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
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佛教
公曆紀元前後，印度佛教開始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於傳入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漢傳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雲南地區 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依史料記載，一般認為為漢明帝時期，「漢明感夢，初傳其道」的說法最為有名，證據更充分，三國以來即被流傳。
東漢永平七年（公元64年），漢明帝劉庄（漢光武帝劉秀之子）夜宿南宮，夢一個身高六丈，頭頂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來，在殿庭飛繞。次日晨，漢明帝將此夢告訴給大臣們，博士傅毅啟奏說“西方有神，稱為佛，就像您夢到的那永平求法樣”。漢明帝聽罷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餘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經、佛法。
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修建了中國第一座佛寺白馬寺，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興建的第一座官辦寺院，有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之稱，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歷史。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此事云：「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之年。明帝為紀念白馬馱經，將二僧所住的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爾後，凡僧尼所住之處即稱為「寺」。白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為「祖源」和「釋源」，而二僧所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繼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之後，陸續有梵僧來華，他們主要經由絲路前來。然梵僧弘化有顯著事迹者，始於東漢末年以洛陽為中心的譯經工作。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桓帝到獻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譯有經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這說明中國佛教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發展。而譯經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為安息太子，東漢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東來洛陽，二十餘年間，致力譯經，共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餘部，多為小乘禪數「阿毗曇」之學，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禪觀的修行及傳譯的平易精簡，對佛教的傳播貢獻卓著，是中國早期佛學流布的奠基者。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陽，於靈帝時譯出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為大乘之學，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最為重要。《道行般若經》乃中國般若系經典最早的譯本，其後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能相應盛行，此經居啟蒙之大功；《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是介紹大乘禪觀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經》又為阿彌陀佛信仰傳入漢地的開始。支讖的譯典，為後世大乘佛教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綜觀中國佛教初期的弘譯可分為二系：一為安世高小乘禪數阿毗曇系，二為支婁迦讖大乘方等般若系。這是由於時當印度大小乘兼暢之世，所以漢末二大譯師實代表印度佛教的兩大系統，也可以說中國一開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特色。
印度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視為與當時流行的黃老神仙方術同類，僅通行於少數的王公貴族之間，如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爾後，在社會政治上，宦官外戚鬥爭為患，天災時起，黃巾起義，軍閥混戰而民不聊生；在學術上，兩漢儒家困於「經學考據」、「讖緯合流」而抑鬱難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長期生活悲苦、心靈困頓之時，佛教的無常及因果觀，紓解了他們的情緒，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啟迪了他們的思想。所以，到了漢末三國時代，佛教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由少數人逐漸擴展到多數人，弘化地區也由洛陽、長安往南方開展。
魏晉以來，時局紛擾，傳統儒學名教解體，名士避世棄儒，趨附老莊「以無為本」思想而蔚為風氣，因其立意渺玄，故稱「玄學」或「清談」。當時佛教般若「性空」之學甚契此派「貴無」思想，又有學通儒道，博學多識的道安大師及弟子慧遠等，有系統的融和、開展，故玄談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實其學，或增清談之資，佛教於焉深入士大夫階層而迅速傳播。
