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語言學

（Edward Sapir,Language）愛爾伍德（Ellwood）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出發，認為語言或者是人類文化中最先發生的一部分。語言有提高人們協作程度的功效，因而語言實是“心理模式”（mental pattern）（即存在心理的活動法式）傳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種文化的媒介。人類之所以會有文化，而其它動物不能有文化，其原因除腦力的差異以外，便是語言能力的有無，故語言對於文化的關係極為重大(Ellwood C ·A·,Cultural Evolution)。歐美的語言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們，如洪堡特（W ·F ·Humboldt）、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過精彩論述。這些理論昭示了語言的文化屬性或人文性，使當代語言學家反思語言研究遊離於社會，遊離於人文世界的缺陷。

學科性質、地位與意義

人類文化語言學（ethnolinguistics）是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亦稱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的邊緣化所形成的一門交叉學科，其交迭領域為“語言、思維、文化及其關係”，這是當今語言研究中最具動力和潛勢的一個探索點。

語言、思維與文化的關係，在語言思想史中又稱為語言世界觀。就西方學術而言，這個研究領域有著厚重的歷史積澱，其源頭可溯至希臘古典時期的理智活動。18世紀在啟蒙運動影響下，德、法、英等國的思想家們將語言世界觀問題推向明晰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從哲學思辯水平發展到經驗科學水平。到20世紀20年代由於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和人類語言學（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的興起，語言世界觀問題竟至成為現代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中的一個焦點，圍繞這個焦點，包括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和語言哲學家在內的廣義學術界進行了不懈的探究，這種探究一直延續到今天，所獲得的學術成就及其影響瀰漫在理論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及其眾多的分支學科中。儘管以西方為主的世界學術界對語言、思維和文化的關係進行了長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究，但由於其綜合性和複雜性，這個研究領域仍然有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困擾著相關學科的學者們，而且隨著探究的深入和擴展還會產生一些新的問題。人類文化語言學可以成為解答這些問題的鑰匙。

人類文化語言學是一門大跨度的綜合性學科，理論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以及語言哲學和語言思想史研究構成了它的基本學科扇面，而當代最活躍的幾個語言學分支諸如語用學、話語分析、跨文化交際理論、翻譯理論以及（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等，都可以從中獲得本體論和方法論資源。換言之，開展人類文化語言學研究，不僅可以直接介入語言、思維和文化這一領域，而且還可以高屋建瓴地帶動、推進和融合當代語言學分支的研究。

本課程論述文化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成果，內容涉及語言與人性、語言與認知、語言與社會、語言與歷史、語言與藝術、語言與思維方式諸方面的關係。重點論述中國語言的文化特徵。課程將引導學生拓寬語言的文化視野，了解語言的文化功能，領悟漢語的文化精神，學會從語言現象解讀社會、歷史與文化。（本課程為中文系選修課）

本課程分理論探討和現象分析兩部分。理論探討以教材《漢語與中國文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的閱讀為主，結合課堂講解；現象分析以課堂講授和討論為主。

1、結合教材內容和授課內容，完成平時作業，作業同時提交書面稿和電子稿。

2、積極參與課堂討論（討論形式：課堂發言或e-mail）。

3、期末論文就一個語言與文化的理論問題，闡述見解；或調查分析一種語言文化現象，提出見解。論文同時提交書面稿和電子稿。

1、申小龍《漢語與中國文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申小龍（主編）《語言學綱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一、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一些基本理論問題）

二、語言與思維方式（語言制約認知、漢字與認知、日語文化心理、漢英思維方式比較等）

三、語境分析（解讀生活中的性別歧視、權力關係、文革意識、格式化、平面化、庸俗化、后兒童時代等語境）

四、語言遮蔽與語言暴力（解讀我們周圍的語言遮蔽、媒體霸權、個人失語、語言暴力、“政治正確”、語言解構及語言對人性的格式化）

五、語言更新與文化更新（白話文運動、中產階級語言、黑人英語、性別語言、校園語言、手機簡訊語言、網路語言）

六、語詞的文化內涵（語言的文化義，語義的理據、氛圍、隱喻和借貸）

七、語法與文化的結構通約（漢語語法的神和形、虛和實、體和用）

八、語音的人文理據（詞音的客體音響、主體音響、衍聲象義、音律形象）

《文化語言學論綱》（申小龍）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文化語言學》（申小龍）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中國文化語言學》（申小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語言文化差異的認識和超越》（高一虹）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文化與交際》（胡文仲主編）外語教育出版社，1994

