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迦陵

按照羅迦陵自己的說法，她是一名中法混血兒。父親路易·羅詩是一名法國水手，母親沈氏，原籍福州閩縣。1864年，羅迦陵出生在上海縣城內九畝地（今黃浦區露香園路、大境路一帶）。羅迦陵出生不久，父親回國，六七歲時母親也去世，因此她是由親戚撫養長大。羅迦陵雖然識字不多，但她自幼聰明伶俐，機智多謀。為生活所迫，她曾經做過外僑女傭，許多書報都說她在虹口做過專門接待外國水手的“鹹水妹”，其實並無證據。不過，羅迦陵確實閱歷相當豐富，還學會了說英語和法語。

猶太大亨的中國妻子

羅迦陵在幫傭期間，結識了一名新沙遜洋行地產部職員，出生在巴格達，在印度孟買長大，隻身來滬的猶太人哈同。不久哈同發現，羅迦陵雖然只是一名出身低微的中國女子，但她擁有過人的機智，性格大膽潑辣，相信她有“旺夫運”，正是幫助他事業發達的理想配偶。1886年9月24日，哈同和羅迦陵在閘北青雲里用猶太教儀式舉行了婚禮。

自從與羅迦陵結婚後，哈同的事業就開始蒸蒸日上。結婚的次年，哈同就擔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1898年又改任更重要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1901年，哈同脫離新沙遜洋行，自己獨立創辦哈同洋行，專營房地產業。在哈同經營房地產業的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一個行動無疑是他對南京路的開發。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租界內的商業中心還位於南部靠近舊城的廣東路和福州路，南京路當時還很冷清。不過，隨著1899年公共租界向西、北、東三面大規模拓展后，從宏觀角度來看，不久這裡必將成為全上海新的商業中心。南京路和福建路口有一座虹廟，羅迦陵經常到那裡燒香，聽信該廟住持的勸說，便鼓動丈夫多多購進南京路兩側的地產。隨後又出資60萬兩，用名貴的鐵藜木鋪設南京路的路面，使這條馬路成為上海最為平整的道路，一方面方便了人們的出行，博取了做善事的好名聲，提升了哈同洋行的社會形象；同時也使其在南京路的房地產大為增值。不久，在1908年，東西橫貫上海的該市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走向也正是沿著南京路，那裡成為上海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很快店鋪雲集，又成為上海商業最繁華的黃金地段，在數年間地價上漲千倍以上。一首民謠這樣稱讚他：“哈同哈同，與眾不同。看守門戶，省吃儉用；攢錢鋪路，造福大眾。築路，築路，財源亨通。”哈同去世前，佔有南京路地產的44%，永安公司、新新公司、慈淑大樓(今東海大樓)的地皮都是哈同的產業，兩側凡是“慈”字頭的房產，如慈裕里、慈慶里、慈順里、慈豐里、慈永里等，也都是哈同的產業。

1904年，哈同開始在滬西靜安寺路購地300畝，花費70萬兩銀元，由羅迦陵聘請烏目山僧人黃宗仰設計，到1910年建成了上海最大最豪華的一座私人花園，並以羅迦陵的名字命名為愛儷園（哈同花園），園內亭台樓閣、假山湖沼，完全是典型的中國式園林，據稱是模仿了《紅樓夢》中大觀園的設計，因而號稱海上大觀園。整個園林共有景點60餘處，每處均冠以美麗的名字，是當時上海最大、最為豪華的私家花園。

由於羅迦陵篤信佛教，在愛儷園內建有佛教建築頻伽精舍，按照佛經中極樂世界的說法，設計七重行樹，七重羅網，七寶蓮池，八功德水，成為上海的佛教聖地。到抗日戰爭爆發以前，這裡曾經招待了無數南來北往的僧侶。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江南地區的佛教受到了毀滅性打擊。1909年，她出資20萬元，聘請黃宗仰主持，歷經四年，刊印了全套《大藏經》40帙（帙號為“天”至“霜”）414冊1916部8416卷，稱為《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簡稱《頻伽藏》。這是中國近代出版的第一部鉛印本《大藏經》。