三國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學及譯經為主，朱士行曾於洛陽開講《道行般若經》，並以「諸未盡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經》，可見此時對般若之學已有新的要求。在譯事方面，特別重視戒律的譯介，曇柯迦羅譯有《僧祇戒心》、曇無諦譯出《曇無德羯磨》，而開中國戒法的傳承。
因避戰禍，僧人多從北方來到南方，因此，吳代建業的佛教，多由關中、洛陽一帶傳入，如安世高、支謙等。安世高原為東漢末年譯經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線正可顯示佛教已由北漸向南傳播。支謙漢文造詣很高，發揚支讖般若一系，譯經甚多。其中《大明度無極經》乃《道行般若經》的同本異譯，系內啟兩晉般若之學，外導六朝清玄之風的重要經典。吳地佛教另一位重要傳播者為康僧會，乃佛教史上記載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侶，曾學安世高禪數之學，最具代表的譯著為《六度集經》，孫權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晉時代，佛教活動仍以譯經為主，竺法護為當時的代表，所譯經典有《光贊般若》、《維摩》、《寶積》、《涅槃》、《法華》等各部類經，對於大乘佛教的開展，影響甚鉅。其中，《正法華經》的譯介，使觀音信仰普及於民間，為鳩摩羅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譯家。
西晉末葉，北方五胡十六國紛亂，晉室偏安江左，稱為「東晉」。於是中國分治南北二區。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後趙時期，以佛圖澄開啟佛教的弘傳最為重要。佛圖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殘暴嗜殺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華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業門徒萬計，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師為前秦時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學多聞，被視為當時北方學界的領袖。秦主苻堅延請他於長安主持譯場，一時中外譯家雲集。道安大師在佛教史上有許多創舉，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理論，要求譯經必「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2.為眾經撰注作序；3.分經文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為此後譯經者所宗；4.創編《綜理眾經目錄》，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的先河；5.制訂寺院清規及僧尼軌範；6.統一沙門同為「釋」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則以般若性空之義多有見地，創立「本無宗」，承其學者為慧遠。
竺法雅以善用老莊等外學來理解般若義著稱，此即所謂「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而為生解之例」的「格義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後秦，由於鳩摩羅什東入河西走廊武威再入長安(四○一)，而更加昌盛。鳩摩羅什在後秦姚興的護持下大興譯經事業，南北俊秀仰止雲集，門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為傑出，稱為「什門四傑」。所譯經籍種類遍於大小三藏教禪諸家，其中《大品般若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使得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至此文備義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駁斥「格義」之迂。《成實論》、《阿彌陀經》、《十住毗婆沙論》、《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等譯著，文妙義精，流暢易讀，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後來以此諸經為基礎而有三論、四論、成實學派的興起，及天台、禪、凈等諸宗的成立。鳩摩羅什譯業貢獻之偉，為整個中國佛教史開創一個新紀元，被譽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首。
南方東晉承繼西晉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學及般若學也隨之南下。與道安同時，而在南方傳教者有竺道潛與支道林，兩者皆以擅講般若而受到貴族士大夫的欽仰，為玄學式的貴族佛教及格義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聖不辯知論》、《即色游玄論》等，創般若學的即色義，主張即色本空。時人評其學「不減王弼，比做向秀」。與謝安、王羲之、許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遊甚密。支道林之後，南方佛教中心即轉為廬山的慧遠。師博通六經，尤精老莊，聽聞道安講般若而出家。後以遠避戰亂而入廬山東林寺。師持戒嚴謹，為南方佛學領袖，當地名紳士學皆崇其行。曾迎佛馱跋陀羅、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廬山譯經，開啟南方譯經的風潮。應江州刺史桓玄之問，撰著《沙門不敬王者論》，明示出家法與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當時佛教與中國禮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結白蓮社，以《般舟三昧經》的禪觀修行，期生西方凈土，是禪凈共修的初創者，後世尊為凈土宗初祖。
