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德涵

馬德涵(1868～1958)回族。清光緒二十年(1894)去成都，入陸軍軍官學堂和高等美術學堂習。畢業后在四

川新軍混成協任教練官。三十二年(1906)加入同盟幔橙參加四川民眾保路運動。辛亥革命後任四川軍政府參軍。他熱心回民兒童教育，在成都辦過一所清真小學。後轉赴甘肅、青海任職，仍關注興辦教育。期間，他與馬麟、馬安良等甘肅、青海諸馬結識，曾當過馬步青的老師。1928年攜眷返回西安以賣畫維持生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馬德涵曾任陝西省、西安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委員，省、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省、市人民政府委員。

馬德涵的父輩曾經做過太平軍的軍醫，因此，馬德涵從小就有著嫉惡如仇、堅強不屈的性格。為了改變本

民族貧窮落後的狀況，他四處奔走籌辦民族學校，開展慈善救濟事業。在這個過程中，他悟出一個道理，那就是回族的翻身解放只有在中華民族整體的翻身解放中才能夠實現。因而，他從青年時期起就投身到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之中。早在1894年，馬德涵已經是哥老會（反清秘密組織）會員，並於同年考進四川陸軍軍官學校。1906年經哥老會會員侯寶齋介紹，馬德涵參加了同盟會。在擔任四川東鄉縣新軍把總（清軍中的低級軍官）期間，他在軍界積極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四川保路運動爆發后，馬德涵立即投身到保路運動之中。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會宣告成立，推舉立憲派人士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馬德涵任交涉部副部長（羅綸兼部長），四川保路同志會發布了《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等文告，四處張貼，宣傳保路。四川各族人民也紛紛加入保路鬥爭的行列中，各階層人士舉行了各種形式的集會、演講活動，掀起了群眾性的反帝愛國熱潮。清政府不但不支持民眾的愛國行動，反而血腥鎮壓請願代表。馬德涵同羅綸等人堅決支持“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存國存、保路救國”的戰鬥綱領，決心將保路運動進行到底。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政府採取了兩面派手段：一方面收回鐵路國有的命令，一方面卻暗地配合四川總督趙爾豐鎮壓保路運動。此時，四川總督趙爾豐已秘密逮捕了羅綸、蒲殿俊、張瀾、馬德涵等人。成都附近十餘州縣以農民為主體的同志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的率領下，四面圍攻省城，各州縣同志軍一呼百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奮戰，反清鬥爭勢如燎原。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領導榮縣獨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時期第一個縣級革命政權。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不久，傳來紅軍西路軍失敗消息，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組織營救。周恩來擬派一名和甘、青馬家軍閥有關係的人去河西交涉，這個人就選中了馬德涵。當他聽說是共產黨、周恩來請他去時，當即應諾，並說：既是周先生託付，當義不容辭。古人云，士為知己者死。我雖年近古稀，此事沒有什麼

好說的，我佩服共產黨。莫說此行擔些風險，就是為此拚上性命也值得!

1937年3月底，馬德涵、馬憲民和張文彬三人飛抵蘭州，又轉乘汽車去涼州(今甘肅武威)見馬步青。馬德涵向馬步青講了國共即將合作抗日的形勢，勸他“先優待被俘紅軍，再候紅軍派代表商量善後”，“凡事都要向前看”。馬步青疑馬德涵是共產黨。馬德涵說：“我早年是同盟會人，現在是無黨派人士。你若防我是共產黨姦細，不聽我的忠諫，你就把我殺了。”“咱們是宗教兄弟，你父子待我為知己，我才敢與你談時務。”馬步青有些心動，願約時間再談。翌日晨，《涼州日報》刊登了優待被俘紅軍的消息。隨後，馬德涵帶馬憲民、張文彬去見馬步青，繼續給馬步青曉以民族大義；馬步青答應如數釋放被俘紅軍。並寫了兩封親筆信，一封由馬德涵、馬憲民帶去見駐張掖的馬軍部下韓起功；另一封由張文彬帶去青海進行營救活動。馬德涵、馬憲民趕到張掖，韓起功說：“黃番寺被圍困的紅軍已被解除武裝，被俘人員都未加傷害，已送往青海去了。”馬德涵、馬憲民返回涼州再找馬步青，馬步青說他已給青海的馬步芳打了電話，馬步芳也表示願釋放被俘紅軍。馬德涵、馬憲民遂告辭回蘭州，。在蘭州與張文彬會合，飛返西安。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來，馬立即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向回民群眾慷慨陳詞，痛斥日軍暴行與 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發動回民群眾組織西安回民救國同盟會(后改稱陝西省回民抗日救國會)，被選為會長。

1937年5月初，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馬步青、馬步芳之叔父)朝聖路過西安。經吳鴻賓、馬德涵與張文彬商議，由馬德涵出面，在西安市西羊市71號(現為77號)馬德涵的家中設宴招待馬麟，並請周恩來出席。席間，周恩來向馬麟等講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希望他們回到青海能阻止馬步芳對被俘紅軍的屠殺，並將被俘紅軍儘快送還，參加抗日。經過多渠道努力營救，西路軍數千被俘紅軍終於回到革命隊伍。周恩來對馬德涵營救西路紅軍的功績深表滿意。1938年夏，馬德涵偕次子馬毅前往武漢看望周恩來。因他耳聾，周特意贈送他一副助聽器；毛澤東也托周恩來轉贈馬德涵毛毯一條、粗毛呢布料一塊，對他為抗日救國做出的貢獻表示感謝。馬德涵將自己的書畫托周恩來轉贈毛澤東。

