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序經

1909年隨父去新加坡就讀，1920年入讀嶺南中學，1925年7月獲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授予的學士學位；1926年獲美伊利諾斯大學碩士學位，兩年後再獲該校博士學位，回廣州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1934年l1月15日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中國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國引發一場激烈的文化大論戰；1948年8月1日出任嶺南大學校長。1956年任中山大學副校長。1962年任廣州暨南大學校長；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為“裡通外國”“特務間諜”，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開大學逝世。1979年5月南開大學為其平反。

陳序經畢生從事社會學的教學和研究，尤其重視文化研究，提倡在中國創立“文化學”。他認為，在中國，想從東西文化的研究中尋找一條救國道路的人有三種不同的主張：一是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的文化；二是主張復返中國固有的文化；三是主張折中的辦法。對此，他指出折中派和復古派都沒有出路。他曾深入中國農村調查，對閩、粵、桂的船家疍民和東南亞各國華僑進行過較多的調查研究，對東南亞史、華僑史、匈奴史也較有研究。陳序經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中國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學概觀》、《南洋與中國》、《社會學的起源》等。

《匈奴史稿》是陳序經教授的遺著，作者自留學德國期間，就留心國外匈奴史的研究進展情況，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公務之餘抽暇寫出計80萬字的《匈奴史稿》，60年代初期又對其中第一、二章作了些補充，未遑對全稿進行整理修訂，即不幸病逝。本書以相關版本為底本，參照作者手稿加以校訂，同時儘可能保留原稿的風貌。

這個人是陳序經，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家……一個學者，這所大學是嶺南大學。

陳序經的出生成長地是文昌縣，可算是地道的廣東人。但是與近現代大多數廣東名人一樣，似乎都要經歷一個走出嶺南——奮鬥——成名的過程，嶺南成了一個輸出人才的地方。與其他人不同的是，陳序經最終回到了故鄉，並且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永久的軌跡。

1947年，當嶺南大學董事會頻頻向陳序經發出邀請時，時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和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的陳序經並沒有立刻答應，雖然在這之前，他已在這所學校兩度任教。也許他認為自己在南開的施展剛剛開始，也許他覺得嶺南的天地太小，教育太落後，反正如果不是南開校長張伯苓的答應“出借”(兩年)，陳序經很可能不會在嶺南留下太多回憶。這一“借”就是16年。

從1948年8月1日出任嶺大校長，到1952年夏嶺南大學被取消，兩三年的時間，嶺南大學從廣東最好的學校（當時廣東只有兩所大學，另一所為中山大學）成為國內最完善的大學，一些院系（如醫學院）已達到國內一流或最佳水平，擁有一批國內外著名的學者、教授和專家，而廣州儼然成為當時中國的學術重鎮。如果考慮到這幾年中國多是在政權易主、動蕩不安中度過（先是解放戰爭，后是抗美援朝），那麼，嶺南大學的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了。

奇迹是如何發生的？說起來也並不高深：一套正確的辦學目標、宗旨和方略，一批一流的人才，一個高效的機制。“何為大學”？陳序經的觀點是：“大學是求知與研究學問的地方”，嶺大的目標：成為國內學術一流的大學。為此，他在就任校長對全校師生的第一次訓詞時就強調學術研究不分宗派，“注重自由討論的精神”，提倡尊重個人思想、信仰、言論與學術的自由。在“兼容並包，思想自由”（這是蔡元培執掌北大時的辦學宗旨）的原則下，陳序經邀請到一大批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專家、教授：史學家陳寅恪、數學家姜立夫，語言學家王力、古文字學家容庚、木土工程專家陶葆楷，測繪學家陳永齡，醫學專家謝志光、陳國禎、陳輝真、毛文書，以及剛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教育學家汪得亮、經濟學家王正憲、法學博士端木正、生物學家廖翔華，外國文學專家楊秀珍。他們有的是陳序經的南開同事（如姜立夫），有的是他的學生（如端木正），有的是舊時相識（如陳寅恪、王力、陶葆楷），有的是他在天津時慕名去請的（如醫學院的一批專家）。從某個角度說，陳序經在南開的14年（包括西南聯大的8年）是為他在嶺大的作為打好基礎。自然，這一切得之於陳的“個人魅力”：他不經商，不做官，與政治保持距離（不入國民黨）。他自己就是個學貫中西的學者，在學術研究和論戰中表現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尊重人，“優容雅量”，以誠待人。