慧遠雖足不出山，然親近者眾，道生(曾北上長安受學於羅什門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發，以「佛性論」、「頓悟說」引起當時教界的辯論，尤其「一闡提皆得成佛」的主張，更被視為異端，而不見容於大眾，直至北涼曇無讖所譯北本《大般涅槃經》傳入，獲證同於佛說，時人方才驚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對於後來的涅槃、天台、華嚴和禪等各宗都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建康的道場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鎮，以譯經為主。佛馱跋陀羅、慧觀、法顯等，為當時駐錫譯經的大家。
又這時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熱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顯。他在天竺參學十餘年，攜回《大般泥洹經》、《摩訶僧祇律》、《長阿含》等多部經典。法顯在佛教史上不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國留學史上的貢獻也是影響千古。
兩晉時期，因玄學風行全國，使般若學的研究也達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勝之勢。「般若」豐富了「玄學」的內涵，「玄學」也成為傳播佛教教義的媒介，史稱「格義佛教」。直至鳩摩羅什、僧肇等師徒的導正，終於形成中國佛教正統的風格。由於學風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譯經事業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學派競立的基礎。
結束南北分裂局面而開展的隋唐，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最強盛的朝代，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經典翻譯、宗派競立的巔峰時期，其影響不僅深入中國各階層，而且遠播至韓國(高麗、百濟、新羅)、日本、越南，開啟各國佛教的燦爛新頁。
隋唐佛教的興盛繁榮，除得力於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穩固基礎外，更有賴於國家的統一強盛及護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五八九~六〇〇)，立即廢止北周毀佛政策，下詔修建寺院、重整經像、設「五眾」及「二十五眾」宣講佛教義理，更以大興善寺做為譯經的中心，計其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推廣，所度僧尼達五十多萬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寫經十三萬卷，佛教在隋文帝時代的盛況可見一斑。
隋煬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國的方針，對佛教的提倡亦不遺餘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並親從天台智者大師受菩薩戒，迎請吉藏大師入慧日道場弘揚三論，因此三論與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護持下能開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為前提，所創的三階教亦流行一時。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對佛教多采保護政策。高祖於帝業初創時，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設十大德以統攝僧尼。太宗則於玄奘大師西行求法歸國後，於慈恩寺組織大規模的譯場，法相唯識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創立。武則天時代更是崇信佛法，她實行了一連串的佛教措施：開沙門的封爵賜紫，詔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設立悲田養病坊，組織譯場，開鑿龍門石窟。其中以對神秀大師的禮遇，使禪宗大盛，而詔令新譯《八十華嚴》，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創立華嚴宗的大功臣。玄宗則崇信密教，對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禮敬有加，曾請不空入宮授灌頂法，因之密宗興盛一時。肅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餘沙門入宮朝夕誦經祈福，並受灌頂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並於戎狄入侵之際，召沙門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國民消災。憲宗時，迎佛骨於鳳翔法門寺，更掀起社會上一股崇佛的熱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護持，得以迅速發展，其興盛繁榮表現在許多方面，如譯經、著述、藝術等，尤其中國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譯經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譯經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譯家有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彥琮等。其中梵漢文俱佳的彥琮，為中土僧侶主持譯場的先鋒，曾在《辯正論》中提出譯經者須具「八備」的條件，對後來譯經人才的評選發揮極大的作用。
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護持，規模組織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漢的中國僧侶主持，使得譯經在量上、質上皆為歷朝之冠。著名譯師有玄奘、義凈、不空、菩提流志、實叉難陀、般若三藏、善無畏、金剛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為傑出，他們都被列入中國「四大翻譯家」之內。此三人譯經各有所專，玄奘所譯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曇，成就最大；義凈重在律典；不空專於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幾已全部譯介，而且所譯經論較之前朝，更有選擇性、系統性與完整性。
