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

195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讀研究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兼職研究員或教授。

1951年在重慶教育學院任教。

1952年在西北大學從事教學工作。

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為博士生指導教師曾任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

1980年晉陞為教授。

1983年9月至1985年5月任西北大學副校長。

1985年4月至1991年8月任西北大學校長。

2001年至2003年任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

現任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80年代中期以來，他主編的著作有《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學說史》《中國歷史大辭典·思想史卷》《中國儒學思想史》《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以及《陝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國歷史》（六卷本）。

自著有《顧炎武》《儒學、理學、實學、新學》《春鳥集》《中華人文精神》。並主編《華夏文化》雜誌。

作品

個人

社會影響

張豈之：現在中國沒有國學大師

張豈之登上“全球通名家講談”講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人們不要稱他為國學大師。“給我這個桂冠不適合，我達不到這樣的水平。我的老師季羨林先生，他有幾頂桂冠，其中一頂就叫‘國學大師’，季先生公開跟媒體講這個桂冠對他不太合適。我的老師90多歲了，都不敢用，我今年才80歲，當然更不能用。”

慎用“國學”一詞

張豈之曾在《人民日報》上撰寫過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沒有人號召，也沒人推動，‘國學熱’近些年悄然興起。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不研究歷史文化，不研究國學，就談不上文化的復興。所以，一定程度上，這股熱潮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意識覺醒的體現。”

而在這次演講中，張豈之則強調了他的最新觀點——慎用“國學”這一概念。“1927年，王國維先生自沉於昆明湖以後，由於學科的分類，直到現在中國沒有再產生國學大師。這不是說後人不如前人，而是說現在沒有一個籠統的國學大師了，有的可能是中國文學史專家、思想史專家，或者是中國哲學史專家、中國美術史專家等等，一個籠統的國學大師在1927年以後已經不存在了。”

張豈之還進一步提議，今後媒體也應盡量少用“國學”一詞，十七大上，胡錦濤主席的報告里沒有用“國學”，而是使用了“中國文化”這個詞。“胡錦濤主席講‘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動力，提法非常深刻。而‘國學’含義不太清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也會造成分歧。”張豈之活動照一位現場觀眾由此發問:“那麼傳統意義上的國學概念究竟是什麼呢？”張豈之用詳盡縝密的回答，將國學的起源、發展梳理了一遍。“3000年前的西周時期，沒有私人講學，教育機構全部由政府開辦，就叫做官學，也稱之為國學，所以國學的含義之一就是政府辦學。官學中沒有專門的教師隊伍，當時官吏就是老師，只有貴族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百姓連識字的機會都沒有。官學壟斷一切的局面被孔子打破了，孔子是私人辦學，只要交一定的學費，用他老人家的話來講，只要你帶一點牛肉乾，給一點糧食，我就可以教你。孔子對教育的發展影響很大，他的學生3000多人，大部分不是貴族，而是平民百姓。19世紀西學東漸，中國有些學者為了區別本土文化和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才提出國學一詞。到20世紀初，有些學者提倡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一下民族文化遺產，稱之為整理國故，因此清華大學1925年到1929年創辦了國學研究院，吳宓在國學院開學典禮上給國學下定義——國學者，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體。”

從“仁”到“和”要在一個多小時內講清楚中國文化，實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張豈之從這個大命題中拎出了兩條主線，儒家與道家。張豈之認為，《論語》和《道德經》是中華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兩部著作。張豈之把1.2萬多字的《論語》歸結為兩個字，“人學”。張豈之這樣解釋:“《論語》的中心就是一個：怎麼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人怎樣才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君子？”

孔子曾為自己做如下總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對自己人生的描述，成為後世劃分人生的標準。張豈之這樣分析:“孔子十五歲就立志學習，成為君子；到四十歲才不搖擺、不動搖；‘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事物發展軌道，即規律性，這個時候才知道事情是怎樣發展的；六十歲什麼話都能聽得進去，無論批評還是表揚都覺得對自己有好處。”說到這裡，張豈之話鋒一轉，“古人六十已經是高齡了，相當於現在的八、九十歲，我今年八十歲了，耳朵仍然不順，我喜歡聽好的，不喜歡聽不好的話。我達不到孔子的境界。”

儒家一個重要的價值觀是“仁”，孔子曾用四個字對學生解釋“仁”的含義：仁者愛人。具體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做到這一點還不夠，真正的君子要“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你自己要站住腳必須使別人也站住腳，你自己要發達，也要讓別人把事情做成功，這是君子應有的氣度與胸懷。如果說“仁”是孔子對君子修養的一個基本要求，那麼他的進一步要求就是“和而不同”，這也是孔子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價值觀。張豈之這樣解釋:“不同的方面相互結合，叫做和；沒有其他東西結合，單一的東西就叫做同。‘和而不同’與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一個含義，這一概念在國外受到熱烈歡迎。”

道家和儒家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產生和發展。老子的著作《老子五千言》，也稱為《道德經》，裡面闡述的最重要的概念只有一個字，“道”。張豈之很形象地解釋說:“道，在春秋末期即指道路，引申下來就是規則、規律。天地從無到有，天地中間這一塊空間，老子為它取名為‘無’。‘無’沒有形象，不確定大小，相當於量子力學中的‘不確定性’，萬物便從這不確定中慢慢產生。”老子這樣描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張豈之認為老子從這樣的推論中告訴人們，天道是自然而然的，人應該學習天道，讓生活也變得自然而然。道家的思想在後世被尊奉為智慧的最高境界，並在不斷地與儒家思想互相滲入，構成中國文化的主幹。

警惕國學娛樂化

隨著中國傳統文化逐年被人們重視，這方面的書籍和傳播渠道也越來越多樣化，有觀眾現場向張豈之提問，用什麼方式可以讓中國文化得到更好的傳播，怎樣才能讓國民將中華文化的精髓延續下去？

張豈之認為，今天光靠書本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大眾的需要。在大學里開設中國文化課，是培養青年人文化觀念的一種手段，但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接觸傳統文化最便捷的渠道是媒體。媒體用各種電視節目、影視作品、網路信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速度。但讓張豈之憂慮的是，如果傳播的內容不加規範，國學也可能會淪為一種文化快餐，“文化快餐雖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深度的理性思維，僅僅停留在了表層的視聽享受上。長期吃這樣的‘快餐’，觀眾就會營養不良。因此，媒體開設國學的欄目，既要有講故事的能力，也要具備對史料的深刻理解，只有這樣，對歷史的闡釋才能經得住歷史的檢驗。”張豈之講話的照片張豈之的憂慮不無理由，事實上，國學熱固然是好事，但也暴露出問題。

此前曾有學者分析，這股熱潮反映出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人文教育的缺失，這使得人們渴望彌補自己在文化經典方面的不足，當然，大家希望補充速度越快越好，這就直接導致了書市的一個現象：解讀經典的書熱銷，經典書籍的銷量卻十分平淡。對國學的過度娛樂化解讀，弊端更加明顯。從“脫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推論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因為“冷月葬花魂”，推論林黛玉是沉湖而死，諸如此類，嚴謹的考證成了書面的文字遊戲，趣味化開始劍走偏鋒，以致走火入魔，這種傾向值得警惕。

張豈之希望從事中國傳統文化推廣的人們，“多做點踏實的工作，少點浮躁與喧囂，國學復興的步伐，可能會走得更好”。

歷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歷史學科組成員、國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陝西省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協會副主席、陝西省科技史學會名譽理事長、陝西省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

陝西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等。