《語言、思維與現實——沃爾夫文集》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漢語語法學？一種文化的結構分析》（申小龍）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外語教學與文化》（胡文仲　高一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漢語人文精神論》（申小龍）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

《漢字人文精神論》（申小龍）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語文的闡釋》（申小龍）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人文精神，還是科學主義？》（申小龍）學林出版社，1989

《中國文化概論》（張岱年方克立主編）北京師大出版社，1996

《當代中國語法學》（申小龍）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中華文化通志？語言文字學志》（申小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語言的文化闡釋》（申小龍）知識出版社，1992

《中國句型文化》（申小龍）東北師大出版社，1988

《中國語言的結構與文化精神——申小龍論文集》　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超越語言》（魯樞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文化語義學》（馬清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漢字：漢語和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孟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語言與文化的現代思考》（申小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社區文化與語言變異》（申小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新文化古代漢語》（申小龍　宋永培主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

《申小龍自選集》　廣西師大出版社，1999

在中國，對語言和文化關係的理論闡釋，雖然未曾如西方般燦爛，但是結合文化研究語言的傳統卻是源遠流長的。例如西漢揚雄的《方言》對共時方言的調查和記載，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異，如卷四衣著，卷五蠶桑，卷十家禽等。通過卷五所記載的蠶簿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稱，可以略知蠶桑業在南方和北方的分佈情況，這為研究漢代文化地理提供了語言上的有力證據。古代的訓詁學發軔於西漢的《爾雅》與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在兩者收詞析字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爾雅·釋親》所記載的親屬關係及其稱謂，是了解古代婚姻制度與宗法制度的重要資料。又如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中概論許慎的著作“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然而，最初有意識地把中國的語言與民族文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卻是西方的學者們，例如法國的葛蘭言（M ·Granet）、馬伯樂（H ·Maspero）、美國的勞費爾（B ·Laufer），他們在本世紀初探討東方名物制度的沿革及中國與中亞西亞古代文明的互相影響關係，留下了多種有關著述。在30年代，中國的一些民族語言學家也開始對語言和文化的關係問題進行實地考察研究，羅香林、劉錫藩、徐松石三人相繼發表了重要著作。尤其是徐松石的《泰族壯族粵族考》（中華書局，1936）和《粵江流域人民史》（中華書局，1939），其中涉及到不少語言學內容，可惜由於作者不諳語言學，其所記錄的語言材料不甚精確。潘懋鼎1947年出版的論文集《中國語源及其文化》（致知書店），是一部研究詞語文化的專著。他通過對語源的考證，來研究“中華文化之發軔”、“中外文化之匯流”。

此後，我國關於文化和語言的研究成果，最為彰著的當歸羅常培《語言與文化》一書（1950，北京大學出版社）。此書雖然篇章較短，深度稍遜，仍不愧為文化語言學的“開山之作”。作者認定“這條路子在中國又是新創的方向”；並且期望“可以給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搭起一個橋樑來。”事實上，作者確實用此書對於“中國語言學的新路已經把路基初步地鋪起來了”（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可惜，在此後的30餘年，在這條通向文化語言學的途中，卻一直鮮有人跡。

80年代，絡繹有語言學者踏上這條道路，中國的文化語言學之路由此而生機蓬勃起來。在1985年第三期《復旦學報》上的《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文中，方言學者游汝傑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語言學的設想。出於革新語言學的目的，作者自覺地選擇了這條語言與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國語言的特點，從而建立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語言事實的理論。”

“把語言學和別的學科結合起來研究，從而徹底改變語言學‘不食人間煙火’的現狀。”（游汝傑《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與歷史地理學者周振鶴合作，於1984—1986年間聯名發表了五篇論文和一部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對文化語言學的創立和後來形成的研究熱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動作用。80年代中期，面對中國語言學發展舉步維艱的困窘，在學術界“文化熱”潮流的推動下，一大批中青年學者開始了對《馬氏文通》以來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傳統的深刻反思，尋覓著新的語言學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語言學的旗號之下。