隨著經論的大量譯出，高僧碩德的著作也相對豐富，如針對佛典，加以系統分類精確的經錄，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經的《眾經目錄》七卷、彥琮的《眾經目錄》五卷、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內典錄》、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圓照的《真元新定釋教目錄》。其中以《開元釋教錄》影響最大，為後世大藏經編目和雕印的準據。
另外，還有大量針對經論所作的各種佛典註疏，而結合個人體驗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論專書也紛紛問世。這些表現各人獨特思想見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因此，顯示隋唐佛教興盛的天台、三論、法相、華嚴、密宗、禪、凈、律等八大宗派的創立，實與經典的翻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隋唐佛教的發展，對文學、藝術也提供了絕佳的題材與靈感，當時文人學士對於佛教的磅礴精深與僧侶的精神修養，產生崇高的敬意，歸向者頗多，如韓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維、李翱、裴休等，都與佛教有深厚的因緣，因此蘊含佛教哲理的詩文創作也應運而生。又由寺院的講經發展至社會的俗講也甚為流行，進而創作了許多變文作品。隨著變文的流傳，又發揮成多彩多姿的經變圖相，更增添寺院畫像以及繼南北朝以來持續開雕的石窟壁畫的內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興盛也引起韓、日各國的仰望，紛紛派遣學僧前來學習觀摩，韓國方面有義湘、太賢、惠日、法朗、信行、道義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鳳、最澄、空海等。韓、日佛教因此獲得大規模的開展。
總體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對佛教護持，對於儒、道亦采支持的態度，亦即以「三教並用」做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與儒、道在當時鼎足而立，互為爭勝，尤其道教對佛教的明爭暗鬥更是無有間斷，因此在武宗時，因個人極度的偏好道教長生之術，再加上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動，終於進行一連串的毀佛事件，以會昌五年(八四五)最甚，總稱「會昌法難」，共廢毀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萬餘座，迫令還俗僧尼二萬六千五百餘人，沒收寺田數萬頃。這次的滅佛，使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佛教文化財，包括經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後，立即下詔復興佛教，爾後幾代皇帝也相繼護持。唯隨著唐末王朝的日趨衰落，佛教的鼎盛時期也隨之結束。
唐滅，五代十國分治北、南二地，動亂頻仍，五代中版圖最大的後周，在國家財政窘迫之際，於世宗當政時又再一次的毀佛(九五五)，佛教經此法難及戰火的摧殘，已衰頹不堪，著重義理研究的宗派盛況不再，唯剩著重實踐的禪宗以及強調信仰的凈土宗在民間流傳著。以永明延壽禪師提倡禪凈雙修，最受崇敬。
中國佛教經過唐末、五代兩次的法難，以及朝代更迭的戰亂後，由於經典散佚、寺院毀壞、僧侶受迫等，致使佛教幾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現復甦之跡，唯宋元之後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國運不興，佛教雖綿延不絕，然已不如隋唐時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傳統型態，逐漸傾向生活修行與宗派調和的路線。從彌陀信仰的結社念佛、禪院農林的寺院經濟生活，到與儒、道二家的調和及禪、凈、教、戒融和的現象，佛教融入了中國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後中國佛教的特質。大體上，北宋一代(九六○－一一二六)佛教的復興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時期(一一二七－一五六六)，則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興盛一時，唯佛教積弱過久，仍不及北宋的興盛。
宋代帝室對佛教多采保護政策，太祖建國後，即廢止後周世宗毀佛之令，修訂出家考試之制、詔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開寶四年，敕令張從信等至成都開雕大藏經，稱《開寶藏》，這是中國全藏刻版印刷的開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麗刻藏的共同依據。後來又陸續完成《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和《資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發展的偉業，影響後世刊刻藏經甚鉅。太宗時，詔立太平興國寺為先皇帝寺，並設立組織完備的譯經院，使中斷二百多年的官刻譯經，一度復興。真宗一代則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推行登壇受戒之制。另外，由於帝室的護持，寺院的田園、山林享有免稅權，寺院乃以此為經濟基礎，從事長生庫、碾場等各項公益事業，對民間社會助益匪淺。
北宋佛教的復興，唯台、賢、凈、律四宗，禪宗則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特殊教法，倖免於唐末五代戰亂，而法綱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勢，因之祖師「燈史」著作特別豐碩，禪宗的盛行可說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學發達，其思想受禪宗影響甚鉅，其間或有排佛之論，然禪學開展理學精神特色，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眾，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狀況。
