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意人物畫

20世紀中國畫取得的成就很多，其中以人物畫取得的進展和收穫最為突出，山水、花鳥則居其次。人物畫之所以有較大變化，要歸因於時代的巨變和對西方文化的融合與吸取。眾所周知，以文人畫為主 流的近千年中國繪畫史程，能夠反映現實、手法寫實的人物畫自宋元以後漸次衰退。直到封閉的國門被打開，圖強求變的有識之士接受西方文化，“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一時成為扶危濟困的不同選項。“改造中國畫”的口號從康有為、陳獨秀、徐悲鴻喚起，直到1949年之後在各大美術院校的教學中全面付諸實施。1949年以前的人物畫除徐悲鴻、蔣兆和等融合中西一派之外，還有呂鳳子的簡筆寫意人物，陳師曾、趙望雲的市井農村寫生人物，豐子愷、葉淺予的漫畫寫意人物，都做出了有意義的探索。1949年之後人物畫進入新時期，以素描造型為主導的現代美術教學方法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全面推行，也湧現出許多有才華的青年人物畫家。在“文藝為社會主義政治服務”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強力推動下，在不同時期出現了具有時代精神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畫創作。今天我們以歷史辯證的眼光去看待，就不能不承認這一時期的作品除了不可避免的受到意識形態束縛的局限性，以及藝術風格趨同、缺少個性的不足之外，上世紀50至60年代的人物畫教學和創作的成就，歷史性地奠定了我國現代人物畫的堅實基礎。先驅師長們篳路藍縷辛勤探索的功績不可磨滅。

新時期以來水墨寫意人物畫有了長足的發展，湧現了許多傑出的中青年畫家，作品面貌更出現了深刻變化，原因在於束縛創作的清規戒律被逐漸破除，而曾被視為“異端”打入“另冊”的東西，也漸被人們接受。至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由一句人們熟知的口號逐步成為現實。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畫的豐富遺產和美學傳統，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正當西方繪畫自感面臨“死亡”（西方理論家的驚人之論）的彷徨之際，中國畫卻在東方大地上和數以十億計的人民中間大行其道。按照一些人的悲觀估計，中國畫不是“窮途末日”“強弩之末”就是“迴光返照”，但幾十年來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中國畫不衰反盛。經歷過20世紀西方文化的衝擊、意識形態的“改造”，以及新時期以來西方現代藝術橫衝直撞的種種考驗，事實證明具有民族文化基因的中國畫沒有敗下陣來。我認為其原因有兩個方面：其一，中國畫這種包括人物、山水、花鳥等具有獨特的東方形式的繪畫藝術，仍然擁有億萬受眾，並形成巨大的市場；其二，中國畫的寫意精神、意象性和由此形成的書寫審美性、筆墨抽象美感，以及注重文化內涵的詩性追求等等，賦予了中國畫獨特的難以挫敗的生命力。當西方几百年來以視覺滿足為旨歸的寫實性藝術遭遇到攝影、電子視頻這些日新月異的科技手段時，一種挫折感推動了他們迅速地從此極端奔向彼極端，照齊白石的說法，就是從“太似——媚俗”變成了“太不似——欺世”。這樣的思維方法恰恰為中國畫家們所不取。

