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父

這是一首士兵們抱怨司馬將軍的詩歌。全詩三章，皆以質問的語氣直抒內心的怨恨，風格上充分體現了武士心直口快、敢怒敢言的性格特徵。沒有溫柔含蓄的比或興，詩一開頭便大呼“祈父！”繼而厲聲質問道：“胡轉予於恤？靡所止居。”意思是說：“為什麼使我置身於險憂之境，害得我背井離鄉，飽受征戰之苦？”第二章與此同調，重複了這種不滿情緒，但復沓中武士的憤怒情緒似乎在一步步增加，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且自古兵政，亦無有以禁衛戍邊者”（方玉潤《詩經原始》）。武士說：“可你這司馬，卻為何不按規定行事，派我到憂苦危險的前線作戰呢？”作為軍人，本不該畏懼退縮。在國難當頭之際，當飲馬邊陲，枕戈待旦。“可你這司馬太糊塗了，就像耳朵聾了聽不到士兵的呼聲，不能體察我還有失去奉養的高堂老母。”在第三章里，武士簡直要出離憤怒了，其質問變為對司馬不能體察下情的斥責，同時也道出了自己怨恨的原因和他不能毅然從征的苦衷。

有注家對最後一句解為哭靈堂，擺祭品，亦通。因為久役在外，不能回家，到最後也不能見母親一面，當然只能看見母親的靈前擺滿熟食祭品了。這樣理解使詩歌更有感染力。

對於溫柔敦厚的詩國傳統來說，這首詩似乎有過分激烈、直露的嫌疑，但直抒胸臆，快人快語，亦不失為有特色者。

宋代朱熹《詩集傳》：“賦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能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第三章）“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

清代姚際恆《詩經通論》：“三呼而責之，末始露情。”

《小雅·祈父》是周王朝的王都衛士（相當於後世的御林軍）抒發內心不滿情緒的詩。這個衛士本屬於王畿內部隊或宮廷衛隊的士兵，祈父調他遠征，使之久役，有家難歸，故怨而作此詩。《毛詩序》說：“《祈父》，刺宣王也。”鄭箋補充說：“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方玉潤《詩經原始》徑直說：“禁旅責司馬徵調失常也。”按古制，保衛王室和都城的武士只負責都城的防務和治安，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外調去征戰的。但這裡，掌管王朝軍事的祈父（司馬）卻破例地調遣王都衛隊去前線作戰，致使衛士們心懷不滿。前人多以為此詩作於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王師在千畝受挫於姜戎之時。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採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