天台宗得高麗傳回典籍而弘揚一時，後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義，各傳其學；天台教義雖博洽深玄，然因輔以律行、禮懺、念佛，故能廣流普及。在華嚴宗方面，因教義與禪宗同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於禪宗而得復興，呈現「教禪一致」之風，以子璿、凈源二位大師的弘揚最力，後者有「賢首中興」之譽。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於律學撰著，又因天台宗師多兼弘戒法，律學乃應運中興。凈土宗則於宋朝三百年間持續興盛，念佛結社之風深入廣被，不讓禪宗。台、賢、禪、律諸宗祖師亦多秉其教學，嚴以律行，而趣凈土，因此台凈融和、禪凈雙修的思潮風行，凈土信仰因之深植於民間。直至宋徽宗時期，因其崇通道教而破壞佛教，如燒毀經像，詔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並將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嚴重受挫，除禪、凈二宗猶能盛行外，其餘各宗漸沒。
元朝佛教與朝廷的關係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統治華夏一百多年，可說多得力於佛化政治。太祖建國之初，重用禪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訂典章，令慓悍好戰的蒙古百姓攝化於佛教。其後諸帝承襲此風，皆倚重僧信以協助國政。至元世祖迎請西藏薩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請制蒙古文，譯述藏經，對蒙古文化貢獻巨大，賜號「大寶法王」，世祖封賞全藏為俸爵，地位職權之高僅次於皇帝。此後薩迦派僧侶世代為國師，遂使喇嘛教成為元代的國教。
藏教雖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終究不合民情，故僅能在宮廷中流行。民間則以禪、凈二宗最為盛行，禪宗有曹洞宗的萬松行秀著作《從容錄》發揮曹洞家風；臨濟宗則以雪巖祖欽、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為代表。此期禪僧多兼修凈土，仍延續宋代禪凈並修的風潮。
推翻蒙古統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為皇覺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於寺院，故對佛教特別崇敬，也力圖整頓佛教。因此，即位後即頒布了一連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試、制度牒、刻藏經(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為禪、講、教三類；成祖永樂帝以臨濟僧道衍為宰相，刻北藏，並作〈贊佛偈〉、《金剛經解》，力護佛教。此後，諸帝王無不奉佛，禪、凈二宗與喇嘛教并行。
明中葉後，朝廷為救飢荒而有賣牒之舉，僧團迅速膨脹，因而弊端叢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導致再一次的毀佛事件。然而沒落的佛教卻因之覺醒，而力圖復興。迄明末蓮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師輩出，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長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清代同元朝一樣，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說是以佛化政策統治了蒙、藏、漢三個不同的民族。朝廷不僅在西藏以達賴治前藏，以班禪治後藏，在蒙古各地賜封喇嘛「呼圖克圖」的尊號，更將皇宮中的雍和宮改為喇嘛寺。對於顯教雖崇信誠篤，但在施政上則以儒家為主。
清初諸位帝王與佛教的關係頗深，順治皇帝曾作〈贊僧詩〉「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生在帝王家」、「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肩難」來表明願為僧侶的心跡；康熙帝則迎請明末以來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進佛教的復興；雍正帝則親事章嘉活佛，參禮迦陵性音禪師，自號圓明居士，主張禪、教、凈調和之論，尤其熱心凈土法門，對近世以念佛為主的禪凈共修，影響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計有華嚴宗的柏亭續法，禪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聰，凈土宗的省庵實賢、徹悟際醒。傑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禪宗的宋世隆、畢紫嵐；皈依凈土的周安士(夢顏)、彭際清；以及鄭學川、龔自珍、魏源、譚嗣同、楊文會及梁啟超、章太炎、丁福保、蔣維喬等佛教學者，都對當時的佛教有很大的貢獻。
清末印經事業發達，屬於官方開雕的有《龍藏》，以及漢、滿、蒙、藏、梵五譯本對照的佛典出版。民間則有《百衲藏》、《頻伽藏》，可見清代對佛教文獻整理的重視。清末，由於洪、楊等人作亂，以信仰上帝教為號召，十餘年間，東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國的統治之中，軍行所至，佛寺、經像焚毀殆盡。太平天國的排佛禍患非但不亞於三武一宗的法難，而國運不斷的遽變，也使得佛教的發展一再受阻。
佛教發源於印度，其後能在中國弘傳生根，便是透過經典的翻譯。從東漢末年到唐代中葉，譯經事業由初創到隆盛，歷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雖有譯經，卻只有補餘或重譯而已。中國佛教譯經事業的歷時久遠，可說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業，而所譯經論卷帙的龐復，誠為世界文化的瑰寶。以下依其發展過程略分三期來介紹：
漢魏西晉時期──譯經的初創時代
本期譯經始於東漢桓、靈二帝之間，當時佛經的傳入並非直接來自印度本土，而是間接由西域東來的僧侶所傳入，經本多以西域當地文字寫成，或由譯師以西域語言口傳，故通稱「胡本」或「胡語經典」。
最初的譯經大師以東漢桓帝年間入漢的安世高與支婁迦讖最具影響力，二師的譯著分別代表小乘禪數與大乘般若性空學的兩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時引進中國的情形。與二師同時的譯經家尚有竺佛朔、嚴佛調、安玄、康孟詳等，皆各有譯著，然多為助譯或合譯者。