1938年9月13日，馬德涵等參與籌備了在西安召開的有數萬人參加的西北回民“獻旗”大會。大會除了向政府獻旗和發布《告西北回民書》外，還呼籲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聯合起來共同“抵制日貨”，“擴大援華運動”。隨後，《新華日報》以“西北回民昨開抗戰獻旗大會，擁護中央抗戰”為標題，詳細報道了這次盛會。中國共產黨對回族人民的抗日救國活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指出：“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回教抗敵救國宣傳團等組織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組織救亡團體及請纓殺敵，都說明了有成千上萬的少數民族群眾，已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來。他們不僅在國內參加抗戰，還有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組織到海外的回民中進行國際宣傳，使近東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1939年，馬德涵、馬圖軒、馬存祥等人組建了“西安回族青年救護服務團”，開展戰時救護、偵察、警衛、宣傳、防空、掩埋等項工作。青年服務團號稱“八百青年”，其中回族青年很多，不僅有西安本地人，還有許多外地人。有一次敵機輪番轟炸，西安市香米園地區簡易的防空洞中彈塌陷，服務團員們緊急趕往搶救時，敵機又飛臨上空投彈，團員們冒著生命危險，一邊搶救生者，一邊妥善處理死者。

在西安解放前夕，馬德涵四處奔走，號召回民群眾不要聽信謠言，積極準備迎接人民解放軍。1949年5月

20日天剛亮，他便“呼回民大眾燒水歡迎”解放軍。他號召“回漢同胞都團結起來參加歡迎大會”，並在慶祝西安解放暨歡迎人民解放軍的大會上作為代表發言，堅決擁護“進軍大西北，解放大西北，早日實現祖國統一”，表達了回族人民的心聲。西安雖然解放了，但敵人不甘心失敗，當時的國民黨西北軍政副長官馬鴻逵等人到處散布謊言：“解放軍是漢人的軍隊，西安回民將全部被他們殺死，回民鮮血成河，白骨成山……”馬德涵等人深入到各家各戶做工作，告訴大家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支持回民同胞和兄弟民族加強團結、安心生產的，不要上“伊布利斯”（魔鬼）的當。為了支持大軍東征，馬德涵發表了“回族各界異口同聲，要求我軍東征”一文，用鐵的事實痛斥國民黨污衊共產黨如何取消了宗教、毀滅清真寺的謊言，並用事實證明共產黨是保護宗教自由的。為了促使民主政府成立，同年7月，馬德涵發表了“希望迅速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文。在文章中，馬德涵嚴正聲明：“馬鴻逵、馬步芳所代表的是他們的私人利益，非我們回族大眾利益，……二馬和我們教雖一、道不同，他倆是胡宗南的走狗，一切為了個人發財。祝賀共產黨推行民主主義，早日普及全國。”

近讀晚報《終南》版登載的《白石遺作潤古城》一文，稱當年西安市文化局“在考慮鼓樓開放的陳列布置時，就產生了求一些齊白石的作品以紀其盛的想法，後來文化局文化科幹部馬毅（已去世）因父親認識周恩來總理，便承擔了赴京聯繫齊白石為鼓樓陳列館作畫的任務”，讀者不禁要問，這位馬毅同志的父親是何人，他又是怎麼認識周恩來總理的呢？馬毅的父親叫馬德涵（1868年~1958年），是一位回族愛國民主人士，辛亥革命時期加入同盟會，民國元年（1912年）赴蘭州從事教育工作期間與甘、青諸馬如馬麒、馬麟、馬安良等相識，馬麟之子馬步青曾受教於德涵先生門下。時至1928年，先生雙耳失聰，攜眷返回西安，以賣字畫維持生計。1936年12月16日，周恩來同志作為中國共產黨首席代表，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來到西安，為了營救此前陷入蔣、馬軍隊重圍的河西走廊一帶的西路紅軍，就派在他身邊工作的張文彬同志去找住在北廣濟街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吳鴻賓同志（回族）。見面后，張讓吳在西安回民中找一位關係可靠，又能和馬家軍說得上話的人，去營救西路軍。1937年5月，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去麥加朝覲回國，途經西安小住，德涵先生經取得周恩來同意，在他的住所（西羊市49號）宴請馬麟，周恩來同志到場。席間經德涵先生介紹，周就團結抗日救國和被俘紅軍問題，談了個人的看法。事後馬麟給人說：“周先生是共產黨了不起的人物，有遠見，很健談，我很欽佩。”解放后，德涵先生先後任省市人民代表、政協委員、省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周總理對先生的生活、健康一直很關心。1954年，周總理從日內瓦開會後返回，途經西安，曾在人民大廈親切接見了德涵先生，並將他營救西路軍的事迹，向當時的省長趙壽山作了介紹。1958年5月20日，馬德涵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