其間，文化語言學由於陳建民和申小龍的加入既顯示了聲勢和實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銘《中國文化語言學辭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陳建民的研究多少循著社會語言學的路子。1987年發表的《文化語言學說略》初步提出了他對文化語言學的構想，而1989年出版的《語言文化社會新探》則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語言學觀，表現出中國文化語言學研究的另一個走向。他注重語言的交際價值和變異形式，認為從結構語言學到文化語言學的誕生，標誌著從語言結構系統的研究到語言應用的研究，從單一學科到綜合學科的發展，從小語言學到大語言學的過渡。

申小龍於1986年發表了《語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語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後，亦獨樹一幟，並帶來了一定的轟動效應。他認為中國文化語言學是歷史性的反撥，反對朱曉農等人的駁難，堅持認為漢語的“人文性”與西方語言研究的“科學主義”相對立。從哲學和文化的視點，指出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應以語言的文化功能為對象，使漢語研究回歸漢語本體，建立起真正符合漢語特性的語言學。他的理論帶來了文化語言學的衝擊波，人文學者一時貶褒不一。

80年代后的文化語言學已不復是一種美麗而蒼白的學術姿態，而是一條充滿熱情與信念的大道。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文化語言學已然經歷了十餘載的旅程，在學者們不倦的跋涉中，結出了新的碩果，開拓了新的天地。

著作頗豐氣象不凡

羅伯特·路威（Lobert Heinrich Lowie）在《文明與野蠻》（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一書中曾定義說“凡是一個人這樣從他的社會群體裡面得來的東西，統叫做它的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

論文豐富，研究專題多樣化

1994年—1997年文化語言學著作紛呈，種類繁多。一些語言學期刊和高等學校學報為此提供了研究的園地。在此期間召開的文化語言學研討會，產生了一些質量較高的論文，會後彙集出版。

第一，本土性。與以往的語言學研究不同，中國文化語言學不是承襲與照搬，而是生於中國長於中國的語言理論。其興起的內在元素，就註定了這種本土性。雖然文化語言學的產生有西方理論的淵源所在，卻決非西方原裝的“舶來品”。文化語言學的人文生態環境，研究旨趣，範圍和方法，都具賦濃厚的本土特色。從其產生看，本世紀初從《馬氏文通》開始形成的中國現代語言學，丟失了一些本應繼承的中國傳統語言學的精華，而一頭扎進西方語言學理論，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懷抱。而結構主義只注重描寫語言的形式分析、分佈分析、層次分析和分析語言內部結構的指導思想，隔斷了語言學與其它人文學科的聯繫，從而導致語言研究越來越疏離乃至隔絕於語言的人文屬性。西方語言學，是建立在與漢藏語言大相徑庭的印歐語言基礎上的，照般到中國，不免使中國現代語言學理論困惑重重，步履維艱。出於革新語言學的目的，建立中國自己的語言學，才有了中國文化語言學的聲音。從其旨趣看，文化語言學旨在結合中國的文化背景，觀照中國的語言事實，從而建立能夠較好解釋中國語言事實的理論，並且將語言學與別的科學結合起來。從其內容看，許多專題都圍繞著中國社會文化的獨特之處展開，從傳統文化到風土人情到民族心理，無一不是中國式的，尤其是對方言、漢字、傳統語言學文獻的研究形成了主流之一。從其研究者看，除對語言理論的建構興趣以外，更多地投身於專門問題的研究，對於許多具體的語言現象十分關注，往往屬意某一個中國文化的角度進行探索。因而，中國文化語言的“本土性”是始於先天，而成於後天的，混然是“土生土長”。

