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人口遷徙事件

走西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遷徙”事件之一,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餘年的歷史長河中,無數山西人、陝西人、河北人背井離鄉,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帶動了北部地區的繁榮和發展。

西口,狹義的西口指長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殺虎口;陝西府谷口;河北獨石口,即晉北人、陝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匯點。西口是晉商、陝商出關與內蒙外蒙貿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晉北人,陝北人,河北人。后西口泛指在長城以北的內外蒙古從事農業、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陝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張家口以及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我們要尊重史實,既是對歷史的負責,也是對後人的負責。

地理位置


西口殺虎口,在明代是長城要塞,名為殺胡口、殺胡堡,從這個名稱可見當時長城內與邊塞民族關係的緊張狀況。隆慶和議后明朝在長城沿邊宣府、大同、山西三鎮開設互市,大同右衛即於此時設馬市於殺胡口關城下,使之成為邊貿往來的孔道與平台。位於山西朔州右玉縣的殺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殺虎口不僅是通往蒙古,還是通往俄羅斯的重要商道。走出殺虎口,晉商們就迎來了一片新天地。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遊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入清,殺胡口改名為殺虎口,因其位於西北商道的交通樞紐,順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殺虎口設稅關,次年“設監督一員,經收課稅”。此後,又在歸化城設分關,沿長城內外大同得勝口、河曲、包頭、托克托、陽高和天鎮等處設稅收分局、支卡,專門負責徵收東自天鎮、西至陝西神木一帶的關稅。並規定,“商人運載貨物,例需直赴殺虎口輸稅,不許繞避別口私走”。

歷史背景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清初通過康雍乾三世的休養發展,到乾隆朝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人地矛盾尖銳,大量內地貧民迫於生活壓力,“走西口”、“闖關東”、"蹚古道"、“拓北庭”、“填四川”“下南洋”和"赴金山",形成近代七股大的移民浪潮,大部分是以謀生為特點的非官方行為。“走西口”是清代以來成千上萬的晉、陝等地老百姓湧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的移民活動。“走西口”這一移民活動,大大改變了內蒙古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同時,占移民比例極高的山西移民,作為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將山西的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使當地形成富有濃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晉文化作為農耕文化的一部分,通過人口遷移,與當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豐富了中國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的惡劣迫使晉北很多人到口外謀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舊謠充分說明“走西口”者多為自然災害引起的饑民。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甚至部分地區寸雨未下。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流遷,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例如“陽高地處北塞,砂磧優甚,高土黃沙,滿目低土,鹼鹵難耕……地瘠民貧,無所厚藏,一遇荒歉,流離不堪。”在貧瘠的土地,寒冷的氣候,無川流灌溉的惡劣自然環境里,晉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奔赴口外謀生。

具體含義


殺虎關
殺虎關
從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線圖看,山西人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一條路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 古草原;一條路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蒙古。
民間所說的“走西口”中的西口指長城北的口外。走出山西殺虎口。

社會價值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艱苦奮鬥的創業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離鄉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區,艱苦創業,開發了內蒙古地區。伴隨著“走西口”移民的進程,口外的內蒙古地區以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演變為旗縣雙立,牧耕並舉的 多元化社會。在這一演變過程中,作為移民主體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由於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絕大多數,因而當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晉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說是晉文化在這一地區的擴展。
人口的流動,帶動了文化的傳播,而文化的傳播,又拉近了地區間的距離,增強了它們的認同感。“走西口”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內地的交流,進一步增進了蒙漢之間的民族感情,對我們多民族國家的繁榮穩定產生了一定的積極的影響。