1913年，羅迦陵聽從康有為的建議，在愛儷園內創辦了僧侶學校華嚴大學，聘請從湖北來滬的月霞法師主講。招生規模六十人，訂為預科三年、正科三年，方可畢業。開課之後，月霞法師任主講，親為學生講授《華嚴經》，率學生坐禪。他的師弟應慈法師在校襄助，擔任副講。這是中國近代佛教復興的重要事件。不過，華嚴大學僅在哈同花園上課一學期，羅迦陵提出要求，要全體學僧於每月朔望，為羅迦陵頂禮問安。學僧無法接受，月霞法師乃率領全體師生離開愛儷園，遷往杭州海潮寺。華嚴大學雖在哈同花園上課僅一學期，然若無羅迦陵居士之支援，則華嚴大學即無由誕生，則於民國初年（1912年）的佛教復興運動亦大受影響。以一在家奉佛婦女，提倡僧侶教育，頗難能可貴，也開中國佛教近代史的新紀元。

哈同夫婦熱衷於中國古典文化，還在園內開辦了倉聖明智大學，這是一所從小學到大學的全日制學校，學生的膳食、住宿和學雜費全部由園內提供。課程則側重於中國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聘請的學者包括王國維、章一山、費恕皆、鄒景叔等。他們還曾出巨資收集河南安陽出土的大批甲骨，並請著名學者羅振玉等在愛儷園進行整理，所以中國的不少甲骨文專家是從這裡走出去的。國畫大師徐悲鴻也曾經在這裡工作和生活過。學校鼎盛時亦曾有學生1600餘人。

1909年，羅迦陵應邀前往北京，被隆裕太后的母親認為義女，於是羅迦陵與隆裕太后成了干姐妹。後來，宣統皇帝的弟媳又認哈同為義父。民國初年，哈同夫婦又去北京給乾娘拜壽，受到清宮款待，封羅迦陵為正一品夫人，又賜給60名太監回上海使喚。全盛時期園內有管家、警衛、僕人、和尚、尼姑、教師、學生近800人。據與羅迦陵親近的人回憶，她在家中頗有賈母和慈禧太后的風範，頗為講究排場。花費最巨的是她的兩次祝壽，一次是1922年71歲的哈同與59歲的羅迦陵做“百卅大壽”，一次是1933年哈同去世后羅迦陵做七十大壽，這兩次祝壽當時均轟動了整個上海。

哈同夫婦終其一生都非常相愛。哈同大量的產業均以羅迦陵的名字命名：愛儷園、南京路迦陵大樓、慈淑大樓、杭州西湖別墅羅苑等，其名下的里弄名稱也都以“慈”字冠名，如慈安里。

哈同夫婦一方面以吝嗇節儉著稱，另一方面又熱衷於參與當時上海的各項慈善活動。他們沒有自己的親生子女，但收養了20名中外孤兒，全都住在愛儷園中。由哈同領養了11名外國孤兒為養子女，均從父姓；羅迦陵則領養了9名中國孤兒為內侄子女，均從母姓，他們是：羅友良、羅友蘭、羅友三、羅友啟、羅友仁、羅友翔、羅馥貞、羅慧秀、羅岫梅、羅轉坤和羅補乾。

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愛儷園病故，留下土地450餘畝，房屋1200餘幢，30萬平方米以上，1931年英國領事估計，哈同財產值400萬英鎊。英國駐華法庭鑒證了哈同生前所立的遺囑，決定把其全部遺產歸其妻羅迦陵繼承；又根據英國法律向遺產繼承人羅迦陵徵收了稅金達1700餘萬銀元的遺產稅。

哈同病故后，羅迦陵終日卧床，不理家事，致使愛儷園逐漸呈現荒蕪的景象。1941年10月3日，羅迦陵去世，11月12日葬於愛儷園。葬禮耗費約20萬元。但因哈同夫婦二人留下的2份遺囑有很大出入，引發曠日持久的哈同遺產案。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哈同花園被日軍佔領作為營地，又遭受數次火災，園內建築被破壞殆盡。1949年以後，新政府徵用了愛儷園，在舊址上建造了中蘇友好大廈（今上海展覽中心）。