其二，多樣性。在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旗幟之下，各人所從事的研究對象是至為豐富的。文化內涵本身的多樣性加上中國傳統文化浩如煙海，使研究的內容呈現海納百川之勢，幾乎涵蓋了語言的各個方面：語言理論、語音、語法、辭彙、文字、語義、方言、音韻、訓詁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家庭、教育、軍事、政治、經濟、廣告、翻譯、交際等；文化的許多時空領域：文學、藝術、戲曲、音樂、民俗、宗教、神話、歷史、地理、哲學、心理等；研究者的專業也極其廣泛：語言理論、漢語方言、民族語言、外語、對外漢語教學等；涉及許多不同學科：語言學，社會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民俗學、人文地理學等。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語言層面，不同的角度，探討不同的問題，全方位地展開研究，使文化語言學千姿百態，欣欣向榮。這種多樣性，是由文化語言學自身性質決定的，多科學交叉性的研究方法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多樣性也帶來某種研究上的苦衷。游汝傑在《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指出“建立中國文化語言學的主要困難有：一是文化學所涉及的範圍太廣闊，語言學又過於專門，各方面的學識很難兼而得之。二是在人文科學中語言學的系統性最強，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語言學和其他學科結合在一起往往產生不平衡現象。儘管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可以一再深入下去，但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並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語言學常常不得不遊離出來，自成天地，其結果是語言學和文化學難以密合。在目前草創階段似乎可以分頭做成專題研究，積少成多，最後彙集成一門燦爛可觀的學問。”這正說明了當代文化語言學研究中多樣性有之，而系統性不足的原因。

其三，傳統性。當文化語言學以恢宏的文化觀照語言時，中國傳統語言學的精髓與民族文化的傳統，在現代語言學中嶄露頭角。中國傳統的語言研究，主要包括音韻、訓詁、文字研究，文學與語言結合的研究早就萌芽了。雖然由於對語言本體研究缺乏理性的科學分析，小學淪為“經學”之附庸，但其在研究音韻、訓詁、文字中，從來都是與文學、藝術、歷史、民族、音樂乃至人間萬象不相疏離的。對中國現代語言學予以深刻反思的語言學學者，在矯枉過程中，對於傳統語言學是某種程度上的回歸。當然，這決非指語言學又將重返老路子。語言學的性質地位已有根本性改變。所謂“回歸”是指在現代理論指導下，對傳統語文學著作進行嶄新的審視取捨。此外，文化語言學誕生之初，適逢“文化熱”之時，重新認識和重新評估傳統文化遂成一時之風氣。文化語言學最初的一些課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如方言和移民，造詞法和傳統文化，專名的民族文化特徵，句法和傳統文化等。這種傳統性，一方面使語言學開拓了新視界，另一方面也使語言所蘊涵的文化獲得新生。

其四，時代性。傳統性並不是排斥時代性。文化語言學沒有直接的先行者，因而，它不是對中西傳統的機械照抄，也不是對語言現狀的簡單否定，它是時代的產物，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語言學的革新勢必形成文化語言學這一新的發展視野，這首先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在學術上的閃耀。跨世紀之際，世界日新月異，事事都在求取新的生存方向，語言學在21世紀的特點將是多學科交叉研究，文化語言學正是符合這個時代主流的。其次，當代的語言現象、語言變化，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特別是在語言交際、語言交流與文化的研究上，時代性格外鮮明。

其五，實用性。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實用價值是雙重的。首先是語言的研究不復“曲高和寡”，開始與其他學科進行接觸交流，為其他學科提供服務。一方面把多種人文學科引進語言學，另一方面也把語言學引進別的人文學科，如哲學、人類學、民族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其次，現階段的研究主動地嚮應用領域邁進，試圖使語言學走出“不食人間煙火”的誤區。這突出表現在外語界研究母語交際和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導入中。文化語言學的影響對外語界、教學界的影響是顯豁而深遠的，“文化導入”、“文化揭示”、“文化融入”、“文化語言有機化合”等已成為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關鍵之一，其成果也是十分喜人的。在翻譯、廣告、交際等等社會實用性十分鮮明的領域中，文化語言學也開始結出碩果。外語、對外漢語和民族語教學和翻譯中的語言跨文化研究，如，英語教學中對漢語語言與文化和英語語言與文化的對比研究，使英語教學取得更好的效果。語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語言與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時空，全方位，多視角對比研究的重要課題，而對於影響教學及其研究的知識性文化和交際性文化，開始受到重視。於是，語言學與實際社會生活日益親近，學術研究的社會價值日益提高。