有了人，還要有錢，還要有一套精幹的管理隊伍。嶺南大學校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為這些提供了保障。一手抓人，一手抓財，陳序經再次展示出他的威望和能力。在南洋和東南亞華僑中的聲望使他募到大量的私人捐款（這正是嶺南辦學的優勢），學校得以順利渡過財政難關（而此時的中大教師正在為領不到工資而向政府抗議）；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管理班子（不設副校長，而成立一個由五名教授組成的決策小組），學校得以高效運轉，而“教授治校”則保證了嶺大的學術風氣和發展。這令人想起當年的西南聯大。

天時、地利、人和，過渡的時代成全了嶺南大學，成全了陳序經，但時代又僅給了他不到四年的時間。四年，相對於一個大學的成長，相對於一個地區的文化生成和積累，是何其短暫！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被取消，它的工學院被合併到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農學院合併到華南農學院（現華南農業大學），醫學院合併到中山醫學院（現中山醫科大學）。經濟系和法律系則被調整出去。調推后的中山大學，實際上只剩文科和理科，一批教授如王力等，被調人北京大學等院校。陳序經自己則成了中山大學一名普通教授。

陳序經立志在嶺南辦一所國內一流大學的願望最終成為一個夢想。其後的陳序經雖擔任過中山大學副校長，暨南大學校長〔不到兩年），南開大學副校長，但世易時移，彼時的大學校長已風光不再。

陳序經和他苦心經營的嶺南大學已成歷史。但回溯歷史的深處，我們仍能聽到遙遠的迴響：嶺南需要一所或數所一流的大學，嶺南的落後不在經濟，而在教育，過去如此，仍然如此；嶺南完全可以辦成國內一流的大學，前提條件是：一個寬鬆的環境，一套現代的教育體制和一個像陳序經那樣的校長。

陳序經的成長中有兩個人特別重要，這就是他的三媽和他的父親。

據說小時候陳序經相當頑皮，常常逃學，在私塾讀了一年多，一本《三字經》讀不到四分之一，背不下來，塾師對他的父親說：“你這孩子實在太笨，用斧頭打開腦子裝書進去怕也沒有用，最好將來跟你做生意。”算命先生也對他的父親說，假如他的兒子能用筆桿謀生，他就不做算命先生。而這個沒讀過書，不識字的三媽（陳的三叔的遺孀）卻在短短的時間內使陳序經（還有他的妹妹）考到全班第一（在汪洋致遠小學時），也是她力主讓陳序經轉入縣城的學校，以免他自滿。三媽的教育方法可以總結為：正面鼓勵（不把陳當“笨孩子”“壞孩子”看），互相激勵（將他與妹妹分在兩個班，形成競爭），側面督促（每晚親自伴讀），共同學習（她從他們學習識字乃至寫信），還頗合現代教育理念呢。

陳序經的父親是一位地道的生意人，從學徒做起，生意越做越大，做到南洋。但這位父親又是一個儀義疏財，對讀書、學習情有獨鐘的人物（這在中國的生意人中並不罕見）。他告誡陳“切勿想在國內做官”，“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與其做校長院長，不如靠自己的學問做個教授更穩當。在兒子取得美國博士學位后還賣掉椰子園的股份供他在法國留學。陳父的這種“文化情結”也許與其他父親一樣，是想彌補自己小時未能完成學業的遺憾，可貴的是他的見識超出常人。陳序經及他的兒女們從此與教育結緣，源頭應追溯至此。

陳序經與人優容雅量，謙謙君子的形象，但骨子裡卻有一股“好辯”，不服輸的勁，在上個世紀三四

十年代先後掀起四次論戰。

1933年的年末，陳序經渡江到中山大學(當時在河北)做了一場《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兩星期後(1934．1．15)演講登載於《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版，就此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文化大論戰。文章中的第一句話是，“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為中國的前途計，我們要為它尋找一條出路”，他把關於中國文化的不同主張劃為三派：“復古派——主張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調和辦法中西合璧的”、“西洋派——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兄弟是特別主張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國文化徹底的西化”，即所謂“全盤西化”。