本期最後一位譯經大家乃西晉竺法護，譯有般若、寶積、法華、涅槃等各部類經，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譯經數量最多者。《祐錄‧竺法護傳》評其「自西域歸，大齎梵經，沿路傳譯，寫為晉文……終身寫譯，勞不告倦」，故有「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的讚譽。
綜觀本期的譯經師，多為西域高僧，譯經費用多來自民間私人資助，規模則為一、二人對譯，故所譯經籍雖然不少，仍多為斷簡零品。此乃佛教處於早期傳播階段情形，爾後佛教流布漸廣，則譯經事業便有明顯的開展。
東晉南北朝時期──譯經的進展時代
本期譯經事業因有道安與慧遠兩位佛教領袖的努力推動，而能進展順利。道安首在長安網羅義學高僧，並組織譯場，經費所需由苻堅護持，對於翻譯文體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論點，要求「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以直譯方式開啟譯經事業新紀元。慧遠承道安之志，以廬山為中心，延攬許多天竺西域高僧譯經，如僧伽提婆、佛馱跋陀羅等，故有「蔥外妙集，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者，遠之力也」。二師本身雖非譯師，然乃真正推動譯事的元勛。
本期重要譯師，首推鳩摩羅什。後秦弘始三年，姚興以「國師之禮」迎請羅什至長安，在逍遙園組織龐大譯經場，這是國立譯場的創始。當時有僧叡、僧肇、僧契、法欽、道標等八百俊彥諮受襄譯，依《開元釋教錄》載，師徒所譯典籍有《阿彌陀經》、《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十住毗婆沙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系統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新的境界。總體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采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新的里程碑，是歷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後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羅什所帶起的譯經事業，使得譯家賢哲輩出，在羅什前後的大家有數十位，如佛馱跋陀羅、曇無讖等。到了南北朝，譯業仍然隆盛，論部的譯著尤其輝煌，東晉羅什師資專弘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而此期則漸重於無著、世親的唯識學，其中真諦所譯《攝大乘論》、《中邊分別論》、《俱舍釋論》、《大乘唯識論》等，都是法相的秘鑰，為中國唯識學的發展奠定了初基。計真諦在華的二十三年間，共譯出經論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響卓著，亦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第二期譯經的特色乃因國家的重視與護持，在龐大譯經組織的優勢下，高僧雲集，共襄助譯，故能發展到有系統譯介大經大論的能力，使譯經事業呈現高速發展之勢。
唐代時期──譯經的全盛時代
本期的譯經特色，在於主譯者已由外來高僧轉為由本國高僧來擔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與義凈兩位大師。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三年間(六二九)西行求法，歷十七年而榮歸，攜回佛經五〇二夾六五七部，太宗為玄奘於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召揀高才名僧分掌筆受、證義等各職，譯場組織較前更加完備。玄奘自律甚嚴，未曾一日懈怠，計十九年間譯經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數量之多，為歷代諸家之冠，所譯經論如《大般若經》、《大毗婆沙論》，卷數之多，亦為曠世鉅作，而諸多唯識論著如《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的譯出，使唯識在中國的發展，能形成系統，繼由弟子窺基發揚而成宗立派。譯經事業至玄奘已達於最高峰。
義凈乃繼法顯、玄奘之後的西行高僧，遊學印度二十餘年，精通梵、漢，先後在長安、洛陽主持譯場十餘年，共譯有經論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譯著的數量與品質皆稱卓越，與玄奘同列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此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翻譯大量的密教經典也是本期的特色。總之，本期以前二期譯經的成果為基礎，開創更完整的譯經組織，使得譯經事業達於巔峰。此後二百多年間，譯業漸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復興譯場，並設印經院，譯場組織與制度更形完備，唯所譯經論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雖仍有譯事的進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譯為漢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譯為漢文的零星之作。
譯經實非簡單易行之業，從譯師、經典的來源，到語言文字、譯文體例的抉擇等，皆為棘手難定的問題，故在譯經開展過程中，為因應時代的需要，即不斷的提出改進及創新的方案，如東晉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說，隋朝彥琮主張譯家宜具「八備」資格，唐朝玄奘立「五種不翻」的譯經原則，北宋贊寧則提倡譯語應用「新意六例」等。譯經事業在審慎嚴格及歷時久遠的經營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漢文三藏聖典。
中國佛教經南北朝時期的拓展發揚，隨著隋唐的統一，在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融和及帝王的護持等條件下，使得佛教經典翻譯更有系統，義理更為明確，南北各學派的思想學說特色更加明顯，且因各有師承、專重的經典及獨到的思想主張，於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開創了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茲將大乘八宗在中國的開展分述如下：