至今，哈同夫婦的房產仍屬於法律上未了訴訟的標的物，按滬房(1987)第548號文精神由房管機關代管。

羅迦陵繼承哈同全部遺產

哈同在留下巨額遺產的同時，也留下了一份謎團重重的遺囑。

這份遺囑是哈同夫婦以英國律師勞敦、葛立芬為證人簽署的，一式兩份，內容相同，簽訂的時間是1931年2月10日。遺囑規定，如果哈同死後7天之內其妻羅迦陵不死，則羅迦陵將繼承全部遺產；如果7日之內羅迦陵去世，那麼遺產歸遺囑執行人管理，由遺囑執行人監護繼承人成年後，按遺囑規定將遺產分割給各繼承人。這份遺囑規定，在扣除贈與其他養子女的款項以及包括喪葬費在內的一切開支以後，哈同的兩個養子大衛·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分別獲得遺產的70%和30%。遺囑的執行人是哈同的大管家姬覺彌和高易律師公館的律師拉亥脫。

這份遺囑為什麼強調7日之內羅迦陵不死才能繼承遺產呢？難道羅氏也重病纏身、行將就木？

原來哈同信奉猶太教，根據猶太教的習俗，丈夫去世後妻子一般在7日內殉節而死，所以哈同在遺囑中特地註明。當時羅迦陵還不足70歲，身體非常健康，也沒有殉節的打算，故順利繼承了哈同的全部財產。

正當羅迦陵為獲得哈同全部遺產沾沾自喜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個難題，原來根據英國遺產稅法的規定，哈同留下的巨額財產需繳納1700萬元的遺產稅。羅迦陵一下拿不出這麼多現金，無奈之下只好將地處市中心的16處房地產作抵押，貸款1800萬元繳納稅金。這筆貸款年息6.5厘，約定期限為10年，但直到羅迦陵去世也沒有還清。1949年後債權人還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要求扣押羅氏的抵押物以及其他財產。

中東不速來客要求繼承遺產

哈同去世后，首先對其遺產繼承提出異議的是哈同的伊拉克本家。

1931年9月，哈同的堂兄弟愛士拉·阿道爾·哈同來到上海，向英國駐滬最高法庭提起訴訟，要求繼承哈同的遺產；次年3月，又有一名來自伊拉克的哈同遠房親戚向法庭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們獅子大開口要繼承全部財產，否認羅迦陵的繼承權。法庭認為哈同已加入英國國籍，是受英國保護的公民，按照英國法律哈同遺囑有效，其中國妻子繼承有效。

1934年年初，哈同的侄孫（也有侄子說）愛士拉·散利·哈同代表他的12名（也有10名說）兄弟來到滬上，再次向英國駐滬法庭遞上了訴狀，聲稱根據伊拉克法律，哈同遺產應由他們12人平均繼承，但鑒於羅迦陵年老孤寡，又與哈同結婚多年，所以同意分給她四分之一作為照顧，但法庭同樣駁回了這些伊拉克人的要求。

巨額財產的誘惑鼓舞著伊拉克軍團的鬥志，羅迦陵去世后，愛士拉·散利·哈同又分別向汪偽政權法院及國民黨上海地方法院提出訴訟，但均未成功。對於此事，長期在哈同花園編撰書目的李恩績在其《愛儷園夢影錄》中作了詳盡的描述：“一方面是老東家（指哈同）的嫡親胞侄。據說照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建的伊拉克國家法律，老東家的全部遺產，應該歸他們血統最近的胞侄承繼。老太太(指羅迦陵)就算與老東家是配偶，因為沒有血親關係，所以半點兒份也沒有。大概伊拉克國還停留在宗法社會的時代，所以法律如此，原也不足怪的。”

