華訪問時回答一位英國女詩人的提問：“你認為作家和詩人的根在哪裡?”“在他的家鄉，在他對家鄉、祖國和人民的愛。”王西彥生在義烏，對義烏的文學事業傾注了很多的心血，每次回家鄉，他都和家鄉的文學青年座談。義烏文聯辦的《棗林》文學報，他是每期必看。他還熱心地為家鄉業餘作者題寫書名，為編《義烏文化志》寫作，與義烏文學青年通信。

作為一個以“鄉土作家”著稱的作家，王西彥的創作最初“以家鄉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展示了“悲涼鄉土”的實際人生。作品反映的大多是家鄉的人情世態。後來，接觸到了許多知識分子，描寫知識分子坎坷遭遇是他一生中寫得最多的題材，也成了他最受評論界重視的上乘之作。

1931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古屋》、《尋夢者》、《神的失落》、《村野的愛情》、《微賤的人》、《春回地暖》、《在漫長的路上》，作品選集《王西彥中篇小說選》、《王西彥小說選》(3集)、《王西彥選集》(5卷)，文革回憶錄集《焚心煮骨的日子》及散文、理論文集等。

著作書目

夜宿集（短篇小說集）1940，商務

一段旅程（散文、報告文學集）1940，桂林石火出版社

報復（短篇小說集）1940，改進

懸崖（短篇小說集）1940，改進

鄉井（短篇小說集）1942，三戶

惆悵（短篇小說集）1942，桂林今日文藝社

海的呼嘯（短篇小說集）1943，大地

家鴿（短篇小說集）1944，桂林文學書店

林野戀人（長篇小說）1945，良友；改名《村野的愛情》，1983，湖南人民

一雙鞋子（短篇小說集）1945，改進

神的失落（“追尋”之一，長篇小說）1945，上海中原出版社

古屋（長篇小說）1946，文生

鄉下朋友（短篇小說集）1947，上海萬葉書店

還鄉（中篇小說）1948，中華

風雪（中篇小說）1948，文生

尋夢者（“追尋”之二，長篇小說）1948，上海中原出版社

人性殺戮（短篇小說集）1948，上海懷正文化社

文學·科學·哲學（文論）1949，中華

文學與社會生活（文論）1949，中華

微賤的人（長篇小說）1949，晨光

輓歌與讚歌（文論）1950，文工

幸福之島（短篇小說集）1950，文工

在網窯里（短篇小說集）1950，中華

新的時代和新的風格（文論）1951，海燕

唱讚歌的時代（文論）1951，文工

湘東老蘇區雜記（散文集）湖南省文聯籌備委員會

人的道路（“追尋”之三，長篇小說）1951，文工

偉大的人和偉大的作家（文論）1953，新文藝

從生活到創作（文論）1954，新文藝

為了祖國和人類（報告文學集）1954，新文藝

朴玉麗（短篇小說集）1955，中青

論阿Q和他的悲劇（文論）1957，新文藝

眷戀土地的人（短篇小說集）1957，作家

論《子夜》（文論）1958，新文藝

新的土壤（中、短篇小說集）1958，新文藝

從播種到收穫（文論）1959，百花

在漫長的路上（第1部，長篇小說）1962，百花

春回地暖（上下冊，長篇小說）1963，作家

王西彥近作（小說、散文、文論等合集）1979，四川人民

第一塊基石（魯迅作品研究集）1980，上海文藝

王西彥散文選 1980，江蘇人民

書和生活（文論）1981，花城

兩姐妹（短篇小說集）1981，香港文藝研究會

煉獄中的聖火（散文集）1982，人文

王西彥中篇小說選 1982，香港南方書屋

悲涼的鄉土（短篇小說集）1982，花城

王西彥小說選（第一冊）1982，湖南人民；第二冊，1982，人文

憂傷的世界（散文集）1984，浙江文藝

晚望（散文集）1984，上海文藝

王西彥選集（1—5卷，中短篇、長篇小說、散文合集）1985—1987，四川文藝

穿越廢墟（長篇小說）1987，江蘇文藝

北美之旅（散文集）1988，花城

暮鍾（散文集）1989，上海文藝

1998年4月9口，上海市作家協會和浙江師範大學在上海作協禮堂專門舉行了王西彥先生文學創作生涯65周年研討會。60多位著名學者、作家參加了會議，巴金先生特意托女兒李小林送來了花籃，王元化、柯靈等也贈了花籃。研討會上，杜宣贈送了一首詩：“八十五年歲月，尋章摘句生涯。是非成敗且由它，只寫心中實話。”王元化則這樣評價王西彥：“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不迴避危險。”

王西彥是—位勤奮、多產的作家，僅80年代后的作品就達200多萬字，著作等身，名符其實。但他亦向故鄉文學青年談創作時依然說自己是“一直在讀者的寬容下堅持過來的，自己一直抱憾於才能過於平庸，工作不夠艱苦”，他一直奉行“勤能補拙”的信條，以自己的辛苦和豐碩的成果為世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一提的是，王西彥的兒子王曉明，在文學評論上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勢頭，從1987年寫作《沙汀艾蕪的小說世界》到《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他幾乎每年都有專著問世，並多次應邀赴美國參加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和講學。1992年，與王安憶等作家一起榮獲莊重文文學獎。

對於藝術，王西彥一直尊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把真實告訴人民”、“我手寫我心”是他的寫作宗旨，巴金說他是“把心交給讀者的”，“讀了西彥的文章，我彷彿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