天台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成立的佛教宗派。奉《法華經》為根本經典，智者大師依據此經「會三乘歸一大乘」的思想開展出「五時八教」的教相判釋，建立天台宗的思想體系。本宗教學組織主要分為教、觀二門。教相門為一念三千、性具善惡；觀心門有一心三觀、三諦圓融等。本宗法統傳承，初祖上推至龍樹菩薩，其次為慧文－慧思－智顗－灌頂－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祖師。隋朝四祖智顗(五三八－五九七)以慧文、慧思的禪觀思想為基礎，進一步依據《法華經》撰述《法華文句》、《法華玄義》及《摩訶止觀》，開創出具中國特色的教義及教判理論，乃天台宗實際創立祖師。入唐後，唯識、華嚴創立並大興，天台相形失色，直至中唐，九祖湛然提倡「無情有性」之說，使天台宗風大振，後世稱其為天台中興之祖。唐武宗會昌法難及五代戰亂後，宗門式微，至北宋有四明知禮、慈雲遵式的弘揚復興，民國以來則有諦閑、倓虛及慧岳等諸師的弘揚。
三論宗是由鳩摩羅什傳譯龍樹、提婆中觀學，譯出《中論》、《百論》、《十二門論》，而奠定三論宗的理論基礎。主要思想是透過「破邪顯正」、「真俗二諦」、「八不中道」、「涅槃世間」的道理，闡釋《般若經》「諸法空性」之義。其傳承法統為龍樹－提婆須利耶蘇摩－羅什－僧肇－曇濟－僧朗－僧詮－法朗－吉藏。羅什之後，因北魏太武帝滅佛，宗風不振，經僧朗的復興，至唐朝吉藏，完成三論的註疏，又著作《三論玄義》，集三論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譽為三論宗的開祖。該宗至唐中葉後，因天台、唯識、禪宗的盛行而趨衰退。台灣研究三論者，以印順長老最負盛名。
關於本宗之傳承，於佛陀入滅后九百年，彌勒菩薩應無著菩薩之請於中夜從兜率天降至中印度阿逾陀國之禪堂，說《瑜伽師地論》；無著稟承其說，著《大乘莊嚴經論》、《攝大乘論》、《顯揚聖教論》；世親亦出《攝大乘論釋》、《十地經論》、《辨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頌》等，更有所闡明；不久無性亦造論註釋《攝大乘論》，又有護法、德慧、安慧、親勝、難陀、凈月、火辨、勝友、最勝子、智月等十大論師，相繼制論以註釋世親之《唯識三十頌》，瑜伽宗風遂披靡全印。唐代玄奘入印，師事護法之門人戒賢，具稟本宗之奧秘。返唐后，翻傳本宗經論，弘宣法相唯識之玄旨。受教者頗多，以窺基、神昉、嘉尚、普光、神泰、法寶、玄應、玄范、辨機、彥悰、圓測等為著名。其中，神昉著《唯識文義記》；玄應著《唯識開發》；圓測作《解深密經疏》、《成唯識論疏》等，門人有道證，著有《唯識論要集》，新羅僧太賢從其學，制《唯識論古迹記》，世稱海東瑜伽之祖；而窺基紹承玄奘之嫡統，住長安大慈恩寺，盛張教綱，世稱慈恩大師，著有《瑜伽師地論略纂》、《成唯識論述記》及《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大乘法苑義林章》等，集本宗之大成。門人惠沼著《成唯識論了義燈》，破斥圓測等之邪義，其下復有道邑、智周、義忠等。智周作《成唯識論演秘》，發揚《成唯識論述記》之幽旨，並註解其難義。此外，《成唯識論掌中樞要》、《成唯識論了義燈》、《成唯識論演秘》，合稱為唯識三疏。日本之智鳳、智雄、智鸞、玄昉等皆出智周之門，均有所承學。其後，以禪及華嚴等宗勃興，本宗教勢頓衰，宋代以後稍見復興之跡。至明代，智旭製成《唯識論心要》，明昱作《成唯識論俗詮》，通潤作《成唯識論集解》，廣承作《成唯識論音義》等。
日本方面，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入唐，從玄奘學法相宗義，回國后，以元興寺為中心而傳法，稱為南寺傳；元正天皇靈龜三年（717，一說二年）玄昉入唐，從智周學法，返國后，以興福寺為中心而傳法，稱為北寺傳。日本法相宗為奈良時期（710～794）、平安時期（794～1192）最有勢力之宗派之一。本宗之傳承：釋尊→彌勒→無著→世親→陳那→無性→護法→戒賢→玄奘→窺基。
至於法相宗（或瑜伽宗）最主要的經典則為“一經一論”－－《解深密經》與《瑜伽師地論》。其根本經典，根據《成唯識論述記》，則為“六經十一論” ：
A、六經
1． 解深密經
2．華嚴經
3． 密嚴經（又名厚嚴經）
4．楞伽經
5．如來出現功德經
6． 大乘阿毗達磨經（最後二經未譯成漢文）
B、十一論
1． 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說）
2． 顯揚聖教論
3． 大乘莊嚴經論
4．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
5． 攝大乘論（以上無著菩薩造）
6． 辯中邊論（本頌彌勒菩薩說，世親菩薩造釋論）
7． 分別瑜伽論（本頌彌勒菩薩說，世親菩薩造釋論、此論未傳譯）
8． 唯識二十論（世親菩薩造）
9． 十地經論（世親菩薩造，系解釋華嚴經“十地品”者）
10．集量論（陳那菩薩造、義凈譯、已亡佚。系因明學之論典、發揮現比二量、及識之三分說）
11．觀所緣緣論（陳那菩薩造）
此可知，瑜伽宗的根本經典，其中之六經是佛說；其十一論，則為菩薩說或造，包括彌勒、無著、世親、陳那等。
最後，從瑜伽宗的根本經典之六經來看（除了最後二經中土未譯外，其餘四經（解深密經，華嚴經，密嚴經，楞伽經），皆是所謂“性相圓融”，亦即，有性有相，並非純是法相之學。更有進者，這四部經同時也是性宗的根本經典；尤其是楞伽經，更是禪宗達摩祖師傳以印心的（直到六祖改成金剛經）。可見，即使在禪宗的正法眼藏用以印心的，在六祖以前，本是性相圓融、性相不分的。不但性相不分，而且也是顯密不分的：因為華嚴、密嚴、解深密、乃至楞伽也是顯密二教所共尊的。然而其後，以眾生根器轉鈍，不堪受持全體大法，因此分門修學，各擅其長。然而依法之本源與發展來看，此系不得已之事，並非法本有分派，而實系人根器轉淺所致：並非法有二種、三種或多種；種種法教實系如來法身之一體；眾生不堪全體大法，故別受其部分之法。然其要者，若欲求無上菩提，切莫以自所修學之一部分法，或性或相、或顯或密，執摸象之解而言：“這就是如來法的全部！”因而得少為足，甚或是自非他，種種妄想分別，乃至互相攻訐（jié），諍斗、如是即是迷人，枉受辛勤，不入正理。
華嚴宗因奉《華嚴經》為根本經典而得名。主要教義有「六相圓融」、「十玄緣起」、「法界三觀」等，總稱為「如來性起法門」。華嚴宗判釋一代教法為五教十宗，以《華嚴》為所宗，杜順和尚著《五教止觀》，即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譽為華嚴宗初祖。智儼大師撰著《華嚴經搜玄記》等，奠定華嚴立宗的基礎，是為二祖。三祖法藏賢首大師，集華嚴宗的大成，建構以「法界緣起」為本宗思想體系的理論，曾為武則天宣講《華嚴經》，令其心開意解，茅塞頓開，故華嚴宗可說是在武則天的護持下，由法藏所創立。四祖清涼澄觀大師則漸融入天台、禪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禪師，倡導教禪一致。會昌法難後，華嚴宗門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凈源重興，元、明、清續有人才宣揚宗義，民國後，有月霞大師創辦華嚴大學，今有成一法師所創辦的華嚴專宗佛學院繼傳宗脈。
