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印

王宏印潛心於翻譯理論研究，碩果累累，對我國的譯論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的研究，不是在一個平面上展開，而是多層次、多角度的，其論述讓讀者欣賞到了一個色彩紛呈的翻譯世界，裡面有對翻譯史的追溯，有對譯作的剖析，更有對翻譯理論的探索和研究。他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成就，應該說得益於他廣博的知識和治學的路徑。他早年曾從事科技筆譯，兼作導遊與學術口譯，同時在文學、語言學、中西哲學、美學、心理學等領域都造詣頗深，多有著述。再加之他愛好繪畫、書法、音樂，又曾翻譯過詩品、畫論、書法、秦腔劇本等多種體裁的文本。這些經歷為他的翻譯教學及翻譯理論的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王宏印認為中國的傳統譯論是中國翻譯學建設的基石，必須認真總結和光大。但中國傳統譯論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呢？目前有一種說法：凡是在中國學術界內產生的一切關於翻譯的理論，都屬於中國的傳統譯論。可這樣的歸類過於籠統，難以說清傳統譯論的特性和實質。王宏印在《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書中指出了傳統譯論的特點：

（1）典型的中國傳統譯論，乃是以中國傳統文學、美學、文章學、文藝學、語言學為其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譯理論；

（2）傳統譯論的時間劃界並不起自中國翻譯史上最早的翻譯實踐，其下限也不是政治史或社會學史意義上的歷史分期的現當代，而應以譯論本身的邏輯演進為根據；

（3）中國傳統譯論並不排除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如佛經和西學的治學方法的影響，但這些影響並沒有大到足以改變其傳統的翻譯理論形態和性質的程度；

（4）中國傳統譯論是指在翻譯論題上、研究方法上、表述方式上，以及理論特質和精神旨趣上都表現出濃厚的傳統國學味道的譯論，以之有別於別國的譯論。

王宏印認為中國的譯論與西方的譯論在許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不能放在一個模式里研究。例如，中國譯論的發展歷程有著自身的特點。王宏印將其歸為四個階段：肇始階段、古典階段、玄思階段和直覺階段。在肇始階段，以佛經翻譯實踐為依託，以譯經序言為主要形態，形成關於佛經翻譯的初級理論。其中最重要的譯論包括：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彥琮的“八備”，玄奘的“五不翻”，以及贊寧的“六例”；基本上涉及到本體論、主體論、文本論、方法論諸問題，但語焉不詳，好立條目，難成系統。在古典階段，以借鑒中國傳統修辭寫作理論和西方語言學理論為主體，試圖找到和建立中國譯論的基本思路；其中最重要的理論包括：嚴復的“信、達、雅”三字訣，章士釗和胡以魯關於音譯意譯的爭論；主要圍繞翻譯標準和譯名問題進行深入討論，理論化和操作化傾向均較前為甚，有制訂翻譯規則之企圖。在玄思階段，以借鑒哲學原理介入翻譯理論的研究，或者把翻譯問題哲學化，以求解決翻譯是否可能的問題，企圖建立翻譯的哲學基礎；其中最重要的理論包括：賀麟關於翻譯可能性的論證，金岳霖關於“譯意”和“譯味”的分界；主要圍繞翻譯是否可能或可譯性問題進行玄思，涉及文學翻譯和非文學翻譯的不同性質問題，但哲學思辯味道太濃，未能完全轉化為翻譯學本身的理論問題。在直覺階段，以回歸中國傳統文藝學的直覺思維方法為理論源泉和思維特徵，尤其注重借鑒語源學資料和關注語言問題，名義上試圖融合東西之學，實際上仍回歸國學的根本，例如意境問題，形神問題，風格問題等；最重要的理論包括：錢鍾書的“化境”說，傅雷的“神似”說等；其核心部分圍繞著翻譯的轉換問題展開，把標準和方法融為一體，側重於文學翻譯本質論的討論。

王宏印在我國翻譯理論界是位有影響的人物，他在“前沿”理論研究上傾注了很大的精力，同時，他也沒有忽視基礎理論研究。他的研究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分析問題入木三分，立論時高瞻遠矚。例如，許多從事翻譯的人都對翻譯的過程及譯者的作用概念模糊，不能從學術的高度審視問題。王宏印根據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以及多年從事理論研究的體會，提出一整套有新意又有深度的觀點（參看王宏印《英漢翻譯綜合教程》，遼寧師大出版社2002年）。他指出：“翻譯作為語言作品的複製活動，表現為一種心理過程，也就是翻譯主體譯者接受語言信號（即巴甫洛夫的第二信號）刺激而在頭腦中進行的一系列思維想象等心理活動的過程。這一連串的心理活動的直接結果即是語言信號的還原，也即是譯文文本的產生。……翻譯過程從原語閱讀開始進行理解，然後通過轉換進入表達即譯語寫作。閱讀理解過程基本上是用原語進行思維的過程，以分析為主，輔之以綜合；寫作表達過程基本上是用譯語進行思維的過程，以綜合為主，輔之以分析。而理解與表達之間的轉換一方面滲透到原語思維的理解階段，一方面貫穿到譯語思維的表達階段，充滿著雙語思維的交叉、互滲和互換，而且轉換本身也是一個分析與綜合交相使用的複雜過程。”

王宏印認為，翻譯活動包含主體與客體兩大因素，此二者有著密切的聯繫，各自發揮著作用。就主體方面而言，譯者經過長期的翻譯練習已相當成熟。他可以把語言運用的分析過程或綜合壓縮為只憑語感去直接理解和表達；他可以把有關的專業知識和其他知識由理性的證明知識變為常識的直覺知識；他可以把翻譯轉換由各種技巧的自覺選擇和搭配使用變為下意識的心理活動。在接觸到某一作品時，語言符號在譯者的大腦中激活或產生譯者的主觀世界和作者的主觀世界相互融合渾然一體的異常活躍的狀態，譯者似乎從字裡行間直覺地“看到”了作品世界中的形象和意象，彷彿和作者在心靈上十分契合以至於“聽到”了譯入語的自然召喚。此時此刻譯者實際上已心不由己進入了一種崇高的審美的翻譯境界。如同作者同他所描寫的人物可以自由交談，同他的思想情感可以內部對話一樣，譯者與作者已通過作品而達到“心有靈犀一點通”。這乃是會情人，作摯友，成伴侶。作者之知乃譯者之知，作者之意乃譯者之意，作者之情乃譯者之情。只有在這時，譯者才能直覺地突然地整體把握作品，並無意識地不露轉換痕迹地整體表達譯文。此時此刻，語言似乎被它所造成的意境所淹沒，繼而又從中自然地噴湧出來。

王宏印的譯論顯然脫胎於中國學術傳統並得益於中西理論互釋的學術致思路線。他對於傳統譯論的經典詮釋因西學的介入而使之更系統、更細緻、更理論化；他把具有個體特色的翻譯經驗和樸素的翻譯觀升華為用邏輯解釋的科學。在翻譯理論缺乏系統性的時代，他能在本體論、過程論、方法論、標準論、翻譯教學以及文學翻譯批評（可參看王宏印《文學翻譯批評論稿》，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領域取得重大的理論突破和系統的研究成果，其學理和方法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