羅迦陵遺囑陷真偽之爭

哈同夫婦沒有親生子女，但他們收養了幾十名中外養子女，最後正式承認的有22位，中外各佔一半，其中中國籍的大都隨羅迦陵姓羅，外籍養子女則隨了哈同姓氏。

1937年9月30日，羅迦陵又簽了一份遺囑，為了與以前的哈同遺囑相區別，這份遺囑被稱為“第二遺囑”。遺囑內容擬定得極為詳盡，除向社會、宗教界及政府捐贈外，中外養子女、洋行職員和花園老職工、羅迦陵親信的僕人、隨從都分到了相應的款項，她寵愛的管家姬覺彌一人獨得了400萬元的龐大產業。

哈同遺囑與羅迦陵遺囑最大的區別是對待中外養子女的態度不同，羅氏遺囑中各位養子女分配的遺產數額基本一樣，而哈同遺囑中格外照料的外籍長子大衛·喬治·哈同由於劣跡斑斑受到羅迦陵的嚴厲懲戒，不僅被剝奪了養子的資格，就連分給他的14萬元遺產也必須在其惡行改善後才能撥付，否則不享有繼承權。6名中國養子中除去早逝的長子羅友良，剩下的羅友蘭、羅友山、羅友啟、羅友仁和羅友翔均擔任了新成立的羅氏慈善事業基金委員會理事，而外籍養子女則無可置喙。

由於“第二遺囑”是羅迦陵死後由其中國養子羅友啟發現的，所以外籍子女認為是假冒的贗品，不予承認；中方養子女則認為遺囑有羅迦陵的親筆簽名，是真實有效的。李恩績的《愛儷園夢影錄》對此事也有記述：“中國養子女們所根據的是老太太的遺囑，後來稱為第二遺囑。這遺囑也是個英文本，一共有9頁，真所謂洋洋萬言……當時在旁人看來，這第二遺囑似乎更合法，也更合理，應該有效。但據外國養子女們說，這遺囑是假的，所以非但根本不生效力，而且做這假遺囑的人，還該負刑事責任。”

圍繞著“第二遺囑”的真偽，中外養子女之間又展開了訴訟，但經過兩次庭審以後，法庭並未作出裁決。正在這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開進公共租界，並控制了法租界，哈同花園隨即被日軍接管，這場官司最終不了了之。

中外養子女遺產爭奪戰

在這場遺產爭奪戰中，外籍子女以長子大衛·喬治·哈同為首，中方則以羅友蘭擔當領軍人物。

1944年10月，在高易律師公館的策劃下，大衛·喬治·哈同與大部分中國養子女達成了一份和解協議，協議約定中國籍養子女承認1931年2月20日的哈同遺囑為唯一合法有效遺囑，其他遺囑均無法律效力；作為回報，大衛·喬治·哈同分給他們部分財產。此協議由高易律師公館擔保，大衛·喬治·哈同還當場支付了部分款項，這份協議後來由於抗戰勝利並未完全執行。

抗戰結束后，與大衛·喬治·哈同簽訂協議的中國籍養子女紛紛發表聲明，稱協議是在遭逼迫的情況下籤訂的，應屬無效，重新要求按照羅迦陵的遺囑執行財產分配。與此同時，姬覺彌、英國駐滬最高法庭指定的遺產管理人也都拿出所謂的合法材料，要求執管羅迦陵的全部遺產。

在上海名人杜月笙、國民黨要員吳國楨、潘公展的調解和斡旋下，哈同家族終於在1946年達成了協議，承認哈同遺囑合法有效，承認第二遺囑中捐贈政府的部分有效，大衛·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分給中國養子女們比上一次更多的財產作為補償。

具體分配方案是：將遺產中尚存的金銀珠寶估價后，88%分給大衛·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12%分給羅氏兄弟；大衛·喬治·哈同分得土地260多市畝，佔總數的58.3%，房屋15萬多平方米，佔總數的48.2%(包括除羅弼·維多·哈同以外的其他外籍養子女分配數在內)；羅弼·維多·哈同分得土地60餘市畝，佔總數的13.3%，房屋5萬多平方米，佔總數的13.7%；羅友蘭等分得土地70餘市畝，佔總數的17%，房屋6萬平方米，佔總數的19%；姬覺彌等其他人分得餘下的土地50餘市畝，房屋4.7萬平方米。

1947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根據和解協議宣布此案結案，長達16年的哈同遺產繼承案至此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