其六，溫和性。所謂溫和性，是從文化語言學研究的精神狀態而言的。現階段的研究呈現的是一種相對的平和冷靜，研究氛圍難免因此會顯得冷清一些。這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預示著一個成熟期的到來。而這又完全得益於研究者主體精神的成熟，在主觀上達到了不溫不火的境地，趨向溫和曠達，卻又執著自信。經歷過澎湃的“文化熱”和“反思熱”的人們，既懂得了學會拒絕依賴，自己行走，又領會了冷靜思索，嚴謹務實，使現階段的研究氛圍趨於客觀平和。

文化語言學，作為交叉性的邊緣學科，其涵義與界說仍具模糊性。近年來出現的與描寫語言學大異其趣的新興學科，除了文化語言學外，還有劉煥輝倡導的“言語交際學”和“交際語言學”、曲彥斌主張的“民俗語言學”、趙麗明提出的“文字語言學”、胡文仲引進的“跨文化交際學”、王德春等引進的“語言國情學”（或“國俗語義學”）等等（高一虹《我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現狀及問題》載《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文化語言學與它們的關係如何？事實上，在歷年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中，這些學科的問題一直是受人注目的。顯然，不僅文化語言學的概念不能與這些學科概念涇渭分明，而且，彼此的研究內容與方式也都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同時，文化語言學究竟是語言學的大家族成員之一呢，還是文化語言學是“大語言學”，其它分支學科都應歸為麾下，這也是迄今爭論不休的問題。甚至文化語言學本身應該是怎樣的，也各持己見，尚缺乏統一認識與明確界定。

（一）怎樣定位

文化語言學曾以其轟動效應受人注目，創造者自有真知，支持者不乏根據，反對者亦有想法。怎樣看待文化語言學，目前仍是有異見的。一方面，有人將文化語言學誇張地奉為圭皋，將以往的語言學研究全盤否定，認為只有文化語言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人視其為洪水猛獸，或睹若無物，甚至排斥這門新興學科。如今，這兩種極端見解的論爭，已漸趨平靜，但是，疑慮仍是有的，關於文化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中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確的。

屈承熹《怎樣為“中國文化語言學”定位》（《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1期）認為“辭彙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已可確定無疑。至於語法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則尚待商榷。”他的結論是，語法研究的文化語言學方法目前仍處於主觀思考階段，尚未進入科學論證階段。我們認為他的批評是中肯的，不過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決非僅限於辭彙層面，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二）性質問題

學科界定上的困惑不僅是邊界的模糊，更在於文化語言學本身的問題。文化語言學的真實意義所在給人的印象也是不明朗的。現在的文化語言學在理論上和方法上都還是比較粗疏的。文化語言學本身的語言觀、性質、對象、方法等等各方面也還不是十分清晰的。這尤其表現在對下述一個根本性問題的爭論上：文化語言學究竟研究的是語言本身的“本體論”，還是語言與文化關係的“關係論”？這是爭鳴至今的大問題。

一部分學者，如游汝傑、陳建民、邢福義，認為語言現象中有文化，文化現象中有語言，兩者互為依存，文化語言學應著眼於語言和文化的兩者關係上，探討語言和文化在不同歷史層面上的關係，包括：現代語言和現代文化的關係，古代語言和歷史文化的關係，現代語言和歷史文化的關係，語言變化和文化的變化的關係，以及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的關係。

另一部分學者，如申小龍，認為中國的文化語言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站在語言體系本身即語言內部結構的研究上，用民族文化的思維特徵觀照民族語言，概括出符合本民族特點的範疇體系，用以描述本民族語言的結構特徵，從而全面揭示同民族文化特徵相一致的民族語言的結構規律，建立起漢語語言學新體系，即所謂的本體論。他們強調語言的本體價值。

事實上，尚有另外兩種代表性的表現，其一是游移在“本體論”與“關係論”之間，兩者兼論，按需持論，或者對兩者都不否認，認識比較模糊，時而是關係論，時而是本體論，未能從根本上把握實質。其二是對文化與語言的關係這個前提就持異議，表示懷疑，認為文化與語言的關係並不十分明晰，文化在語言上的表現程度不一，很難從語言上去把握其中的文化內涵。