隨後，反駁批評的文章陸續出現在同一版面，包括1934年2月2日張磬的《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裡面甚至用上了“毒瓦斯煙幕彈機關槍”一類辭彙，使論戰充滿了火藥昧，兩個月的時間裡，出現幾十篇關於文化問題的文章，“令人聯想起16年前新文化運動中錢玄同與劉半農所唱‘雙簧戲’引起的社會效應”(陸鍵東：《那一代人》)。廣州這次扮演了一個論爭的發源地角色，這在近現代並不多見，而最激烈的反對聲

音也來自於廣州這一“中國人管理最西化的一個城市”(陳序經語)。一年以後，發表在《文化建設》雜誌上，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聖、薩孟武等十人署名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簡稱“十教授宣言”)標誌著全國範圍內的論戰達到高峰。

從此，陳序經就與“全盤西化論者”二詞緊緊聯繫在一起。他的同志還有胡適、盧觀偉等人。而胡適後來用了一個更折衷的辭彙“充分世界化”來代替“全盤西化”，受到陳序經的批評，因為在他看來，“充分”“盡量”這些詞不但含混，還很容易被折衷派和復古派拿來作護身符。

陳序經的這種“決絕”的姿態和一以貫之的觀點表現出他個性中的另一面：堅持己見，不隨波逐流，不畏懼權威和權貴，這在解放前是一個學者“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體現，在解放后卻成為一道摘不下的緊箍咒，與“洋奴”、“奴化”等詞連在一起。

鄉村建設的論戰緊隨其後，論爭對象是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陳序經在《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鄉村建設一途徑》等文章中批駁了梁漱溟等人慾通過鄉村建設使中國成為高度文明，以鄉村為主體為根據社會的設想，指出在現代化的世界“以農立國”只能是一種愚妄和幻想。這可以看作是他“全盤西化論”的一個深入和發展。

30年代初的論爭涉及兩方面：教育的中國化還是現代化問題和大學教育的目的問題。前者可視為陳序經“全盤西化”論的一個方面即他教育要徹底的現代化，所謂“中國化的教育”很容易淪為教育上的復古運動。後者與1932年廣州一次教育會議提出的“停辦文法科或減少數量，同時多設職業學校，以適應社會生活之需要”這一議案有關，支持者有當時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陳序經對停辦或減少文法學科持斷然反對態度，在《對於現代大學教育方針的商榷》(發表在1932年5月26日《廣州民國日報》)一文中，他指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求知，為學問而研究學問”，而“職業教育的目的是求應用”，“求知固未必為了應用，然而要有所應用，則不能不求知”，廢除文法學科，實是國人“只務目前的苟安與生活，而不願做徹底的研究”的“最大的病弊”的體現。隨後，論爭擴展到《獨立評論》等全國性報刊。

第二次教育論戰的對象是胡適，1947年胡適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中提倡“學術獨立”、提出在十年之內由政府指定5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作為第一等的大學培養。陳序經反對仰政府鼻息以求學術獨立，認為“近年以來，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統一，以致黨化教育，何嘗不掛起學術獨立的招牌”，指出中國大學一向集中在平、津、滬等地，不合理，指責教育部厚北京大學而薄其他大學是偏私，私立大學不一定不如國立大學，“國立大學，因可以成為政治上的黨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

陳序經的論爭不是意氣之爭，口號之爭，論爭中每一個觀點的提出，都有它理論和實踐的支撐。“全盤西化論”的背後是陳序經多年孜孜研究的東西方文化系統理論，而教育方針和理論的提出又是他多年來的教育實踐的結晶。故他的思考，尤其是關於教育問題的思考在今天看來，仍不失警醒和指導作用。

陳序經一生中充滿了悖論：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絕加入國民黨，拒絕做教育局長、駐外大使、教育部次長等官職，可是一生中除1931年～1934年和50年代初(1952--1956)的幾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官，雖然是學校的行政職務；陳序經不做生意，可是為了保證嶺大教師能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按時發工資，利用開學時的學費購入物資儲存，需錢用時再放賣出去保值，這不是“生意人”的行為嗎？真稱得上“苦心經營”；陳序經一生倡導“全盤西化”，可是自己卻是一個地道的中國傳統君子的形象；晚年，這位愛國、愛家鄉，不喜歡吃麵包奶油的人又被扣上“洋奴”、“西崽”的帽子，又豈非最大的悖論？