律宗以研習及持守戒律得名。東晉時陸續傳入《十誦律》、《四分律》、《摩訶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聰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繼而唐朝道宣律師更以大乘教義闡揚《四分律》，撰著律學五大部，創南山律宗。另與道宣同一時代的，尚有法礪所創相部律宗，懷素所開東塔律宗，合稱為「律部三宗」。后唯存南山宗獨秀，後代所稱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將戒律分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體、戒行、戒相四科，判一代時教為化教及制教。
唐末五代，律宗與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師的弘傳，加上天台宗師多兼弘戒學，律宗乃應運中興。明末清初古心律師及其法嗣三昧律師在寶華山主持戒席達百餘壇，寶華戒壇名震一時。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師的弘揚，律宗乃存續不衰。
密教真言宗因受法身大日如來真實言教的傳授，且須經灌頂等入教儀式和秘密傳授方可傳習，故稱密教或真言宗。該宗以《大日經》、《金剛頂經》為根本經典，主要教義為胎藏界、金剛界兩部曼荼羅所代表大日如來智德顯現的宇宙萬有之說；另以一切萬法的六大本體，四曼相大，三密用大，闡明本自具足如來德性，當身即是大日覺位，修習手結契印，口誦真言，心觀大日如來的三密加持，則能達到「即身成佛」，頓證當體大日佛位。密教思想早在三國時期傳入，至玄宗開元年間，印僧善無畏、金剛智、不空陸續來華，譯出弘傳《大日經》、《金剛頂經》後，始形成宗派。該宗傳承法係為：
龍樹（即龍猛）－龍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一行－惠果－空海。
真言宗在唐會昌法難后即受到嚴重打擊，唐末戰亂更是將其徹底毀滅，故真言一脈在中國斷絕一千兩百年之久。如今，慶幸的是惠果大師有先見之明，故將法脈傳給日本空海大師，大師歸國后大弘真言密教，並於公元816年在日本高野山建立金剛峰寺是為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場（總本山）。
禪宗的「禪」，即梵語「禪那」的簡稱，原義是心念的專一。禪宗即因主張以禪為生活中的修持而聞名。本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著稱，此思想乃根源於佛陀在靈鷲山拈花示眾，迦葉破顏微笑的典故，成就了「以心傳心」的美談，此後歷代祖師「以心傳心」次第傳承。
南朝時，菩提達摩攜付法衣缽東來，被奉為中國禪宗初祖。再傳慧可，三傳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和達摩所傳《楞伽經》禪法與《般若經》離言絕相之教，進一步開展出「隨心自在」的禪修生活，成為中國禪宗的基本風格。五祖弘忍發展道信倡導的修行與農耕結合，強調於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為自然的農禪生活。中國禪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師徒的弘傳下正式形成。其後分為神秀、惠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漸悟說，南宗惠能主頓悟說。南宗因神會的力爭，乃逐漸取代了北宗地位，於中唐後獨盛。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澤神會、青原行思、南嶽懷讓三系，後二系更開演為五家七宗，成為中國禪宗的主流。禪宗重視心性的特殊教法，雖歷經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戰亂，仍能屹立不搖。今日台灣許多道場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皆為禪宗叢林，其影響之深遠可知。
凈土宗以專念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凈土得名。根本經論為《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和《往生論》等三經一論。主要思想可歸納為信、願、行三資糧－－由信發願，由願起行。行則包括四種念佛、十六種佛觀、發三種心、修五念門等種種法門，其中尤以念佛法門，仗佛願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稱為易行道。
本宗的弘揚以東晉慧遠於廬山結社念佛為開端，乃中國凈土的主流，後有北魏曇鸞的弘揚，至唐代道綽、善導承其旨。開元初年，慧日倡禪凈雙修、戒凈並弘的「不舍萬行」，承遠、法照、飛錫繼其說。因此，凈土宗在唐代可分為慧遠、善導、慧日三系。唯該宗並無祖徒相傳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曉法師，將歷代弘揚凈土法門有重大貢獻者，如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和省常等諸位大師列為凈宗七祖，明代又舉袾宏、智旭，清代舉行策、省庵、徹悟及民國印光共成十三祖。
凈土法門不僅禪師力倡兼修，亦為天台、律家所重，又因簡單易行，徹上遍下，無所不宜，故流傳廣遠，歷代不衰，至今仍弘傳興盛。近代台灣以廣欽、煮雲、李炳南及妙蓮等倡導念佛最具代表性。
中國佛教的特色就是大、小乘並存，顯（宗）密（宗）同在。嚴格地說，佛教起始於尼泊爾，發展在中國，又遠傳於日本、韓國。而佛教在印度本土由於受到印度教及後來傳入印度的伊斯蘭教的排擠，約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在印度本土消失。而能保留佛教並發展佛教的中國就成了當今世界佛教的真正故鄉。
中國佛教的特色就是以“大眾部佛教”為主，中國西南與“上座部佛教”盛行國家相鄰的雲南則是傳承著與泰國一樣的“上座部佛教”。中國內地漢族居住地則祝主要信奉“大眾部佛教”。中國西北部地區少數民族則主要信奉密傳佛教。
中國佛教又分為十大宗派，這也是中國佛教的特色。中國佛教界的一些高僧根據一些佛經內容，創立了各自的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華嚴宗、三論宗、唯識宗、凈土宗、律宗、禪宗和密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