由於這個根本性問題的爭論，一系列問題便接踵而至。目前這個問題尚無定論，也不能硬性統一，這與文化語言學是一門新生學科有關。只有繼續以嚴謹求實的態度從事一些專題性的具體研究，才能逐漸形成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較好解釋力的範疇體系，形成系統科學的理論模式，也許到那時候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語言學界對中國文化語言學流派不同的理解與分類，不僅見於創議初期，而且如今依然如故。舉例如下：

（一）兩派說。戴昭銘在《文化語言學導論》中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認為眾多的文化語言學研究者按其理論主張和研究特色而言大體上有兩派：關係論派和本體派。前一派的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的是游汝傑，陳建民，邢福義等，后一派的代表是申小龍。兩派在語言觀，學科性質和方法論等一系列問題上各有不同見解。關係論派認為文化語言學的對象就是語言和文化的關係。邢福義等人把這種關係概括為“語言是文化的符號，文化是語言的管軌”。形成了“從語言看文化，從文化看語言”的研究模式。游如傑認為文化語言學的目標是：1在中國文化背景中研究語言和方言；2把多種人文學科引進語言學；3把語言學引進別的人文學科。本體論派認為語言“具有世界觀和本體論的性質”，語言的人文性是語言的根本屬性，文化語言學研究對象是語言的文化功能。為此，論者提出了作為描寫主義和科學主義對立面的以揭示漢語的人文內涵為主旨的人文主義方法論，在這一方法論原則下開列出的具體研究方法有：文化鏡象法，文化參照法，常態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異文化範疇借鑒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和傳統闡釋法。

（二）三派說。邵敬敏在《文化語言學中國潮》的前言中認為，中國文化語言學在其發展過程中，迅速形成了由不同理論指導的三種流派：以游汝傑為代表的“雙向交叉文化語言學”，即強調語言與文化的雙向研究，以及歷時與共時的交叉研究；以陳建民為代表的“社會交際文化語言學”，即強調從社會變異與交際功能入手，挖掘語言與言語的文化內涵；以申小龍為代表的“全面認同文化語言學”，即強調語言與文化在本質屬性，特點上高度一致全面認同，並認為語言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樣式，是對該民族具有根本意義的價值系統的意義系統。

出於對學說不同角度的理解，產生了對流派的不同分類。同時，對於文化語言學中的“分”的狀態，語言學界的態度也是不盡相同。有人聽之任之，漠然置之。有人站在超然的立場對各派進行評論，寄寓期望，如戴昭銘認為“關係論和本質論派的分歧將繼續存在，但最終可能合流。合流的途徑是互相取長補短。”意圖對兩派進行整合。也有人則主張不必問流求派，而應該多拿些實際成果出來。在今後的道路上，這些分歧將繼續存在，最終何去何從，人們將拭目以待。

任何學術不是從零開始的，成功的學科必定既有繼承和又有創新，文化語言學也應如此，但目前文化語言學研究的不足卻也在於此。文化語言學力圖用恢宏的民族文化觀照語言學，放棄了在語言學上的全盤西化，這便是繼承的開始。另一方面，文化語言學本身在理論建設、材料選取、方法實踐上的豐富多彩，正是對創新追求的結果。

然而，在繼承與創新兩方面我們仍然感到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對傳統文化和傳統語言學的繼承過於具體化、典型化，對自身理論的創新不夠系統化、縝密化。許多學者，對文化語言學的興趣過多集中於某個典範的傳統文化角度上，如稱謂、地名；某些特殊辭彙上和某些傳統典籍上，雖然寫來內容紮實，論證有據，但對文化語言學的整體理論結構並無明顯建樹，往往只是囿於具體的材料整理和考證上。有些作者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也過於狹窄，對於中華民族整體的系統的文化特點、文化心理缺少把握。這個不足若不加改進，則將造成研究上的瑣碎。也有的學者，孜孜以求與現代語言學大相異趣的文化語言學理論，卻失於操之過急，實證不夠。創新並非空中樓閣式的追求，須有紮實的根基和循序漸進的風範。在繼承和創新方面，文化語言學的道路該怎麼走，是發人深省，引人深思的。

