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頌·清廟

《周頌·清廟》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⑴於（wū）：讚歎詞，猶如現代漢語的“啊”。穆：莊嚴、壯美。清廟：清靜的宗廟。

⑵肅雝（yōng）：莊重而和順的樣子。顯：高貴顯赫。相：助祭的人，此指助祭的公卿諸侯。

⑶濟濟：眾多。多士：指祭祀時承擔各種職事的官吏。

⑷秉：秉承，操持。文之德：周文王的德行。

⑸對越：猶“對揚”，對是報答，揚是頌揚。在天：指周文王的在天之靈。

⑹駿：敏捷、迅速。

⑺不（pī）：通“丕”，大。承（zhēng）：借為“烝”，美盛。

⑻射（yì）：借為“斁”，厭棄。斯：語氣詞。

美哉清靜宗廟中，助祭高貴又雍容。

眾士祭祀排成行，文王美德記心中。

遙對文王在天靈，奔走在廟步不停。

光輝顯耀後人承，仰慕之情永無窮。

關於此詩的背景，《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鄭玄認為此詩作於周公攝政五年。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但對此歷代學者尚有爭論。有人認為此詩作於周成王七年，也有人認為作於周昭王時期；有人說是周公所作，也有人說是周武王所作，還有說是周成王所作的。

“詩”有“四始”，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具體提出來的。他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的話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據說又是來自魯詩之說。而作為毛詩學說思想體系的《毛詩序》，卻又僅僅把風、小雅、大雅和頌四種詩類作為“四始”。其實，自古以來雖然都講“四始”，而他們的說法又是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他們重視“四始”，實際代表了他們對整部《詩經》編輯思想體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詩的觀點，整部《詩經》，都是反映和表現王道教化的，所以鄭玄箋說：“‘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因此，每類詩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義。

根據毛詩的解釋，司馬遷所說的四篇“始詩”都是贊“文王之道”、頌“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陰行善”，招賢納士，致使呂尚、鬻熊、辛甲等賢士來歸，並先後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於豐，作豐邑，奠定了周部族進一步壯大的雄厚的基礎。（見《史記·周本紀》）他在世時，雖然沒有實現滅殷立周、統一中原的宏願，但他的“善理國政”，卻使周部族向外顯示了信譽和聲威，為他兒子周武王姬發的伐紂興國鋪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威德普被、神聖而不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很多詩篇歌頌、讚美他，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嘗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只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敘寫的什麼內容，歷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並不是一致的。毛詩和魯詩認為是祭祀文王，詠文王之德。而《尚書·洛誥》以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徵而已。於是也就有人認為《清廟》只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注》），並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說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道理的。

孔穎達《毛詩正義》：“《禮記》每雲升歌《清廟》，然則祭祀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始。”

朱熹《詩集傳》：“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士。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射於人也！”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魯詩：“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