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

周逸童年時在家鄉附近的廣智學校讀書，聰穎伶俐，靈敏過人，從小就顯露出不甘落後、力求進取的倔勁。每次考試各科成績總獲第一名，同學們都親切地稱他為“第一哥”。他好奇心很強，只要有問題不清楚就抓住不放，大膽向別人請教。有一天，他問老師：“為什麼今天的當權者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老師沒想到他能提出如此問題，心中暗暗稱讚。

1919年下半年，周逸以全優的考試成績考進了府城瓊崖公學。當時的府城鎮是瓊崖革命的策源地，大批有志之士薈萃於此。由於五四運動的影響，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市民罷市等鬥爭在府城地區也搞得有聲有色。周逸入校不久，發生了美國教士強姦匹瑾女中學生的事件，消息一經傳出，激起全瓊民眾的強烈不滿。在學生聯合會的有力支持下。周逸組織學生到美國教堂門前，集會示威，並提交書面抗議，要求懲辦肇事者。美國教會慌了手腳，一面假惺惺地檢討應付學生，一面則向地方政府施加壓力。最後，腐敗的地方政府競責令學校當局以“無事生端”為理由，將周逸等一批學生開除出校。1920年下半年，他懷著憤憤不平的心情回到家鄉文昌縣。

1924年周逸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文昌中學。當時正值全島中小學舉行大罷課，抗議日本侵佔西沙群島的罪行。由於他被大家視為“匹瑾女中事件”的英雄，而被校學生理事會指定為“反日保西沙”宣傳小隊長，他不負眾望，帶領小隊四處進行反日宣傳。他的革命熱情和突出的組織、宣傳才幹，博得全校師生的普遍好評，先後被選為校學生理事會的宣傳幹事和主要負責人。在文昌中學度過的三個春秋里，他開始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新瓊崖旬報》等進步刊物，從中了解全國革命鬥爭的進展情況，學習馬列主義等革命理論。1921年上半年，周逸在文昌中學畢業后，考進上海東華大學預科學習，三個月後轉讀上海大夏大學法政系。當時同他一起在上海讀書的海南籍進步學生有葉文龍、許俠夫、羅文淹、王文明、黃昌煒、王業熹、郭儒灝、馮白駒、張瑞桓、陳序經和王茀倫等人。他們在上海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在黨的領導下，他們組織了“上海瓊崖青年社”，介紹海南見聞，評論政治，揭露黑暗，鼓動民眾，發動和組織青年學生參加革命活動。他還和符向一創辦《瓊崖青年專刊》，自己撰寫了不少激昂的文章。

1925年震動全世界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他堅定地站在鬥爭的前列，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的各項任務。“五卅運動”發生不久，大夏大學明顯地分裂成兩派，即國民革命派和國家主義派，國家主義派受到學校當局偏袒，實際上成為國民黨右派的御用工具。周逸旗幟鮮明地站在革命派一邊，與國家主義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經過鬥爭的考驗，上海黨組織批准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1925年12月，周逸告別上海，回到了廣州。1926年2月，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譚平山，中共黨員)派遣他以中央農民特派員的身份，返回家鄉文昌縣開展農民運動。3月，在他和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文昌縣黨團支部在文城聖殿里成立，他被選為支部書記，支部成員有祝家斌、雲昌洪、張瑞桓、黃昇平、邢冬梅、歐赤、陳煥、占力之和王茀倫等。在黨團支部的領導下，革命形勢不斷發展，文昌各區、鄉農民都普遍被發動起來，成立了農會，“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響徹雲霄。周逸和張瑞桓、陳煥、歐赤、王茀倫等同志經常赤腳下到窮鄉僻壤，考察民情，訪窮問苦，領導農民打土豪、斗劣紳，動員婦女剪長辮、放裹腳，廢除封建婚姻，並興辦平民學校、夜校、識字班，幫助農民提高思想覺悟和文化水平，促進了農民運動的迅速發展。那時，他已和鄺氏結婚，生有一個男孩，家庭生活比較困難，但為了革命工作，他很少過問家事，多次“路過家門而不入”。

1926年6月周逸在中共瓊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瓊崖地方委員會委員兼農民部部長。9月在海口市與馮平一起共同主持創辦瓊崖高級農民軍事政治訓練所，任副所長兼專職教員，培訓從各縣農民運動中抽調出來的積極分子，為黨輸送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和軍事素養的農運幹部。

1927年4月27日蔣介石在上海策動反革命政變。4月22日，白色恐怖也擴延到海南。當天下午，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在府海地區大肆逮捕和屠殺革命同志和無辜的群眾。在危急關頭，他和地委書記王文明接到孫成達帶回的省委指示后，立即採取果斷行動，迅速轉移組織。一方面處理好黨的重要文件，能運走的立即運走，不能運走的當即燒毀；另一方面組織知情的同志想方設法火速通知府海地區各級黨組織和各機關團體的同志及時疏散，避免了更大的損失。根據地委指示，周逸被派到樂會縣第四區開展工作，他和他的戰友們，從城市疏散到農村，以農村作為新的基地，堅持發展黨的工作，堅定不移地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

1927年7月下旬為了破壞敵人交通，周逸帶領的一個戰鬥小組在嘉積市附近活動，結果被反動民團發現，面對數倍於己的敵人，不幸中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