不變的是對教育的一種赤誠和出於公心的熱情。一句“我是為教授服務的”之所以傳為美談，是因為它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始終如一的行動。

據端木正回憶，陳當教務長、校長，從來不到教室去聽教授講課，不去檢查教學。他說，每位教授在下聘書的時候，已經是相信他的教學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幾年書，還去檢查他。陳說這些話，是因為在他心中有一個活檔案庫，他所請的教授，每個人的學術經歷和特長，陳序經都能津津樂道，如數家珍。

梁宗岱教授一向在中大以“狂，怪”著稱，在認識陳序經之前，陳已對梁的經歷熟悉有加。50年代梁陳兩家面對面，梁家沒有電話，就利用陳校長的電話，所以出現校長親自跑來充當電話傳呼的情況，可謂“服務到家”。難怪據說梁宗岱在中大隻佩服兩個人，一是陳寅恪，一是陳序經。(盧建紅)

1903年9月1日出生於廣東海南島文昌縣清瀾港瑤島村，取名序經，字懷民

1907年入私塾啟蒙

1909年隨父去新加坡就讀

1912—1914年，還鄉，先後入汪洋致遠小學，文昌縣模範小學就讀

1915—1919年，到新加坡先後入讀育英學校，道南學校，養正學校及華僑中學

1919年底回廣州。行前父囑切勿在國內做官，切勿回南洋做生意。

1929年申請入嶺南大學附中被拒，同年考試直入嶺大附中三年級

1922年考入上海滬江大學生物系，兩年後因不願入基督教，轉入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1925年7月獲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授予的學士學位；8月乘船赴美伊利諾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1926年獲伊利諾斯大學碩士學位，兩年後再獲該校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現代主權論》，該年回廣州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

1929年8月在新加坡與廣東中山石岐黃素芬女士結婚，婚後即赴法國留學，先後在柏林大學，基爾大學學習

1931年回國任教於嶺南大學

1934年11月15日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中國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國引發一場激烈的文化大論戰。

夏天，應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聘請為研究教授，次年任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主任。1936年4月在《獨立評論》發表《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批評梁漱溟等人的“以農立國”主張，引發鄉村建設運動的論戰。

1938年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為該校最年輕的院長

1944年8月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講學一年，期間曾會晤愛因斯坦

1徠946年抗戰勝利回天津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研究所長及政治經濟學院院長

1947年9月發表《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在國內引發有關教育問題的論戰

1948年8月1日出任嶺南大學校長。延請陳寅恪、王力、姜立夫等著名學者專家到校

1952年嶺南大學解散，任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教授

1956年被評為一級教授，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和廣東省政協第一屆常委

1962年任廣州暨南大學校長

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

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為“裡通外國”“特務間諜”，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開大學逝世。

1979年5月南開大學為其平反並開追悼會，6月廣東省政協為其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2003年陳序經誕辰100周年，南開大學，中山大學舉行了有關紀念活動。

截止2011年，國內外學者研究陳序經生平思想的論文論著數量眾多，非常豐富，下面是近20年來出版的傳記和學術專著：

1、《現代化與西化：中國30年代中期關於關於全盤西化問題的一場論戰》（德)克勞斯。比爾克　萊茵筆會1992

2、《我的父親陳序經》（增訂本）陳其津 著 長征出版社2007年12月

3、《東方的覺醒》陳傳漢等 主編 延邊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

4、《東方振興與西化之路》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編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

5、《民族立場與現代追求》趙立彬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5月

6、《轉型文化學的批判—以陳序經為個案的歷史釋讀》田彤 著 中華書局2006年12月

7、《從西化到全球化—20世紀前50年西化思潮研究》張世保 著 東方出版社2004年

8、《陳序經政治哲學研究》張世保 著 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9、《陳序經文化思想研究》劉集林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學識淵博的優秀教育家陳序經》趙林彬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11、《陳序經傳》夏和順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