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科舉

元太宗十年（1238年），元朝試諸道之士。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九月，翰林學士王鶚請行選舉法。元世祖下詔中書省與翰林院商議選舉程序。至元六年（1269年）七月，立國子學。十年（1273年），真金太子奉旨行科舉。次年（1274年），省臣議定科舉程序。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禮霍孫、留夢炎等請設科舉。許衡議科舉，罷免詩賦，重視經學。科舉制度始定。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十月，定科舉程序。次月，下詔施行科舉。

元十六考

元仁宗時期

皇慶改元（1312年）仁宗將其任河南江北行省右丞的儒師王約召京，特命集賢大學士主管教育、學校，並將他的“興科舉”建議“著為令甲（法令的第一條）”（《元史》王約傳）。

皇慶二年（1313年）農曆十月，仁宗要求中書省議行科舉。農曆十一月十八日（1313年12月6日），元仁宗下詔恢復科舉。

延祐元年（1314年）鄉試，一共錄取三百人。

元一考：延祐二年（1315年）農曆二月大都會試取中選者一百人，農曆三月七日，舉行殿試（廷試），五十六人及第。護都答兒、張起岩分別為左右榜狀元。黃溍、楊載、歐陽玄等賜進士及第。

元二考：延祐五年（1318年）三月，廷試進士，五十人及第。忽都答兒、霍希賢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英宗時期

元三考：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廷試進士，六十四人及第。達普化、宋本分別為左右榜狀元。泰不華等賜進士及第。

元泰定帝時期

元四考：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廷試進士，八十六人及第。捌刺、張益分別為左右榜狀元。呂思誠等賜進士及第。

元五考：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廷試進士，八十六人及第。阿察赤、李黼分別為左右榜狀元。楊維楨、薩都剌等賜進士及第。

元文宗時期

元六考：至順元年（1330年）三月，廷試進士，九十七人及第。篤列圖、王文燁分別為左右榜狀元。林泉生等賜進士及第。

元順帝時期

元七考：元統元年（1333年）三月，廷試進士，一百人及第。同同、李齊分別為左右榜狀元。劉伯溫、余闕等賜進士及第。

元八考：至正二年（1342年）三月，廷試進士，七十八人及第。拜住、陳祖仁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九考：至正五年（1345年）三月，廷試進士，七十八人及第。普顏不花、張士堅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考：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廷試進士，七十八人及第。阿魯輝帖穆而、王宗哲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一考：至正十一年（1351年）三月，廷試進士，八十三人及第。朵列圖、文允中分別為左右榜狀元。朱夢炎等賜進士及第。

元十二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三月，廷試進士，六十二人及第。薛朝晤、牛繼志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三考：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廷試進士，五十一人及第。繳征、王宗嗣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四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廷試進士，三十五人及第。買住、魏元禮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五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三月，廷試進士，六十二人及第。寶寶、楊繴分別為左右榜狀元。宋訥等賜進士及第。

元十六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三月，廷試進士，七十三人及第。赫德溥化、張棟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有些文學史在敘及元代文學，尤其是元曲的興旺發達時，往往認為，正是由於元朝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不重視，不行科舉考試，才使得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轉向文學，尤其是元曲、雜劇等的創作。這種結論下得也有點過於絕對。元代並不是對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重視，只是對那些喜歡以“詩、詞、歌、賦誇示於人”而又不懂經世之術的知識分子才真的不重視。崛起於漠北的蒙古英雄們在入主中原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仍“質樸少文”，這就無形中斷了那些詩人、詞人們的一條晉身之路。這些失去了晉陞機會的詩人、詞人們當然要不滿當時的統治者。這種不滿意被民族主義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極濃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騷，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罵。

“八倡、九儒、十丐”這幾個字在剛剛粉碎“四人幫”時，是一個使用頻率頗高的片語。中國許多人在批判“四人幫”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時，常把元朝人這段發自己朝代牢騷的牢騷話當成歷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歷史學家”甚至由之推斷，元朝立國到亡國近百年間沒有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

眾所周知，科舉制度是隋朝以後各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楊堅廢除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設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煬帝楊廣時始置進士科。唐代於進士科外，復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至武則天時則天本人親行殿試，並增設武舉。其由皇帝特詔舉行者，稱為制科。一般的史學著作或工具書，在談到科舉制度時前舉唐、宋，后舉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元代根本就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大漠深處有“綠洲”

元代究竟是否舉行過科舉考試，我們還是應該讓《元史》來說話。

《元史·選舉志》：“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令斷事官術忽斛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辭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干人，皆一時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窩闊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時代一個最為有名的賢相。這段歷史告訴我們，蒙古立國之初確實行過科舉考試，考試中選者享有免除徭役、賦稅，與長官同署公事的權利，並且點出了第一批中選者中的榜首楊奐的名字。

也許有的人要斤斤計較蒙古帝國與元帝國之間的區別，認為開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開科取士，這話也不對。

我們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選舉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為負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僕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設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專命師儒教習經書，俟其藝成，然後試用。”

此舉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當時的丞相火魯火孫、留夢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議開科取士，雖然也因故未果，但當時的科舉取士的方略卻確定了下來。

到了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當時的中書省官員又上書給皇帝，稱“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詛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辭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辭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議皇帝重開科舉，不過範圍比隋、唐時代縮小了，只有德行、明經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請，並頒下一道詔書。這位皇帝大人在詔書中說：“唯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聯以眇躬，獲承丞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辭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國所屬各州、郡、縣遵從皇帝的旨意推選出“賢者、能者”參加科舉考試。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縣推選出來的士子會試京師。

愛育黎拔力八達雖然是個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詔書可一點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詔書中對哪些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試的內容，甚至監考人員的組成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考試對象

詔書上說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德才兼備”者方可以參加考試。

內容制度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通過了第一場考試之後，接著考第二場：“第二場第一道(題)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以)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場通過以後，考第二場：“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接著是第三場，“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這些都通過之後，漢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稱為“及第二甲”，皆授給正七品的官職，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職。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過兩場就可賜進士及第(因為他們漢文化水準較低)。

為了保證科舉考試的公正性，詔書中還規定了監考人員：總監考由監察御史和廉訪司官員擔任，分監考由知員舉、同知員舉等人擔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經過嚴格考試，蒙古人護都答兒，漢人張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