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戒甫

譚戒甫1887年生於農民家庭。1905年考入湖南遊學預備科。1909年，考入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學習電機工程。1914年後，到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教語文課。1928年在武漢大學中文系任講師一年，后被聘為教授，講授“諸子要論”、“諸子專書研究”、“目錄學”、“形名學”。1938年9月到1945年，先後在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貴州大學、貴陽師範學院等校任教授，曾任西北大學、貴州大學中文系主任。1946年2月，到湖南大學任教授、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53年高校院系調整，調回武漢大學，任歷史系教授，著力研究先秦諸子、楚辭和金文。

他一生主要研究先秦諸子，次為楚辭、西周金文。在先秦諸子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墨辯發微》、《公孫龍子形名發微》、《墨經分類譯註》、《莊子天下篇校釋》、《校呂遺誼》等著作。他研究先秦諸子最突出的貢獻是發現形名學與墨經小取論式（近似西方的邏輯學），並對這兩個發現，在所著《墨辯》、《形名》二“發微”中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和闡述。1919年，寫出了《墨經長籠》稿本，經刻苦鑽研，又發出了形名學。他說：“形名二字的含義，若利用現代語文作解釋，是容易清楚的。因為凡物必有形，再由形給它一個名，就叫‘形名'。由是得知：形名家只認有物的‘形'，不認有物的‘實'，他以為‘形'即是物的標誌，‘名'即是‘形'的表達。物有此‘形'，即有此‘名'，由此說來，天下萬物，‘形'、‘名'二字可以括盡。故公孫龍總揭其義，叫做‘形名'，以成其學"。因此,1920年7月，譚戒甫專門研究公孫龍子，將原來輯有的公孫龍子各種材料，結合墨經進行研究。《墨辯發微》是一部研究《墨子》書中《上、下經、說》和《大、小取》等六篇辯學的專門論著。《公孫龍子形名發微》一書則是《墨辯發微》的姊妹篇，是他集中多年研究墨家、名家的心得，二“發微”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較高的學術地位。

1956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哲學研究所，他即和蘇聯科學院立約譯註墨經，1957年就完成了《墨經分類譯註》。反覆修訂過顏昌堯的《管子校釋》稿本，其中還有不少見解為郭沫若等的《管子集釋》所採用。可見，他對諸子的研究既深入，又比較全面。

他另外兩部著述《莊子天下篇校釋》、《校呂遺誼》，是自1928年起，在武大任教時的教本，幾經修改，日積月累而成。《莊子天下篇校釋》是精心之作，此書對了解當時各家學派的源流及其演變的分合，有很大的啟發。

對於金文的研究，他也花費了不少的心血。《董武鍾傳》是其最早的一篇研究金文的作品，1933年脫稿，於1936年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五卷上發表。以後，他對一些金文資料不斷地積累、研究。解放后，他由中文轉教歷史后，對西周金文的研究進一步加強，漸有成就，並擬定撰寫《西周金文綜合研究》，其中有些篇先後在《考古》、《中華文史論叢》、《西安人文雜誌》、《武漢大學學報》、《湖南大學學報》等國內報刊雜誌上發表過。他從事金文研究，力主對西周史料的某些方面，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資料對勘，加以補充修正，使學習周史者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和應用。

譚戒甫先生一生以教學為生，主要研究“先秦諸子”、“楚辭”、“西周金文”，特別對研究墨經成效很大。已出版的著作有《墨辯發微》、《公孫龍子形名發微》、《墨經分類譯註》、《莊子天下篇校釋》、《屈賦新編》和部分其它論文三十餘篇。尚未發表的部分論文或講稿有二十五篇以上。但他對史學的研究、教學直至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均是在沒有師承的情況下，靠自己的刻苦鑽研而成。

先生少時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十二、三歲肄業於先祖墓廬，所居扶南山館、青石山館。因館藏有周秦諸子書和墨子之類的書，每迂談名理處，即感難懂。十五、六歲時請其六舅顏畏庵師主講，有所進步。不久，其五舅顏息庵師從日本寄回“新民叢報”，讀後見識漸廣，並對自然科學發生了興趣。1905年十八歲時入長沙考入湖南預備科，專讀外文，數理化和“倫理學”等六門課程。1909年又考入上海郵傳部高等實業學校，后改南洋大學學習電機工程。辛亥革命爆發，投入革命而肄業。