對於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應運而生，申小龍認為，這是中國語言學由描寫型向人文型的歷史性轉折；游汝傑、戴昭銘等人一再強調說，科學分類的重要原則之一，即是把科學劃分為描寫性科學與解釋性科學兩大類，解釋性科學提供關於客體及其狀況的各方面因果關係的解答。文化語言學是解釋性的學科，而非描寫性的學科。文化語言學所要解釋的便是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因果關聯，或是某些文化現象有語言上的成因，或是某些語言現象是某種文化現象的結果，或者某些語言現象和文化現象互為因果。我們知道這種語言和文化的關係一般是很複雜的，抑或很隱敝的，而解釋不免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和直覺性。所以學者們在解釋時往往難免簡單化臆斷化的毛病。文化語言學的解釋性，為學者提供了思想馳騁的天地，但並不意味著對描寫性的揚棄。而有些學者正是過分強調了對描寫性的轉型，完全忽視了描寫性的重要，導致了對複雜情況的空泛推理，而缺乏紮實的對語言事實綜合全面的考察。今後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仍不能放棄描寫語言學這個基礎，並應帶動語言描寫的深入發展。

自覺地重視方法論的討論，重視方法的系統化，是文化語言學的特點。文化語言學是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並舉的語言學，其學科淵源上的多元性和研究對象的多樣性，決定了其方法論基礎。下面評論一些主要的研究方法。

語言之中有文化，語言也以文化為源。文化語言學對語言現象背後的文化背景進行探究，從而了解其淵源，推測其未來，這可以稱為“文化背景透視法”。這其實也正是採用者最多的一種的研究方法，並且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比如研究方言島形成的一個實例。杭州處於吳語區之中，卻是講半官話的，這一語言現象與移民史實結合了解，就會豁然開朗。南北宋之交，由於邊患，朝廷遷都臨安（杭州），大批北人移居杭州，帶來北方官話，進而形成杭州半官話方言島。

戴昭銘提出“文化符號”的概念（《文化語言學導論》）。所謂文化符號，指的是語言中的文化符號，語言作為華夏民族文化的載體，對民族文化的建構和傳承具有關鍵的作用。語言符號因著語言與文化的血肉相融性，天然地具有文化匯載的功能。而在民族的演化中，學者為了達到理論建設的需要，往往用日常的語言符號指稱特定的文化信息，而使語言符號成為文化符號。這一概念蘊涵了方法論的內容，即語言符號的文化解讀，闡釋符號的文化意義。這個方法更多地是運用在訓詁、詞義、辭彙、文字的文化解讀上，為學者們廣泛採用。

語言學者往往立足漢族文化的傳統，通過對漢語和其他民族語言在結構、語法和使用上的差異來分析產生差異的文化根源。比較之法，早已有之，然而，對語言自身或語言之外文化因素的比較，可算是較新的方法。這個方法尤其受到外語界和對外漢語教育界的青睞，運用也日益廣泛。

學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種學科引進語言學，把語言學引進別的學科的指導方法。即立足語言學，與其他學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際交流，尤其表現在方法的借鑒與習得上。這個方法的特點是多種方法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如融會語言學上的共時描寫法、歷時分析法、社會學上的社會調查法、階層分析法，以及其他學科的統計法、歷史研究法等等。這一研究方法的領域十分廣闊。語言學工作者已注意到更廣泛的交流空間，如文化人類學中的文化區、文化層、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生物學中的進化論，甚至地質學中的板塊理論，都會對我們的語言文化分析帶來莫大啟示。

對1994──1997年中國文化語言學之路的評述，不僅是為了總結成績，也是為了啟示未來。十多年來，文化語言學的路是有人走出來了，這條路對語言學來說，無論是正道，還是歧路；對跋涉者來說，無論是坦途，還是蜀道，自有實踐證明和寸心領悟。重要的是，文化語言學在中國起步了，並且已經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但它的發展還有待於更系統的理論建構，更紮實的研究實證，更廣泛的科際交流。文化語言學者，只有朝著這個方向，才能最終為中國語言學構築又一條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