移民活動


歷史上的“走西口”,亦稱“走口外”,是指山西、陝西等地民眾前往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草原墾荒、經商的移民活動。“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體位置歷來眾說紛紜,目前比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是指黃河渡口“西口”,山西二人台《走西口》中明確說到走西口路線,晉西北的河曲等地渡過黃河“西口”,從陝北府谷(古城),走入內蒙。後來“西口”指長城口,由於“走西口”的人群極為龐大而繁雜,對於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確切所指其實並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實際上也泛指秦晉各地至內蒙的各個通道隘口。
從歷史上看,地處黃土高原的山西、陝西,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是中國內地最早得到開發的地區,農耕文明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及至明清時代,因地狹人稠,加上天災頻臨,不少下層民眾盪析離居,動輒流移。而自地理環境視之,晉、陝北部為中國傳統上重要的農牧分界線,口外蒙地地廣人稀,當地人出於各種需要,主動招募內地民人墾種,而清朝政府則出於移民實邊等諸多方面的考慮,也逐漸放寬政策,鼓勵放墾蒙地、發展農業。於是,晉、陝民眾遂呼朋引類,前往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上述諸種因素的合力,遂導致了清初至民國時期,“走西口”之風愈煽愈熾。

經濟文化


“走西口”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聯繫。以山西為例,清代以來有一句諺語說:“雁門關上雁難飛,歸化圓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所謂嘴揪起,也就是餓肚子的模樣。雁門關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為山西衝要三關之冠。歸化亦即現在的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此句諺語的意思是說:歸化為商賈輻輳之地,對於山西經濟的影響極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發生大旱,對於當地社會並無太大的影響;但如果歸化一帶發生災荒,那這些地方的民眾就只能忍飢挨餓了——這當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對於口外經濟有著極大的依存度。
而對口外蒙古地區而言,內地大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較為先進的農耕技術,促進了口外農業的發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將傳統的農耕界線向北推移,使得當地單一的游牧經濟發生變化,逐漸形成了農牧並舉、蒙漢共居之鄉。而大批經商務工者的紛至沓來,則刺激了蒙古地區商業的繁榮和城鎮的興盛。“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復盛公”是山西喬姓商人的商號之名,他們之於包頭城的形成和發展,凸顯了昔日晉商與邊塞城鎮繁榮的密切關係。
此外,“走西口”還加強了蒙、漢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種交流,除了前述經濟方面的影響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當顯著。譬如,蠻漢調(又稱蒙漢調或漫瀚調),就是蒙漢人民在生產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漸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藝術風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種新民歌。而廣泛流傳於晉北、陝北、河北以及內蒙西部的地方小戲“二人台”,更是內地文化與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產物。
“二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走西口》,狀摹的是太原府女子孫玉蓮,與丈夫太春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豐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只得離開愛妻,外出走西口。該劇刻畫了一對被迫分離的恩愛夫妻,在離別之際凄苦纏綿的情景。《走西口》劇種的流行很廣,目前所見,山西、陝西和內蒙等地均有《走西口》。但就像“西口”對於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涵義一樣,《走西口》主人公玉蓮的籍貫也有不同的說法,譬如,陝西的《走西口》,就說孫玉蓮為延安府人,而不出自太原府。在《走西口》中,對情愛如火如痴的“妹妹”,千叮嚀萬囑咐,讓“哥哥”記住眼前的土窯洞、熱炕頭,牽腸掛肚又無可奈何的溫柔與煩躁,伴隨著起伏跌宕的音樂旋律,穿越了時空,聞之令人動容。這首膾炙人口的山西民歌,將男女至愛、離情別緒與人生苦情一併抒發,以凄婉的歌聲,揭開了移民史上波瀾壯闊的一頁,飽含著時代的滄桑。

負面影響


當然,也應當看到,“走西口”的移民運動,亦存在一些負面的影響。誠如西北民謠所述:“在家中,無生計,西口外行;到口外,數不盡,艱難種種。”茫茫草原、無垠沙海,內地民眾迫於生計背井離鄉“走西口”,這完全是一種自發性的經濟行為,其移民活動遂呈現出無序的流動狀態。人們為了尋找新的生計,前往口外蒙古地區發展,他們初蒞異地,其農耕活動難免帶有一些盲目性。因此,漢地農民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開發了原本不宜開墾的土地,破壞了一些天然草場,導致了部分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王振忠/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副所長)

路線圖


歷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形成兩條主要路線:一條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內蒙古草原;一條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內蒙古。民間所說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殺虎口。走出這個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攬經商天下的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區。“殺虎口”還是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殺虎口”的興衰史也反映了晉商發展興衰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