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西口殺虎口，在明代是長城要塞，名為殺胡口、殺胡堡，從這個名稱可見當時長城內與邊塞民族關係的緊張狀況。隆慶和議后明朝在長城沿邊宣府、大同、山西三鎮開設互市，大同右衛即於此時設馬市於殺胡口關城下，使之成為邊貿往來的孔道與平台。位於山西朔州右玉縣的殺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殺虎口不僅是通往蒙古，還是通往俄羅斯的重要商道。走出殺虎口，晉商們就迎來了一片新天地。從文化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遊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入清，殺胡口改名為殺虎口，因其位於西北商道的交通樞紐，順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殺虎口設稅關，次年“設監督一員，經收課稅”。此後，又在歸化城設分關，沿長城內外大同得勝口、河曲、包頭、托克托、陽高和天鎮等處設稅收分局、支卡，專門負責徵收東自天鎮、西至陝西神木一帶的關稅。並規定，“商人運載貨物，例需直赴殺虎口輸稅，不許繞避別口私走”。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清初通過康雍乾三世的休養發展，到乾隆朝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人地矛盾尖銳，大量內地貧民迫於生活壓力，“走西口”、“闖關東”、"蹚古道"、“拓北庭”、“填四川”“下南洋”和"赴金山",形成近代七股大的移民浪潮，大部分是以謀生為特點的非官方行為。“走西口”是清代以來成千上萬的晉、陝等地老百姓湧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的移民活動。“走西口”這一移民活動，大大改變了內蒙古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同時，占移民比例極高的山西移民，作為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將山西的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使當地形成富有濃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晉文化作為農耕文化的一部分，通過人口遷移，與當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豐富了中國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的惡劣迫使晉北很多人到口外謀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舊謠充分說明“走西口”者多為自然災害引起的饑民。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甚至部分地區寸雨未下。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流遷，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例如“陽高地處北塞，砂磧優甚，高土黃沙，滿目低土，鹼鹵難耕……地瘠民貧，無所厚藏，一遇荒歉，流離不堪。”在貧瘠的土地，寒冷的氣候，無川流灌溉的惡劣自然環境里，晉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奔赴口外謀生。

從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線圖看，山西人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一條路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 古草原；一條路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蒙古。

民間所說的“走西口”中的西口指長城北的口外。走出山西殺虎口。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艱苦奮鬥的創業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離鄉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區，艱苦創業，開發了內蒙古地區。伴隨著“走西口”移民的進程，口外的內蒙古地區以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演變為旗縣雙立，牧耕並舉的 多元化社會。在這一演變過程中，作為移民主體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由於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絕大多數，因而當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晉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說是晉文化在這一地區的擴展。

人口的流動，帶動了文化的傳播，而文化的傳播，又拉近了地區間的距離，增強了它們的認同感。“走西口”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內地的交流，進一步增進了蒙漢之間的民族感情，對我們多民族國家的繁榮穩定產生了一定的積極的影響。

歷史上的“走西口”，亦稱“走口外”，是指山西、陝西等地民眾前往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草原墾荒、經商的移民活動。“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體位置歷來眾說紛紜，目前比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是指黃河渡口“西口”，山西二人台《走西口》中明確說到走西口路線，晉西北的河曲等地渡過黃河“西口”，從陝北府谷（古城），走入內蒙。後來“西口”指長城口，由於“走西口”的人群極為龐大而繁雜，對於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確切所指其實並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實際上也泛指秦晉各地至內蒙的各個通道隘口。

從歷史上看，地處黃土高原的山西、陝西，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是中國內地最早得到開發的地區，農耕文明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及至明清時代，因地狹人稠，加上天災頻臨，不少下層民眾盪析離居，動輒流移。而自地理環境視之，晉、陝北部為中國傳統上重要的農牧分界線，口外蒙地地廣人稀，當地人出於各種需要，主動招募內地民人墾種，而清朝政府則出於移民實邊等諸多方面的考慮，也逐漸放寬政策，鼓勵放墾蒙地、發展農業。於是，晉、陝民眾遂呼朋引類，前往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上述諸種因素的合力，遂導致了清初至民國時期，“走西口”之風愈煽愈熾。

“走西口”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聯繫。以山西為例，清代以來有一句諺語說：“雁門關上雁難飛，歸化圓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所謂嘴揪起，也就是餓肚子的模樣。雁門關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為山西衝要三關之冠。歸化亦即現在的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此句諺語的意思是說：歸化為商賈輻輳之地，對於山西經濟的影響極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發生大旱，對於當地社會並無太大的影響；但如果歸化一帶發生災荒，那這些地方的民眾就只能忍飢挨餓了——這當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對於口外經濟有著極大的依存度。

而對口外蒙古地區而言，內地大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較為先進的農耕技術，促進了口外農業的發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將傳統的農耕界線向北推移，使得當地單一的游牧經濟發生變化，逐漸形成了農牧並舉、蒙漢共居之鄉。而大批經商務工者的紛至沓來，則刺激了蒙古地區商業的繁榮和城鎮的興盛。“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復盛公”是山西喬姓商人的商號之名，他們之於包頭城的形成和發展，凸顯了昔日晉商與邊塞城鎮繁榮的密切關係。

此外，“走西口”還加強了蒙、漢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種交流，除了前述經濟方面的影響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當顯著。譬如，蠻漢調（又稱蒙漢調或漫瀚調），就是蒙漢人民在生產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漸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藝術風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種新民歌。而廣泛流傳於晉北、陝北、河北以及內蒙西部的地方小戲“二人台”，更是內地文化與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產物。

“二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走西口》，狀摹的是太原府女子孫玉蓮，與丈夫太春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豐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只得離開愛妻，外出走西口。該劇刻畫了一對被迫分離的恩愛夫妻，在離別之際凄苦纏綿的情景。《走西口》劇種的流行很廣，目前所見，山西、陝西和內蒙等地均有《走西口》。但就像“西口”對於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涵義一樣，《走西口》主人公玉蓮的籍貫也有不同的說法，譬如，陝西的《走西口》，就說孫玉蓮為延安府人，而不出自太原府。在《走西口》中，對情愛如火如痴的“妹妹”，千叮嚀萬囑咐，讓“哥哥”記住眼前的土窯洞、熱炕頭，牽腸掛肚又無可奈何的溫柔與煩躁，伴隨著起伏跌宕的音樂旋律，穿越了時空，聞之令人動容。這首膾炙人口的山西民歌，將男女至愛、離情別緒與人生苦情一併抒發，以凄婉的歌聲，揭開了移民史上波瀾壯闊的一頁，飽含著時代的滄桑。

當然，也應當看到，“走西口”的移民運動，亦存在一些負面的影響。誠如西北民謠所述：“在家中，無生計，西口外行；到口外，數不盡，艱難種種。”茫茫草原、無垠沙海，內地民眾迫於生計背井離鄉“走西口”，這完全是一種自發性的經濟行為，其移民活動遂呈現出無序的流動狀態。人們為了尋找新的生計，前往口外蒙古地區發展，他們初蒞異地，其農耕活動難免帶有一些盲目性。因此，漢地農民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開發了原本不宜開墾的土地，破壞了一些天然草場，導致了部分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王振忠/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副所長）

歷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形成兩條主要路線：一條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內蒙古草原；一條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內蒙古。民間所說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殺虎口。走出這個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攬經商天下的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區。“殺虎口”還是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殺虎口”的興衰史也反映了晉商發展興衰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