寫意人物畫或者說新人物畫（相對於傳統人物畫而言），是20世紀積累的優秀傳統。上世紀50年代以後美術院校教學中的“徐蔣體系”，不是固定的公式而是不斷演變的系統。大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物造型能力，二是筆墨表現力的探索。以所謂“素描加筆墨”或“筆墨畫素描”來概括這一時期，顯然是過於簡單。回首當年，除個別人的傾向外，大多數人物畫家都在努力探索精當的寫實造型表現力和傳統書寫筆墨風格技法的結合（對於古代人物畫包括敦煌壁畫、尤其是對永樂宮壁畫的臨摹），為的就是尋求傳統寫意精神的概括、簡練、傳神的道路。探索民族化是那一時期教學、創作的重大題目。蔣兆和、葉淺予、李震堅、周昌谷、方增先、盧沉、劉文西、姚有多等許多人物畫家貢獻良多。與此同時，非院校的人物畫家以黃胄為代表，從現實生活中汲取靈感，以速寫為基礎，顯出別樣面貌，生動、簡練、傳神和線描筆法的恣肆靈動，其成就的突出、影響之大絕不在前者之下。此外，更有一些“另類”的畫家，如專畫戲曲人物、風格前衛的關良，畫風簡練誇張的韓羽，他們在筆情墨趣（中國畫的繪畫性）的追求方面可以說走在時代的前面。當然，在當時也有探索使用筆墨工具和更多運用西法素描、水彩技法並形成鮮明風格的畫家，如李斛、楊之光同樣受到畫界的重視。

眾所周知，寫意水墨人物畫要畫好，其難度是很大的。一位成熟的寫意人物畫家的成長要經過幾十年的培養錘鍊，首先，除具備藝術天分外，還需要高超的造型能力和辛勤刻苦的投入，這當然只是基本條件。第二，好的中國畫家要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尤其要熱愛祖國傳統文化，從古典文學和古典哲學中理解中國畫審美精神的真諦所在。第三，中國畫家要懂得寫意精神，懂得追求意境、意趣的審美高度；要涉獵書法，狠下工夫，進入筆墨殿堂，通過書法藝術的抽象美進一步體會中國畫崇尚高簡的美學境界。第四，畫家還要熱愛生活、關注人生。要有大愛的胸懷、高尚的人格、開闊的心胸、廣闊的視野，這是中國文人愛國主義的優秀歷史傳統。藝術高峰的攀登絕無輕鬆坦途可尋。眼下社會上流行的是快餐文化，青年人對於中外文學經典知之甚少，對於古文、詩詞更少接觸。浮躁冒進、急功近利的氣氛瀰漫，青年畫家們也難逃影響，這為他們的成長增加了另一考驗。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隨著民族自信心的日漸提高，正在一步步由理想到現實不斷前進。中國畫藝術的核心價值——寫意精神，堅守的底線——筆墨神韻，也必將得到更多的重視與發揚。

寫意人物畫就是水墨人物畫。而他又分為分為傳統水墨人物畫和現代水墨人物畫。

從五代的石恪、宋代的梁楷、明代吳偉到清代的閔貞、黃慎、任伯年等人之後，到20世紀30年代徐悲鴻引進西畫造型，加之蔣兆和的藝術實踐，已與古代的水墨人物畫有很大的區別，在人物造型上有本體的推進。之後有李震堅、周昌谷、方增先、程十發、盧沉、周思聰、姚有多等以及當代的劉大為、范曾、史國良、蔣為民、李少白等，總體而言，水墨人物畫的代表畫家屈指可數。其歷史的積澱並不豐厚，甚至出現斷裂的痕迹，可直接借鑒的傳統筆墨遠不及山水花鳥畫豐厚。

現代水墨人物畫實際上是傳統山水花鳥畫的筆墨語言，與西方繪畫造型語言相結合的混血兒，既不同於傳統水墨人物畫的造型不嚴謹，也不同於西方繪畫的嚴謹的科學造型。所以，真正的現代水墨人物畫的歷史也只是50年代至70年代人物畫為主的時代，雖然在政治的制約之下人物畫呈現出一種單一的模式，但就對推動現代人物畫的創作，將西畫的嚴謹的造型融入到中國畫的筆墨技法中，確實也具有積極的作用，為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水墨人物畫從上層建築的功用中逐漸轉變為對藝術本體的探求，奠定了筆墨轉變的實踐基礎。現代的水墨人物畫大家范曾先生就是融匯傳統與現代相結合，並提出以詩為魂以書為骨的八字真言。

五代石恪的《二祖調心圖》，南宋梁楷的《太白行吟圖》，《潑墨仙人圖》，《布袋和尚圖》等等，獨具匠心的作品足以表現出寫意人物的內涵與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