他不滿於自己的現狀，也不滿時政，決心繼續攻讀自然科學，幻想以“實業救國”。1912年，趁湖南稽勛局選拔留學生之機，申請去德國克努伯廠學習，經湖南省政府批准牌示，但被教育司仗持權勢撤銷了，幾經爭取，終成泡影。沉重的打擊使他改變了原衷，後來他在一篇文中寫道：“從此以後，我不乞憐政府了，我即放棄原學電機工程，任教糊口，繼續讀先子諸書。”

1914年以後，他到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教英文課，又在第一師範和妙高峰中學兼課，並借空餘時間堅讀經書，逐步有所成就。1928年被楊樹達先生聘為武漢大學講師，后改聘為教授，與聞一多先生共事。聞一多先生在武漢大學主持文學院工作，要戒甫先生講授《呂氏春秋》。1938年9月至1945年，他離開武大，先後在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貴州大學、貴州師範學院、之江大學等校任教授、系主任。日寇投降后，1946年2月到湖南大學任教授、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47年10月至1948年夏，又曾兩次應聘去廣州中山大學作短期講學。1953年院系調整，調回武漢大學任歷史系教授，講授過《中國歷史文選》，也帶過研究生，並著力研究先秦諸子、楚辭和金文，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戒甫先生也曾從另一條道路嘗試過，實現為國家出力。他受辛亥革命的影響，至1938年間，還充任或兼任過光復軍司令部交際主任，湘西鎮守使署參謀、湘粵桂聯軍授鄂第三路軍總司令秘書、湘岸榷運脊嶺粵稅分局兼煤田分局局長、湖南議會編製主任、湘岸榷運總局秘書長、湖南省長公署秘書長、岳關和株洲折驗處處長、粵漢鐵路湘鄂路局秘書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路游擊司令（歸第四路軍指揮）、湖北省縣長考試委員會襄校委員、省立通俗日報總編、上海民權報及湖南公報、國民日報各翻譯員兼文藝編輯、民國日報主筆，想從另一條道路救國，但終因不遂而放棄，一心以教學為國家效力。

先生一生勤奮好學，刻苦鑽研，一些見解不但被郭沫若等先生著書所採用，還深受毛澤東讚賞與鼓勵，與毛交情甚好。曾經選為武漢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邀請參加過天安門“五一”觀禮。1957年毛澤東還邀他在自己家中作客，並多次通信給以鼓勵。1953年11月25日毛澤東親筆複信“戒甫先生：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惠書收到，滿堂教學勤懇，嘉惠後學，極為感謝，此復順致敬意。”1958年5月20日複信為“戒甫先生：惠書敬悉，極為感謝，此復順頌敬祺。”從以上保存的二封書信中可見毛對譚之尊重。1958年毛澤東到武漢，一見譚便說：“關於《哀郢》一文，已經看過，可以發表。”

戒甫先生不但對研究古歷史文學有功，並為保存歷史文學不惜代價，抗日前夕，他從別人口中得知有人從李鴻章家遺產中盜賣《四庫全書》，他花費一千塊大洋作勞資，託人以六百塊大洋成本購得此書後，怕毀於戰火，將全套書送回老家扶南山館收藏。可惜此書在土改時被當時的農會主席譚潤生以農會缺經費為名做廢書賣掉，據當時在場人及肩夫現健在者譚鳳如、譚孝時、易淑文等講，此書挑至湖泉碼頭，裝滿五條木船運往長沙變賣，在挑運中拿著做煙紙等用就毀壞不少。戒甫先生直至“文革”前夕還在給堂侄孫譚孝時寫信詳細詢問，追查此書下落，這也許是他後半生中最大的心疼。先生一生為文學事業注滿了心血，直至在去世前夕還從事寫作和研究，可謂戰鬥終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